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舐犢情深在作文

文/姜野軍

曾國藩是晚清「中興名臣」，更是文章大家。

其傳世文字，精華部分首在家書。

讀《曾國藩家書》，相較於《清史稿》里曾國藩的威重端肅，我們更多地看到他的平易親和。

作為一個四世同堂大家庭的長子，曾國藩歷經科考而獲大任。

從道光十八年（1838年）起，他入值中樞，或任職地方，雖則政務紛繁、戎馬倥傯，還不忘教導諸弟與子侄向善向學。

那些年，或從人事繁華的京師翰院，或從戰情緊迫的湘軍大營，或從案積如山的總督衙門，一封封浸漬著曾國藩綿綿情意的家書，輾轉寄達於湘鄉荷葉塘老家或諸弟與子侄之所在。

書信往來，他同他們談做人治事，談讀書作文，以經歷經驗現身說法，以思考感悟釋疑解惑，傾心相授，企望殷殷。

曾國藩出身於山野農家，因勤奮苦讀而改變命運。

自中進士供職翰林院伊始，他對家中諸弟與子侄讀書一事即督責甚緊。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初九日，準備參加翰林院散館考試的曾氏剛剛抵達北京，就在給湖南鄉下父母的平安家信中特地交代：「家中諸事都不挂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

」此後直至同治十年（1871年）末，讀書作文是他在家信里向諸弟與子侄屢屢提及的事。

與一般人不同，曾國藩所理解的讀書對人的意義更為深刻，也更有遠見。

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夜，已是湘軍統帥的曾國藩坐困江西，就在鈍兵挫銳、身陷重圍的艱難時刻，他還認認真真地給年僅九歲的次子曾紀鴻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

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

此君子也。

」他以簡單平實之事來闡釋「君子」的內涵，諄諄告誡這個疼愛有加的小兒子：「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

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

」

同樣的期待，他絮絮叨叨、反反覆復地對弟弟們說，也對子侄們說。

在《曾國藩家書》的字裡行間，隨處可見意思相類的句子：「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

」（《諭紀澤紀鴻·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致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

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致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之才德，孰輕孰重？讀《曾國藩家書》，我們知道他無疑是置「德」於「才」之上的。

但曾氏服膺理學，自省嚴苛，素具「研幾」功夫，尤擅剝開表象深究本質。

因此，他絕少空言「道德」，而是把進德修業、讀書作文與生活瑣事、日常功課聯繫起來，點撥啟發，細緻入微。

無志人不立，無志境不大。

人在困頓挫折時很容易去找藉口為自己開脫，曾氏那些還奔競於科舉之途的弟弟們亦是如此。

此時此刻，開闊胸襟、志向恆久乃人之自立之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國藩致信諸弟諄諄開導：「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

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

」他還說：「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勸勉弟弟們為學守志眼界要高遠，目標要宏大，器宇要軒闊，不要汲汲於一時一事之成敗得失。

在信中，他對四弟「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凈耳」深不以為然，斷然拒絕其「必欲找館出外」，並以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相詰，嘔心之苦溢於言表。

曾國藩是行勝於言的人，他對諸弟與子侄所說決非套話、空話。

當弟弟們科考幾度挫敗後，曾氏果斷決定他們不再參考，讓他們不要只為考試讀書，而要專心鑽研切實有用的學問。

對於兩個兒子，他也不讓其從科舉之中求出路。

兒子們成年了，他請來英國傳教士教他們學英文。

這種勇氣與決斷，使他的子弟們沒有因遭遇挫折而萎靡消沉，也沒有太耽擱於科場八股，從而養成睦鄰齊家、領軍打仗、折衝樽俎的真本事。

曾國藩一生孜孜不倦，是名副其實的大讀書人、大文化人。

他自5歲發蒙，至62歲病逝，幾乎無日不讀書習文。

功名順遂之後，他時常與子弟們交流自己讀書治學的經驗，言教結合身教，生怕他們拘泥不化，又擔心他們隨便敷衍，因而自劾自勵，忐忐忑忑，苦口婆心……真可謂音書一紙，情愫滿襟。

教弟弟們學詩，他說自己的做法：「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

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

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

」並提醒他們：「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為之可耳。

」（《致諸弟·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兒子要讀《漢書》了，他興沖沖地告訴入手的門徑：「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

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

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

」（《諭紀澤·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閱歷尚淺的兒子對經義理解不了，他拿自己作對比：「《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

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

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

『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

近歲閱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

」（《諭紀澤·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侄兒來信「字跡端秀」，他讚賞有加，溫言以勖：「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

」「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侄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

」「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侄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諭紀瑞·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所謂「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是切己之言才說理透徹，自己明白才可使他人明白。

在諸弟與子侄面前，曾國藩是賢者，是智者，更是長者。

他講大道理，卻不空疏無物；他規劃大目標，能把它切分成一件件小事而落到實處；他常常指點子弟們做什麼與怎麼做，也是身體力行做出榜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

」然而100多年來，無論科舉應試還是新學有成，曾氏家族卻是才俊輩出。

其中的秘訣或許就是曾國藩那些留給後人文字里洋溢的「氣、識、情、趣」（《諭紀澤紀鴻·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於是，在坐落於湘鄉荷葉塘的毅勇侯府里，那塊曾國藩、曾紀澤父子所書「八本堂」及「八本」家訓的匾額，讓我久久駐足，看了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