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我眼中的歷史「（八）春秋的「超級大國」——晉國」

齊桓公稱霸的中後期，中原的晉國迅速崛起，齊國霸權衰落後，晉國迅速接起了「霸王旗」。

這一接，就是整整的八、九十年。

可歌可嘆矣！

話說晉始封都於唐（今山西太原縣背面），位於汾水的上游。

後遷都於絳。

經過了三百多年的發展，公元前745年，晉君把絳的西南兩百多里外的曲沃分給了他的兄弟，建立了一個強宗。

此後晉國實際就一分為二，產生了曲沃勢力與晉「中央勢力」的對抗。

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滅晉後，通過賄賂周天子獲取正式的冊封。

受封后兩年，武公卒，其子獻公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晉獻公。

其即位時間是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50年，這二十六年的統治，使得晉國煥然一新。

晉獻公繼位後，大致做了如下幾個方面的事：其一，翻新晉都絳，修整鞏固了都城的城郭；其二，擴軍，將軍隊擴充為二軍；其三，滅掉霍、耿、魏、虞、虢等晉國周邊的小國，使晉國占領了整個汾水領域，並且將領土擴展到黃河以南部分地區；其三，也是晉獻公在「政治機構體制」上進行了整合，武公以前的晉氏族基本剷除乾淨，曲沃這邊的氏室也進行整合，最後晉國的公族只留下了他的一些兒子的勢力。

我們說晉獻公的這三件大事是「幹得相當漂亮」，使得晉國從三百年的內部分裂、紛爭中解脫出來，為下一步理政強國奠定了一定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

及獻公晚年，其沉迷女色，不大振作，寵幸驪姬，廢嫡立庶，先後繼承他君位的兒孫又都是「下等材料」，釀成身後一場大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驪姬之亂」。

《春秋左傳》、《國語.晉語》、《史記.晉世家》對「驪姬之亂」描寫得非常具體和詳實。

好在歷史最終選擇了公子重耳繼承晉國君位，也即晉文公，晉國方始稱霸中原。

在以後的讀史專題中，還將對「驪姬之亂」進行討論和總結。

晉文公重耳是獻公與狄女所生，驪姬之亂時逃出晉國在外漂流了整整十九年，周曆八國，備嘗艱難險阻，到六十多歲才得以繼位。

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流亡的十九年，走過的「路」何止萬里？！也正是如此，鍛鍊了重耳的政治膽識，使得他在位不足十年，卻將晉國治理成為了中原的霸主。

這十九年，也讓晉文公和其幕僚們深刻體會到王位的來之不易，因此倍加珍惜，即位之初便全身心投入精力，採取了諸多的治國善策。

具體來說，有如下幾點：一是尚賢，在周原來的分封制下，只能以血緣親疏關係來確定一個人的政治地位，晉國為官的一直都是宗族、都采世襲，晉文公打破這種常規，效法齊桓公重用管仲的做法，將身邊有才有德的幕僚，諸如趙衰、狐偃、賈佗等棟樑之才予以重用。

二是賞功，即賞賜有軍功的人，賞賜曾經隨他流亡和支持他上台有功的人，功勞大的賜地，功勞小的加官爵。

晉文公是個禮賢下士的人，這個優良的品質使得流亡的時候很多賢能人士能甘心跟隨，給他出謀劃策、給他以鞭策和鼓勵，他們在關鍵時刻總能協助晉文公一起準確地分析國內形勢，做出正確的決策和決定。

流亡之中，晉文公先後到了齊國、楚國、秦國等大國，並和這些國的國君保持了相對良好的關係，其保證了晉文公即位之初晉國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這些幕僚們在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可謂功不可沒。

史書記載這這樣一個故事：曾經有個跟隨晉文公四處流亡、負責做飯的人嫌給自己的封賞小，晉文公對他說：「用道義禮儀來輔佐我的，我給他最高賞賜，比如狐偃、趙衰；冒著箭矢立下汗馬功勞的，我給他一等賞賜，比如魏；違逆我的意願、多次舉發我的過失，我給他末等的賞賜。

至於你這種勞力之人，要在末等的末等。

」周天子的史官聽到這件事，說：「晉文公大概會成就霸業吧！從前聖王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把力量放在其次，晉文公也是如此啊！」

以上兩點是晉文公對人才的使用，關於治國理政方面，《國語.晉語》還用了大量篇幅記載了晉文公廢除舊債、輕徭薄賦、鼓勵農商、籠絡貴族、教化民眾等一系列措施，與當年管仲輔佐齊桓公一樣，在圖求復興和稱霸之前，重點解決「內部問題」，使民眾安居樂業、使經濟快速發展。

短短几年時間，晉國已經是「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經過晉文公的勵精圖治，晉國已經國富兵強，開始圖謀中原稱霸。

晉國的稱霸模式與齊國的稱霸雖然都遵從「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但齊國主要是「外交稱霸」，而晉國的稱霸是以武力和外交並重，是屬於「外交策略下的戰略形態」，致力於「硬碰硬」，其主要對手就是楚國。

首先，晉文公利用東周內亂，周襄王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帶造反的機會，聽從趙衰的建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

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於天下。

方今尊王，晉之資也。

」（《史記.晉世家》），晉國趕在秦國之前派出軍隊，評定了東周的內亂，勤王成功。

周襄王親自接待恩人晉文公，作為酬謝，還從東周王室少得可憐的地盤上，劃出河內、陽樊之地歸屬晉國，使得晉國的東南疆域擴展到了黃河北岸。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意義上的內亂、窩裡斗，得好處的總是外人。

從夏、商、西周，到東周時期，挑起內亂和窩裡斗的，總是統治者之間權和利的爭奪，或者是統治者加大對民眾的剝奪。

晉文公打著「尊王」的旗號，通過實實在在的「入王」幫助周襄王復國成功，成就了晉文公稱霸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應該是「攘夷」。

應該說，齊桓公在稱霸的過程中，無論是尊王還是攘夷，都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齊桓公和管仲在戰爭中採取的是「欺軟怕硬」的策略，用管仲的話說，就是「霸王之形，德義勝之」（《管子.霸形》）。

所以，儘管管仲吹噓，憑藉他組織的三萬大軍，「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御也」，但除了和魯國之間發生過一定規模的戰爭外，齊國軍隊其實沒有打過一次硬仗，數得出來的像戰爭的，也就只有三次而已。

第一次發生在齊桓公二十三年，即「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史記.齊太公世家》），其實並沒有和山戎交戰，只是把一個弱小的孤竹國給滅了，大軍還迷了路，索性管仲讓一些當地老馬領路，這就是著名的「老馬識途」的故事。

孔子還誇大其詞地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第二次發生在齊桓公二十八年，齊國平定衛國的「狄亂」，戰爭規模微乎其微。

第三次發生在齊桓公三十年，齊國攻打蔡國後，帶領「諸侯聯合國軍」順勢進兵楚國境內，楚國不是嚇大的，舉兵應戰，楚國一硬，齊國就軟了，於是拋出「包茅之貢」、「周昭王南征在楚國地盤遇難」，要求楚國拿出說法的避重就輕的「外交辭令」。

為什麼說齊國提出的問題是避重就輕呢？原因是當時的楚國已經吞併了幾十個諸侯國，一步一步由長江流域向黃河流域推進，而且公然成王，所以比起「山戎」、「西戎」、「犬戎」等，楚國才是對中原各諸侯構成最大威脅的「蠻夷」。

但是齊國避重就輕，談判簽訂完「昭陵之盟」後灰溜溜地撤兵而去。

但是，要阻止楚國的北進、威脅中原各諸侯國，顯然談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該打的時候還是得打！齊桓公沒做到的，誰來？晉國來！！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許等國軍隊圍攻宋國的商丘，宋國向晉國求援。

晉國抓住這個時機，立即進行戰前準備，晉文公採用了大夫狐偃的計謀，決定進攻依附楚國的曹、衛兩個小國，迫使楚國北上救援，以解商丘之圍。

公元前632年，晉文公率軍南渡黃河，侵入曹國，接著又攻入衛國，取五鹿邑，同年三月攻入曹國，攻占其都城陶丘。

然而楚成王不為所動，反而加緊進攻商丘城。

此時，晉文公採用先軫的建議，先讓宋國用土地賄賂齊、秦兩國，請兩國出面勸楚撤兵。

同時，晉國將占領的一部分曹、衛土地補償給宋國，楚國拒絕齊、秦的調停，使得惱羞成怒的齊、秦兩國發兵，形成了晉、齊、秦三強聯合抗楚的局面。

楚成王見中原局勢發生逆轉，擔心秦國乘機南下功楚本土，便下令撤兵，但剛愎自用的子玉還不甘心，試圖率部扭轉戰略態勢。

但這時強弱已經易位，已掌握戰爭主動權的晉文公誘使楚軍北上決戰，子玉果然中計，其不顧楚成王的告誡，忿然率楚軍與晉軍決戰，遭到了晉軍毀滅性地打擊，子玉自殺。

這就是春秋時期著名的「城濮之戰」。

此戰在軍事上奠定了晉國在中原的霸權地位，從此開啟了晉國與楚國長期的爭霸格局。

城濮之戰後，晉文公為周襄王在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建起一座行宮，並舉行盛大儀式，在政治上正式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

周襄王正式冊命晉文公為伯，確定了晉國在各諸侯國的霸主地位。

這種榮譽，卻是齊桓公沒有享受到的。

我們細細品味司馬遷的《史記.晉世家》並對照《春秋左傳》可以看出，雖然孔子將晉文公稱作「譎而不正」，是個「奸雄」一類的人物，他有心機、有手段、善於把握時機，也善於駕馭人才，但不是什麼道德崇高的主。

也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掌權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使晉國的地位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並給晉國留下了日後八十餘年的霸主余勁。

司馬遷欣賞這位由逆境中奮發進取，終於獲得成功的英雄人物，以及他在處理內政、外交、軍事等諸問題上既重視「道德鼓吹」，又嫻熟運用權謀的文韜武略。

應該說，司馬太史公不守孔子的舊教條，敢於衝破儒家的牢籠，表現了其嶄新的政治思想境界。

《史記》無愧「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譽！

晉國稱霸中原八十餘年，始終壓制著楚國的崛起，那麼楚國又是如何稱為春秋第三位霸主的呢？

請看下篇：「一鳴驚人」的楚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