紅色警衛鄔吉成的難忘歲月

鄔吉成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多次為來華訪問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擔任衛士長,長期從事中央核心和高層外賓的警衛工作。

他見證了護衛領袖和國賓的工作中鮮為人知的細節,目擊了中國政壇的風風雨雨,深切感受了一代偉人的風采。

通過鄔吉成的回憶,一幕幕紅色往事展現在世人眼前。

從晉綏邊區到北平

1945年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中央保衛部門決定從晉綏軍區各部隊抽調一批軍事過硬、政治思想可靠的人員,補充和加強會議的警衛力量。

鄔吉成被選為其中一員,他回憶說:「當時我們晉綏六分區忻崞支隊剛剛打完山西寧武縣東南的一個日軍據點,正在做戰鬥後的調整,我突然接到去軍區學習的通知。

去到駐在興縣蔡家崖的晉綏軍區後才知,真實目的是要送我們到延安保衛毛主席、黨中央。

」七大的保衛工作結束後,鄔吉成被選為中央警備團警衛戰士,分配到中央警備團1營1連(手槍連)2排,從此留在了延安。

中共七大召開前,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央社會部、中央警備團專門研究了警衛工作,做了細緻的部署。

就在這次警衛任務中,鄔吉成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

「那天上午,我正在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外面值勤,遠遠地看見一輛小車自棗園經延河大橋開過來,車子在我不遠處停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從車內出來。

仔細一看,發現他的樣子與獎章上的頭像一樣。

」

1947年3月11日至18日,蔣介石將其三分之二的空軍轟炸機都投入到對延安的轟炸中。

當黨中央作出撤離延安的決定時,中央警備團的許多指戰員難以接受:延安是我們的首都呀,怎麼能輕易地讓給敵人呢?我們要與延安共存亡,堅決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決不讓胡宗南占領延安!

毛澤東耐心地說服大家說:「蔣介石打仗是為了爭地盤,占領延安,他好開大會慶祝。

我們就給他地盤。

我們打仗是要俘虜他的兵員,繳獲他的裝備,消滅他的有生力量,來壯大自己。

」毛澤東還說:「蔣介石占領了延安,『雙十協定』就被他撕毀了,他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

我們撤出延安,意味著我們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國!這就是戰爭的轉折點……」

鄔吉成回憶:「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總以及第二縱隊司令員王震等是最後走的。

毛主席、江青和警衛排長閻長林及幾個警衛,坐一輛吉普車；周副主席和他的幾個警衛,坐另一輛吉普車。

我所在的班,成為保衛毛主席的兩個班之一。

我們乘坐一輛美國造的中型吉普車,另一輛帶拖斗的小吉普車緊隨我們之後。

」

不久,中共中央前委、後委、工委在西柏坡會合,自陝北棗林溝會議後分散的中共中央5位書記重新聚在一起。

在西柏坡,中共領袖的警衛班子進行了調整,成立了警衛處,由汪東興任處長。

「我被調到了毛主席的警衛班,班裡有十五六個人」。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入住香山雙清別墅。

鄔吉成所在的中央警備團團部駐在香山的臥佛寺。

為了保密,香山所在的中央機關對外稱為「勞動大學」。

整個「校園」內部的保衛工作由中央警備團負責。

鄔吉成說,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在香山附近,許多重要活動又必須在城裡進行,於是香山一帶以及從香山進北平城內的沿線成為了警衛工作的重點,由第47軍207師派出2個團6個營的兵力負責。

此外,以華北軍區高炮2團1營3個連的12門高炮和12挺高射機槍設防,保衛香山上空,防止敵機襲擾；北平市公安局負責香山周圍和香山至頤和園、西直門的便衣警衛。

出於對警衛範圍的擴大、工作的加重,以及北平城市的公安工作等統籌考慮,以中央警備團為基礎,擴編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2師,師長劉輝山、政委張廷楨、副政委張耀祠。

鄔吉成被任命為新5團2營某連副連長。

此時的北平並不太平。

傅作義的軍隊雖然在城外進行了改編,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卻趁機潛伏了下來。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鄔吉成所在的防區為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線,他們每天都要做嚴密的防備巡邏。

10月1日凌晨5點,整個天安門廣場、城樓下、金水橋後、東西觀禮台,包括後來的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廣場向南到前門箭樓,紅牆中間的松樹林地帶,全部嚴密警戒,並封鎖各路口,禁止任何車輛和行人通行。

每個幹部和警衛戰士,深感責任重大。

鄔吉成所在的新5團在外圍處於一級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執行緊急任務,白天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情況。

但我記得在那天晚上,八寶山方向突然傳來零星的幾聲槍響。

團里立即派了一個排前去搜索,到了現場沒有任何發現,估計是特務搗亂」。

這一天,開國大典順利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

見證「改變世界的一周」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總統尼克森致力於調整其亞洲政策,開展「均勢外交」,多次作出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的姿態,以增強美國對付蘇聯的力量。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

「剛剛在釣魚台國賓館5號樓安頓下來,基辛格等人即得知周總理下午3點要來賓館會晤。

他顧不上休息,把隨員拉到院子裡面,以散步為由商討有關問題。

此後,他們始終採取這種方法商量問題,哪怕晚上,仍堅持要在外散步。

在室內偶爾交談時,也要打開收音機,放大音量。

」鄔吉成認為,他們是害怕交談的內容被竊聽。

以基辛格為「先導」的中美高層第一次接觸會談,是在嚴格保密和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

基辛格等在北京停留了48小時,同周恩來的會談就用了17個小時。

7月15日,一份「讓全世界都震驚」的公告,由中、美雙方同時向外界發布。

美國時間的晚上7點,尼克森總統突然出現在電視螢幕上,他笑容可掬地對美國觀眾說:「我要求占用今晚的這段時間,是為了宣布我們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我現在宣讀的公告將同時在北京和美國發表。

」公告中說:「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亨利·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

獲悉,尼克森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

尼克森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美國總統理察·尼克森的專機「空軍一號」在北京東郊機場準點著陸。

尼克森一行剛剛到達釣魚台國賓館1小時後,周恩來告訴基辛格,毛澤東主席要在中南海會見尼克森。

尼克森一行立即前往中南海。

由於行動匆忙,尼克森和他的隨從忘記招呼保管核密碼箱的副官,而將核密碼箱留在了總統的住處。

讓總統遠離核密碼箱,這在二戰後的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

自「文革」開始後,毛澤東的接見通常是安排在外賓臨走的前一天。

恰恰由於毛澤東這個意外的決定,我方還沒來得及事先和負責尼克森警衛的官員打招呼,甚至連美國國務卿羅傑斯都被排除在外,幾輛負責接送的車子,悄無聲息地就把尼克森、基辛格等人拉到了中南海。

當美國客人進入毛澤東的寓所後,毛澤東開場道:「今天談話的範疇由你事先定的,談談哲學。

」後來,尼克森把話題轉到越南和台灣等具體問題上,毛澤東當即制止:「這些問題我不感興趣。

」他指了指周恩來說:「那是他跟你談的事。

」

同尼克森的會談原定10分鐘,由於雙方談得盡興,不知不覺1個小時過去了。

在會談中,尼克森讚嘆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毛澤東卻淡淡地答道:「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

談話結束時,尼克森說:「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說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裡是冒了很大風險的。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決定。

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論,知道你善於掌握時機,懂得只爭朝夕。

」聽到譯員譯出自己詩詞中的句子,毛澤東露出了笑容。

說完這句話,尼克森起身告辭。

臨別之際,尼克森握住毛澤東的手說:「我們的會面改變了世界。

」

這天晚上,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

據鄔吉成回憶:「在國宴上,美國人大都不會使用中國人習慣用的筷子,只好拿著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對付中餐。

唯獨尼克森不同於他人,不緊不慢地用筷子夾取美食。

」原來,為了這次訪問的成功,尼克森費了一番心思。

為了表示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他在出訪前苦練用筷子進食的技巧。

然而,在場更有心機的當數加拿大《多倫多環球報》駐北京記者伯恩斯。

宴會結束,尼克森剛起身離席,他便快步走到尼克森的座位旁,一把將尼克森用過的筷子揣入懷中。

據傳後來有人願出2000美金買那雙筷子。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周恩來和尼克森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進行了5次政治會談。

2月26日,尼克森在周恩來陪同下,乘坐中國領導人的伊爾-18渦輪螺旋槳專機前往杭州。

鄔吉成說,事先在雙方就尼克森訪華安全問題談判時,美方曾提出總統在中國去杭州和上海訪問時,要乘坐美國「空軍一號」總統座機,而周總理說服道:「中國有句俗話,客隨主便。

尼克森總統既然訪問中國,應該乘坐中國人駕駛的專機。

你們說美國總統過去沒有乘坐過外國飛機,這次到中國來坐一坐,體會一下也很好嘛!我們飛行員的技術也不錯。

你們儘管放心。

如果你們覺得不放心,我陪總統先生一起乘坐。

」話已至此,美國人再不好推辭。

鄔吉成還回憶,為了保證尼克森在杭州的安全,我方還專門從北京空運了兩輛紅旗防彈汽車到杭州進行護衛工作。

1972年2月28日,作為中、美關係重要里程碑的《中美聯合公報》正式簽定。

尼克森在歸國前的告別宴會上高舉酒杯,躊躇滿志地說:「我們在這裡已逗留了一周時間,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

鄔吉成說,自己有幸見證了「改變世界的一周」。

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美、中、蘇三角外交的態勢開始形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決定國際形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979年,鄔吉成被調到安徽省軍區任副司令員,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紮實工作,為安徽省軍區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2年8月離休後,在積極參加政治學習、社會公益活動和扶貧工作的同時,他仍念念不忘在毛主席身邊從事多年警衛事業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