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劉周朱陳林鄧」的格局是怎樣形成的？

文/水新營

「文革」前，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一度形成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的領導集體格局，這個格局是對中共歷史上五大書記格局的演進和發展，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其中的成員不僅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在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革歲月中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毋庸置疑，這個領導集體成員中後來也出現了如林彪那樣的異類。

本文結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設立和演變過程以及毛澤東等七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任職情況，披露「毛劉周朱陳林鄧」格局的形成過程及前前後後的相關情況。

周恩來、陳雲、毛澤東先後較早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在中共建黨之初，由於黨員與地方組織數量都比較少，中央機關設置也比較簡單，並未設立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

中共四大後，全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

到1927年4月，中共黨員數量已達到57000餘人。

隨後的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會議決定正式設立中央政治局，並首次設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共五大後修改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組織中央政治局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組織中央常務委員會，處理黨的日常事務」。

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後又增補瞿秋白、譚平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

陳獨秀繼續被選為中央總書記。

在「毛劉周朱陳林鄧」七人中，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央軍事部部長；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時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劉少奇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朱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團長，併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長；陳雲時任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共總支部幹事兼發行所分支部書記；林彪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連長；鄧小平時在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所屬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處長，並任校中共黨組織書記。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周恩來被任命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恩來可以說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七人中進入中央（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第一人。

畢竟，臨時中央領導機構也是得到共產國際的正式批准，在當時是合法有效的。

南昌起義失敗後，在「八七會議」上組成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周恩來被排斥出中共核心領導層，僅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同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重新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向忠發、蘇兆征、周恩來、項英、蔡和森等五名正式成員和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等三名候補成員共八人組成。

向忠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

在「毛劉周朱陳林鄧」的其他成員中，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他和朱德、林彪等正在井岡山從事武裝鬥爭；劉少奇時任中央審查委員會書記，中央審查委員會履行原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職責，由於中共六大過分強調「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劉少奇未能當選中央委員；朱德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陳雲在家鄉江蘇省青浦縣從事農民暴動，時任中共松（江）青（浦）金（山）縣委負責人；林彪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二十八團營長；中共六大召開時，李維漢、任弼時留守上海，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留守中央日常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擴大）在上海召開。

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王明（後補入）。

9月，王明隨米夫赴蘇聯前，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盧福坦為常委。

陳云為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兼任中央特科書記。

1932年3月後陳云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陳雲是在「毛劉周朱陳林鄧」七人中，第二位擔任中央（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導人。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會上改選了中央政治局。

全會選出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央書記處（實際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推舉由博古主持工作，負總責。

全會選出的書記處成員有多種版本。

依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的資料，包括秦邦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洛甫）、陳雲、陳紹禹（王明，在蘇聯）、張國燾（在川陝蘇區）、項英等七人。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設立的中央書記處的職權相當於中共五大、六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那時候通常把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混用,其成員有時稱書記,有時稱常委。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中央書記處書記）。

至此，周恩來、陳雲、毛澤東三人進入了中共核心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在「毛劉周朱陳林鄧」的其他成員中，朱德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劉少奇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五軍團中央代表；林彪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客觀地講，鄧小平此時所擔任的中共中央秘書長和1928年左右的那次所擔任的中共中央秘書長一職，從職責、規格等方面來看，和建國後他第三次擔任的中共中央秘書長一職還是有較大的區別。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

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成為中共五大書記中的成員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1936年6月16日，在陝北的中央書記處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稱「現時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丹（張浩、林育英）、德懷。

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

此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成員中，陳雲於長征途中被派赴蘇聯，王明早已在蘇聯，張國燾隨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項英留中央蘇區。

同年12月初，張國燾、朱德、任弼時等抵達保安，同中共中央會合。

此後，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包括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博古，由張聞天負總責，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工作。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受共產國際的派遣乘機到達延安。

中共駐新疆代表陳雲同機到達。

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

在「十二月會議」上,重新明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等九人組成。

還決定增補王明、康生和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同時，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新按照中共六大的黨章規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設有政治局常委會，作為在中央政治局閉會期間「進行日常工作」的領導機關。

但同時又存在著在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書記處，組成人員又均是中央常委。

此時的中共中央將中央書記處與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視為「一套人馬的兩塊招牌」，在名稱上仍時常混用。

此後，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有中央書記處，機構並存，人員多有重合。

不過，這種二位一體的機構在形式上還是「內外有別」，從修訂後的《張聞天年譜（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顯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進行會議和決策，對外發布則多以中央書記處名義。

這種書記處、常委會混用稱謂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中央六屆六中全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

全會作出的《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成為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明確規定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性質、任務、職權、紀律等的決議。

《決定》中提出用「中央書記處」取代了中共六大黨章規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

全會期間，張聞天曾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

但當時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不主張提這個問題。

會後，張聞天開始「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地點也由他住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調整精簡中央機構，並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分工。

《決定》明確：中央政治局負責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領導整個黨的工作，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

中央書記處則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負責組織政治局決議的執行並檢查其執行情況，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

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還作出重要人事安排，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

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主席為毛澤東。

書記處會議不固定，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這樣，毛澤東就第一次在組織形式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中的第一把手。

同時，劉少奇第一次進入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層。

以這次組織調整為標誌，曾作為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以及王明等正式離開中央書記處。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期長達11個月。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央書記處的提議，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等五人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

主席團在全會期間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原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履行職權。

五人主席團也可以說是形成了後來「五大書記」的雛形，只是排列順序有所不同。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

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在主席台上。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

會議通過的黨章取消了有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設置而代之以中央書記處。

中央書記處的產生辦法及地位、職能第一次從黨章上得到明確。

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在隨後舉行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

會議同時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五大書記」。

此次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在「毛劉周朱陳林鄧」的其他成員中，陳雲排在非中央書記處成員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第一位，不久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委）。

林彪、鄧小平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林彪時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因身體原因，他一直處於休養半休養狀態，先後由陳光、羅榮桓代理師長）、抗大總校校長（徐向前代）；鄧小平時任北方局代理書記、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主持在華北的八路軍總部工作。

至此，「毛劉周朱陳林鄧」等七人都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毛劉周朱陳林鄧」的領導集體格局正式形成

中共七大後,中央書記處實際上起著中央最高領導和決策機構的作用,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共八大。

解放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書記處領導全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建國以後,又繼續團結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圓滿地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各項工作和任務。

建國初期，中央書記處進行一些人員更替和補充。

任弼時從1949年4月起就因病休養，後又赴蘇聯治病。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批准陳雲代理中央書記處書記。

同年10月，任弼時逝世後，陳雲正式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最高層仍然保持「五大書記」的格局。

而這「五大書記」，就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中的前五人，不過排名順序上還略有區別。

作為已奪取全國政權的執政黨，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異常繁重。

為適應新形勢下的中央日常工作需要，1954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組成秘書長工作會議，代中共中央處理日常工作，以減輕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擔，鄧小平擔任中央秘書長。

1955年4月4日，中共七屆五中全會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至此，「毛劉周朱陳林鄧」等七人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對黨的組織和領導體制進行了重大調整。

最重要的變化就是重新設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替代原來的中央書記處，也可以說是把原中央書記處改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原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都成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

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當選為副主席。

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六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林彪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還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林彪在八屆中央政治局的排名相當靠前，僅次於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非常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位。

中共八大實際上已確立了「毛劉周朱陳林鄧」領導集體的基本格局。

從較好發揚黨內民主的中共八大選舉看，「毛劉周朱陳林鄧」等七人也得到全黨的充分認可，他們均排在中央委員得票的前九位。

中央委員得票前九位的另兩人為延安「五老」中的「兩老」：林伯渠、董必武。

首次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鄧小平更是得到全黨的高度認可，他在八屆中央委員選舉中，得票由七大選舉時的第二十八位上升到第四位，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排在朱德、周恩來、陳雲、林彪等人之前。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和中期，林彪由於身體等方面的原因，雖然他在十位元帥中是最年輕的，但一直比較消沉。

從1958年起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也由於身體狀況有所好轉，開始逐漸活躍起來。

同年5月，他參加中共八屆五中全會，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

至此，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七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為標誌，「毛劉周朱陳林鄧」領導集體的格局正式形成。

◆1961年1月，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

主席台左起：陳雲、周恩來、劉少奇、毛澤東、朱德、鄧小平。

在「毛劉周朱陳林鄧」的領導集體格局存續期間，是一個艱苦創業、艱難探索的年代。

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歷盡艱辛曲折後，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是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共有七千多人，因此這次大會又稱「七千人大會」。

在黨中央集體的領導下，會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團結和動員全黨齊心協力為戰勝嚴重困難而鬥爭的巨大作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8月1日至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十一人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名列第二位。

全會沒有選舉中央副主席，但會後不久，林彪被宣布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人事調整，也意味「毛劉周朱陳林鄧」的領導集體格局的終結。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歷經屈辱，病逝於開封；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蘇聯，於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1976年1月起，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三人先後不幸離世。

粉碎「四人幫」後，「毛劉周朱陳林鄧」中只有鄧小平和陳雲了。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們倆默契配合，相互合作，同心協力，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互相支持，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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