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劉少奇延安之行

作者：何立波

1942年3月，劉少奇離開華中抗日根據地，返回延安，行期達9個月，被人稱為一次「小長征」。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延安之行。

行前，毛澤東數次電召他回延安，黨內不少高級幹部認為，「劉少奇同志將來的地位要提高」；返回延安途中，毛澤東十多次詢問其行蹤，為其安全擔憂，這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極為罕見。

回到延安後不久，劉少奇就成為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後的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之一(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首次進入黨中央核心領導層，並由此奠定了他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二把手的基礎。

在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卓越貢獻提高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

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黨在敵後武裝鬥爭的戰略部署，即「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並把發展華中的任務交給了劉少奇。

這次會議還根據當時形勢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並明確決定要發展華中。

劉少奇兼中原局書記，所有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都歸中原局指導。

1939年1月28日，劉少奇從延安到達河南確山縣竹溝鎮，正式建立中原局領導機關。

抗戰初期，由於當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推行右傾錯誤路線，使華中地區的抗日鬥爭局面沒有打開。

為了改變不利的局面，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了3次中原局會議，討論華中發展方向、根據地建設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確定新四軍向東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應是「向西防禦，向東發展，開闢蘇北」。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劉少奇做了許多耐心細緻的工作，採取了許多有力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向中央提出抽調八路軍南下支援新四軍的建議，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成為發展華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重要措施；二是在中央支持下，克服項英右傾錯誤的干擾。

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及所屬部隊在中原局直接領導下，一批批黨員幹部下鄉發動和組織群眾，大力加強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迅猛發展人民武裝，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僅短短3個月時間，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就由原來的7000多人發展到 1．5萬多人，地方游擊隊發展到5000多人。

1940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將長江以北的人民軍隊統歸中原局直接指揮。

6月27日，毛澤東又再次指示「華中確應成立統一的指揮部」、「現在華中部隊統歸胡服(按：劉少奇)指揮……」對劉少奇在華中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和信任。

10月，黃橋決戰的勝利，使蘇北隴海鐵路以南、長江以北，大運河以東直到黃海邊的廣大地區，都被我軍所控制，在黃橋戰役的同時，八路軍第5縱隊也南下東進。

一路衝破頑軍抵抗，直克蘇北重鎮鹽城，南北兩師在東台以北的白駒鎮會師。

至此，在劉少奇的直接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協同開闢蘇北的戰略任務勝利完成，已建立起豫皖蘇、皖東、皖東北、蘇北、蘇南、鄂豫等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已發展到10萬之眾，並與華北地區的八路軍打通了聯繫。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劉少奇挽狂瀾於既倒，如南天一柱，領導華中軍民同國民黨消滅新四軍的陰謀進行了有力鬥爭。

他多次向中央提出富有政治遠見的建議。

根據他的建議，1月]5日，中央確定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不能取攻勢」的方針。

由於劉少奇實事求是地謀劃處置皖南事變的對策，使我黨迅速打退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摩擦，發展了抗日力量。

5月20日，中央決定東南局與中原局合併，成立華中局，同時成立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劉少奇任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分會書記，統一領導華中地區鬥爭。

劉少奇為創建、發展、鞏固華中根據地和發展壯大新四軍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正如陳毅所說：「少奇在華中工作雖然只有3年時間，但這 3年，是血雨腥風的3年，是不平凡的3年，幾乎日日夜夜都在戰鬥，以他的雄韜偉略，為發展華中根據地和新四軍做出了傑出貢獻。

」對劉少奇來說，這個評價是當之無愧的。

毛澤東敦促劉少奇儘快回延安參加黨中央領導

劉少奇之所以能夠到延安黨中央工作，與毛澤東對他的賞識和信任有著莫大的關係。

1937年五六月間，黨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代表會議，在華北領導白區鬥爭的劉少奇在會上作主要報告。

他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路線對白區工作的錯誤領導，系統批判了「十年來為全黨所堅決執行並堅信為正確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提出：「在黨內必須克服嚴重存在著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

這種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表現在我們各方面的工作中。

」這些尖銳鮮明的意見引發了他與張聞天等人的爭論，會上反對意見占了上風，劉少奇受到很大壓力，由於分歧很大，會議幾乎開不下去。

6月4日，毛澤東發了言，明確表示支持劉少奇，肯定「少奇的報告是基本上正確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

毛澤東還精闢地比喻說「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

毛澤東的講話支持了劉少奇，糾正了10年來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從此有了以後二人長達將近30年合作。

9月，劉少奇應黨的總負責人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之邀，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講演。

毛澤東審閱《解放》周刊準備發表的樣稿後，認為文章寫得很好，「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很重要，應儘快刊登。

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結論中著重談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戰1943年春對薄一波說：「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得很好，你讀過沒有?他講『修養』，我講『整風』，意思是一樣的。

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

」

毛澤東在九月會議會後所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和《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兩個重要文件里，多處稱讚劉少奇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正確的領袖人物」，是唯物辯證法的革命觀點的代表。

還有一例可以證明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器重：1963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史達林問題》時，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9月整風運動開始後，一個思想一致、配合默契的助理，對於毛澤東來說是非常需要的，劉少奇自然成為協助毛澤東的最合適的人選。

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劉少奇回延安休養，其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的職務由饒漱石代理。

10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並希望你能參加七大」，「何時可以動身盼告」。

此時，劉少奇離開延安已經兩年多了，中共中央交給他的「發展華中」的任務已基本完成。

但是華中局和軍部的負責人都不贊成劉少奇回延安去，認為「他不能暫離華中，否則會失掉中心」。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仍堅持劉少奇必須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緩期啟程。

在電報中，毛澤東言語懇切：「七大大約還需等半年才開，甚望你能到會。

請與陳姚各同志商，能否在兩三個月內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兩三月後動身來延安參加七大。

七大後，你在延安休養，即在延安指揮華中。

……你來延安指揮華中，似對華中工作不會有大損失，而你的身體得到休養則有大益。

」

1942年3月19日上午10時，劉少奇帶領華中赴延安幹部90多人，在115師一個團的護送下，從蘇爭和戰略兩個問題，從正面總結抗戰以來黨內不同意見的分歧，肯定了劉少奇在華北獨立自主進行抗日游擊戰爭的做法。

隨著毛澤東正，確路線的確立，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也在上升。

在華中工作期間，毛澤東對劉少奇更加信任了。

這一時期，他們電報往來頻繁，毛澤東經常就國內、國際的重大問題向劉少奇通報和徵詢意見；劉少奇也非常坦誠直率地向毛澤東提出各項工作建議。

1941年7月初，劉少奇在華中寫了《論黨內鬥爭》等兩篇文章後，曾在電報中告訴過毛澤東。

毛澤東即讓劉少奇通過香港的聯繫，儘快將這兩篇文章寄往延安，「以資快睹」。

後來毛澤東為《論黨內鬥爭》寫了編者按，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讀」。

毛澤東還多次在講話中和他這一時期所撰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等文章中稱讚劉少奇。

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都列入整風文獻。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九月會議)揭開了中央領導整風的帷幕。

為時一個多月的會議，主要討論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與會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檢討錯誤，但在談到黨的白區工作時，不少人都認為劉少奇堪稱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

後來毛澤東於北阜寧單家港啟程，迎著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

陳毅和賴傳珠一直將他們送過黃河後才返回，並在黃河河堤上合影。

劉少奇幫助解決山東根據地問題

由於國民黨當局對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捕殺中共過往人員，劉少奇返回延安只能繞道山東、晉冀魯豫、冀中、晉綏等敵後抗日根據地，沿途經過山東、河南、河北、山西4省，行程 1500多公里，中間密布著日軍的100多道封鎖線，一路艱難險阻。

遠在千里之外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此行極為重視。

從1941年10月起，毛澤東前後有過十多封電報談到劉少奇回延安的問題。

當1942年2月12日劉少奇把準備動身的計劃電告毛澤東後，毛澤東翌日就致電陳毅和劉少奇：「少奇返延須帶電台，並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

」20日又致電劉少奇和華中局：「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為骨幹。

須加挑選與訓練。

」毛澤東還要彭德懷等預先調查劉少奇回延安的沿途情況。

劉少奇在路上走了近9個多月，毛澤東那種挂念、擔心、關懷之情溢於張張電文。

這在毛澤東與黨的領導人信電往來中絕無出其右者，表明他對劉少寄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3月21日，毛澤東得到彭德懷的復電後立刻轉給劉少奇，叮囑他：「茲將彭電轉上，你看此種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

山東尚無回電，請你直接詢問，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

」但是劉少奇已經出發了，他急於啟程的原因是：毛澤東委託他在回延安途中，幫助解決山東軍政領導人之間的一些分歧。

早在2月初，毛澤東就把有關材料轉給了劉少奇，並電告他：山東「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你經山東時請加考查予以解決」。

3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就山東問題再次致電劉少奇，說明了山東的問題在於「特別是高級領導同志間存在互相不滿與極不團結現象」。

抗戰前和初期，劉少奇曾指導山東工作。

山東是建立較早的抗日根據地之一，是華北連接華中的戰略樞紐。

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一封電報中，就特別指出：「發展則應著重魯蘇皖豫鄂五省，目前請特別注意魯省。

該省我們已有基礎，但缺一個領導骨幹，當敵人的新進攻到來時請考慮解決這個領導骨幹問題。

」這次在抗日戰爭最艱苦、最關鍵的階段，毛澤東派劉少奇來山東，正是意圖考慮解決山東的「領導骨幹問題」。

劉少奇到山東後，毛澤東的這種考慮更加成熟，意圖也更加明顯。

6月1日，毛澤東考慮到去延安路途無保障，山東又需統籌全局之人，曾電商劉少奇，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115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

1940年以來，日軍為了準備太平洋戰爭，鞏固戰略後方，加劇對各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在山東，僅1941年，就進行了29次大規模的「掃蕩」。

1942年是山東抗戰中最艱苦、最緊張的一年，羅榮桓曾將這一年比喻為「拂曉前的黑暗」。

在這種十分困難的環境下，中共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和山東縱隊各主要領導人，對反「掃蕩」策略和群眾工作等問題產生了分歧，因此，毛澤東電令劉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來解決山東問題。

4月10日，劉少奇風塵僕僕地來到中共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師部所在地——東海縣(今臨沐縣)朱礬村，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他先與山東分局書記朱瑞談話3天，接著又同115師代理師長陳光和政治委員羅榮恆談了一天一夜，然後同山東縱隊政治委員黎玉談了一天。

劉少奇深入細緻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令山東的同志欽佩不已。

經過半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認真分析，劉少奇基本上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4月26日，他召集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同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以及蕭華、陳士榘等交換意見。

在會議上，劉少奇以他那一貫民主和謙虛的作風，啟發每個同志開誠布公地擺問題、談看法。

他認真傾聽各方面意見，還不時插上幾句話，提出一些啟發性問題。

會議連續開了幾天，長期存在的問題和分歧意見都擺了出來。

經過思想交鋒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後大家思想逐步明確，在幾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認識。

隨後兩天，劉少奇又召集軍政委員會會議和山東分局及軍政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討論山東戰略方針部署和主要幹部配備、山東地方部隊同115師的關係等問題。

經過討論，主要負責人的認識漸趨一致。

為了推動山東工作的全面進步，劉少奇抓住了充分發動群眾這個關鍵點。

他感到山東分局工作的弱點在於：「沒有把群眾運動擺在適當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可以說群眾運動是山東根據地各種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項工作。

」他專門作了《群眾運動問題》的報告，明確指出：「在當前，減租減息就是山東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圍繞著這一中心來做。

要全黨來抓，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幹部都來抓。

」指出：群眾運動以農民運動為中心，以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為中心。

接著，劉少奇又連續作了《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改造政權問題》、《黨內鬥爭問題》、《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何謂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關於財政糧食問題》等報告，對如何以群眾運動為中心建設敵後抗日根據地，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

他的這些報告，蕭華形象地稱「實際上是辦了一次很好的黨校」。

這段時間劉少奇工作十分繁忙。

他白天參加會議，夜裡忙於工作，在暗淡的油燈下，經常熬到二三更天。

據當時隨身警衛員吳文橋回憶：「由於連續幾天的報告，劉少奇嗓子都啞了，幾乎講一句話，就要咳嗽一聲，臉色也不太好。

我說找醫生來看看／巴；，他總是微微一笑，搖搖頭說：『不要緊，上了——點火，過兩天就會好的。

」』

劉少奇的心血沒有白費，山東的工作很快出現了轉機。

從5月開始，山東分局抽調300名幹部組成工作團，以莒南、臨沭為中心縣，在9個中心區、30個中心村、120多個外圍村，首先展開發了雙減增資的群眾運動。

劉少奇親自深入東潘、夏莊、黑林子等村了解情況，及時為山東領導人提出明晰的指導方針和切實可行的措施。

蕭華回憶說：「在少奇的具體指導下，山東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人民從土豪劣紳如山的重負下得到了喘息，從切身利益中感到共產黨、革命同他們的生存息息相關，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抗戰熱忱，根據地的每座村莊就變成了堅強的堡壘。

」

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期間，劉少奇還幫助山東分局切實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指示山東分局組織部「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鋤奸工作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對於已經查明的錯案、假案，應予徹底糾正」。

山東分局作出《關於總結全山東鋤奸工作的決定》，羅榮桓並親自主持分局、115師部和山東縱隊指揮部的保衛幹部複查案件，凡屬搞錯的馬上平反，恢復黨籍，分配工作，從而穩定了山東局勢。

6月30日，在中共山東分局召開的紀念「七一」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作黨的奮鬥史的報告，突出地宣傳了毛澤東的領袖作用。

他指出：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鍊的堅強幹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

7月下旬，他踏上回延安的路程，只帶了幾個工作人員和警衛班十幾個人繼續前行。

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

一天，劉少奇一行一夜急行軍，沒吃一粒米，沒喝一口水，身上大汗淋漓，衣服全濕透了，大家口乾舌燥，嗓子像要冒煙一樣。

這時候路過一大片西瓜地。

幾個小警衛員看見，立刻喜上眉梢，準備買兩個大西瓜。

可是瓜地里竟找不到一個人，他們就自己動手挑了兩個熟透的瓜摘下來，抱到劉少奇跟前，說：「首長，你口渴了，吃點兒西瓜！」劉少奇一看，立刻皺起眉頭，嚴肅地說：「你們怎麼這樣做?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趕快送回去，從哪裡摘來的，送到哪裡去。

」接著，他又對身旁的幾位幹部進行了教育。

警衛員把瓜送回了原處，然後他們又繼續趕路去了。

這件事在當地傳為美談。

途經華北根據地大力推廣地道戰地雷戰

8月下旬，劉少奇等渡過衛河，由河南進入河北。

在過平漢鐵路時，地方黨組織決定劉少奇一行分成幾批前進。

劉少奇化裝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精心安排下，通過偽軍關係乘坐小汽車，在白天順利通過了平漢鐵路。

9月上旬，劉少奇到達劉伯承、鄧小平的129師師部所在地——河北涉縣的赤岸村。

途中經歷了一個多月的緊張心情暫時鬆了一口氣，劉少奇趕緊給延安和華中各發出一封電報。

9月21日，毛澤東復電：「少奇同志：安抵一二九師無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後來延，並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

關於最近時局情況我有電至總部，可索閱。

來延路上安全保障，請商劉、鄧作周密布置。

」

劉少奇接到毛澤東9月21日的電報後，惦念著北方局的工作，又匆匆從赤岸村趕到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駐地晉東南的遼縣(今左權縣)麻田村。

這時，北方局書記由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兼任。

9月 24日，劉少奇和彭德懷一起召開北方局幹部會議，研究冀中大「掃蕩」和八路軍總部被襲後的工作。

劉少奇在彭德懷講話後，根據他在一路上了解的情況，作了《關於合法鬥爭、非法鬥爭與兩面政策問題》的報告，對華北的群眾工作提出尖銳批評。

10月7日，北方局再次召開幹部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關於華中工作報告》，從比較華北、華中工作及沿路所見所聞的觀感，指出，鞏固華北、堅持抗戰的任務，今天來看基本上完成。

粉碎日軍無數次「掃蕩」，建立了根據地，創造了模範(冀中、冀察晉)，黨、政、民各方面都有成績，在全國有大的影響，如打了百團大戰等。

但鞏固程度在各地區有極大的不平衡，華北並不是完全鞏固的。

劉少奇的意見尖銳鮮明，不留情面。

彭德懷並不完全同意劉少奇意見，但仍在原則上接受劉少奇的批評，決定以總部所在的麻田為點，深入開展減租減息，使貧苦農民的經濟狀況得到切實改善，把根據地建立在更堅實的群眾基礎上。

從1942年 11月到1943年春，整個太行根據地以清債、減租、增加工資為中心，把群眾運動推向高潮，使太行根據地的工作發生重大轉折。

這是劉少奇回延安途中在華北駐留期間的一大貢獻。

劉少奇還幫助冀中區黨委總結了地道戰的經驗。

他在聽取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和軍區司令員呂正操關於冀中的匯報時，聽到群眾創造的地道戰，引起很大興趣，再三詢問有關地道戰的情況，肯定地指出，這是廣大群眾在實際鬥爭中的重要創造，可以大大加以利用和發展。

』

幾天後，劉少奇約來黃敬、呂正操等人，對他們說：「地道戰的鬥爭形式，古今中外都還沒有這種經驗，完全是群眾偉大的創造，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我看可以堅持下去，並且可以大大發展。

」「敵人不是常說我們八路軍神出鬼沒嗎?把地道戰發展起來，就是神出鬼沒的辦法之一，也是迫使進入根據地的敵人陷於草木皆兵的被動地位的一個辦法。

」他打趣地說，《封神演義》中有一個土行孫，能夠在地底下行動，鬧得對手無法應付。

我們人人都做土行孫，難道日軍還能有法來對付?

劉少奇還提出發展地道戰的幾個重要原則：「我看要發展地道戰，是否應該從根本的方向上來提高一步?他們現在的地道戰，主要還是防禦性的，如何能由防禦的形式逐步轉為既能防禦又能進攻的形式，這是發展地道戰的一個關鍵問題。

」「同時，你們還可以考慮一下，是否可以把地道活動和地上的武裝鬥爭結合起來。

」「是否使村與村之間都打通一兩條地道?這是一。

有沒有辦法讓地道過河，通到敵占區邊緣，在野外開幾個萬無一失的口子?這是二。

」

劉少奇的這些意見使冀中領導人深受啟發，成為以後冀中廣泛開展的地道戰中的重要指導原則，更有效地堅持了平原抗日游擊戰爭。

10月下旬，劉少奇一行向太岳山區西行。

這裡萬山綿亘，當時日軍萬餘人分五路正對太岳地區發動「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戰」，從東面和北面向太岳軍區司令部駐地分進合擊。

劉少奇一行前往的時候，東面一路日軍就在後面緊緊跟著。

到達太岳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晉東南沁源縣的閻寨村後，劉少奇只休息了片刻，就隨太岳區黨委和軍區緊急轉移，躲避日軍的「掃蕩」。

在這樣緊張的環境中，劉少奇仍抓緊時間聽取太岳區黨委的匯報，同他們連續談了幾天話。

在頻繁轉移中，劉少奇又發現群眾的一個偉大創造——地雷戰。

他非常重視，建議太岳區黨委總結和研究這方面經驗。

他找來幾個熟悉地雷製造的參謀，向他們詳細地詢問情況，請人轉告陳賡說：「根據各方面匯報的情況，證明地雷戰很值得堅持和推廣，是一種好的鬥爭形式。

」

在劉少奇重視下，普遍推廣地雷戰的工作很快布置下去，成為打擊日軍的又一個有效方法。

過了同蒲鐵路到晉西北，中間要橫跨75公里的晉中平原，其中密布著日軍的據點和碉堡，這是劉少奇回延安途中所要通過的最後一道難關。

當時，日軍正在這一帶搞「強化治安」，劉少奇從東邊大山下來時，日軍發現其中有中共的「大人物：在行動。

他們加強「掃蕩」，並在許多地方設了埋伏。

11月16日，毛澤東得知劉少奇即將通過同蒲鐵路，特致電120師領導人林楓、周士第和甘泗淇等：「少奇過路。

你們派人接護時須非常小心機密，不要張揚，但要謹慎敏捷。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沿途黨組織和部隊都做了周密安排。

12月初，劉少奇到達晉西北區黨委所在地山西興縣。

到這裡，劉少奇仍然抓緊時間聽取工作匯報，了解情況。

劉少奇在晉西北停留兩個星期後，又繼續前進。

這次再不用部隊護送了。

臨行，賀龍送給劉少奇一件皮大衣，劉少奇一直到60年代赴蘇聯訪問時仍然穿著它。

劉少奇一行22人，跨過黃河進入俠甘寧邊區，皚皚白雪覆蓋的陝北高原展現在他們眼前。

歷時9個月、過了103道封鎖線的艱險的「小長征」結束了。

劉少奇取道米脂、綏德、清澗、延／門等地，在 1942年12月30日到達延安。

正式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

1943年元旦晚上，延安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里氣氛熱烈，中央辦公廳正在舉行有千餘人參加的盛大團拜晚會暨歡迎剛從華中敵後歸來的劉少奇。

毛澤東、朱德和劉少奇等來到會場，同大家共度新年。

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家努力』工作，援助前方，爭取勝利。

劉少奇報告了華中及華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堅持抗戰的情況。

整個會場瀰漫著歡樂的氣氛。

劉少奇回延安，就是要給他以更重的領導擔子。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擴大了書記處工作班子，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凱豐組成書記處工作會議，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隨著整風運動的開展，特別是1941年「九月會議」對蘇維埃運動後期路線錯誤進行揭發和批判後，張聞天深感工作很不適應，主動要求到農村去作調查研究，於1942年初離開了延安，不再參加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會議。

博古早已不負主要責任，分工主管《解放日報》。

王明在「九月會議」後一直稱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會議。

周恩來常駐重慶，中央的全盤工作很難參與。

在這種狀況下，調整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提上廠議事日程。

1943年1月12日，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建議：「中央關於日常組織性質的工作由中央書記處負責」，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對全黨思想、路線，、政策、軍事等大政方針的領導。

3月11日，在楊家嶺召開的書記處會議，初步提出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方案，準備「修改後提交下次政治局會議討論」。

3月16日和20日，政治局經過兩次開會討論後，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

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

政治局每月應舉行例會兩次，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

」「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他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

」關於書記處書記的人選，「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毛澤東為主席，會期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

會議接受這些建議，使書記處成為在政治局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工作機構，書記處主席對書記處所處理的中央日常工作有「最後決定之權」。

但在具體運作中，由於中央日常工作都由書記處具體組織辦理，而書記處的主席也是政治局主席，這就在實踐中仍然形成在中共歷史上出現的「書記處等於是政治局的常委會」的那種狀況，書記處實際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七大」後選出的「五大書記」，就成為了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擔任中共中央的主席，劉少奇第一次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

這次會議實際上組成了以毛澤東為第一把手、劉少奇為第二把手的新的領導格局，標誌著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初步形成，到「七大」正式形成。

會議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

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4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統一和集中有關宣傳教育事業方面的管理。

組織委員會由劉少奇、王稼祥、康生、陳雲、洛甫、鄧發、楊尚昆、任弼時8人組成，劉少奇任書記，統一和集中黨的組織工作和根據地、大後方、敵後方黨的各種政策與管理。

這樣，劉少奇便與毛澤東並列成為負責一個委員會的領導人，以後在毛澤東外出和生病期間，中央的日常工作即由劉少奇主持。

這使得毛澤東更有如虎添翼之感，覺得現在「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

這是中國共產黨遵義會議後在組織機構上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

它從組織上確立了遵義會議以來逐步形成的以毛澤東為中央領導核心的地位，同時也賦予劉少奇前所未有的領導重任。

進入中央領導核心是劉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轉折，他成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

此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這個領導集體中形成了一個慣例：當毛澤東外出時，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的職務或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其中經中央政治局開會作出決議，明文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職務的有3次：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次是 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1953年12月，毛澤東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憲法，劉少奇又一次代理毛澤東的職務，並主持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

劉少奇是中共內惟一代理過毛澤東的黨中央主席職務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