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蘇聯的四個月，因蒙古問題深感失望

托洛茨基明白地回答說：「廣大群眾參加解放運動的政治準備工作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可開始軍事行動，但不要像代表團提交給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書』中所說由蒙古出擊，而是在中國本土興師。

」

圖：蔣介石和蘇聯顧問在北伐途中

文 | 嚴如平 鄭則民

原載《中華讀書報》

孫中山遭受了陳炯明叛變這個一生中最慘痛的挫折和失敗後，在苦悶中得到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總結了以往革命的經驗教訓，開始了一生中偉大的轉變。

他著手籌備改組國民黨，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為恢復廣東革命政權，建立國民革命的戰略基地而進行不懈的鬥爭。

孫中山與蘇俄特命全權代表越飛（A.A.ИoФФe）在上海經過多次會談，於1923年1月2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雙方認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中國民族統一事業，將得到俄國人民熱烈的同情和援助。

孫中山對於聯俄聯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重大進展。

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史達林關於任命鮑羅廷為孫中山政治顧問的建議》，8月2日鮑羅續М.М.БороДИН）即同蘇聯新任全權代表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啟程赴華。

幾乎與此同時，孫中山派遣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於8月16日啟程赴蘇，「詳細磋商」國民黨與蘇俄的合作。

孫中山的全權代表

孫中山派遣蔣介石率代表團訪問蘇俄的主要使命是尋求軍事援助，首先是爭取蘇俄同意支持和援助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落實有關西北作戰的具體方案。

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醞釀已久。

從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解密的蘇聯機密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1920年9月，孫中山和來自蘇俄的劉謙在上海開始秘密接觸，對中國革命的前途進行商討。

劉謙回國後，於10月5日向俄共（布）阿穆爾州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計劃，說孫中山主張把中國南方和蘇俄中部、遠東的中國革命力量統一起來，在中國西北新疆地區集結兵力，向中國北洋軍閥政府發動進攻。

1922年9月。

剛從陳炯明封鎖的粵海衝出來到上海的孫中山、蔣介石，在與蘇俄軍事代表赫克爾（А.И.Геккер）秘密會見中提出：希望蘇俄給予軍事援助，幫助中國西北地區建立軍事基地。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會談中又提出此要求。

5月1日越飛從日本東京熱海轉給孫中山一份蘇聯政府的絕密電報，內稱：「第一，我們認為廣泛的思想準備工作是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您的革命軍事行動和您領導的儘可能集中的機構的建立都應以此為基礎。

第二，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二百萬金盧布的款項作為籌備統一中國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工作之用。

這筆款項應使用一年，分幾次付，每次只付五萬金盧布。

第三，我們還準備協助您利用中國北方的或中國西部的省份組建一個大的作戰單位。

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物質援助額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槍；十五挺機槍；四門『奧里薩卡』炮和兩輛裝甲車。

如您同意，則可利用我國援助的軍事物資和教練員建立一個包括各兵種的內部軍校（而非野戰部隊）。

這就可以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軍隊準備好舉辦政治和軍事訓練班的條件。

第四，懇請將我國的援助嚴守秘密，因為遇公開場合和官方場合，即令在今後，對國民黨謀求民族解放的意向，我們也只能表示積極同情而已。

」

孫中山收讀這封電報後的喜悅心情是不難想見的。

5月12日他致電蘇俄政府和越飛說：

「貴國5月1日復電使我們感到大有希望。

第一，我們當感謝貴國政府的慷慨允諾；

第二，我們同意貴國的一切建議；

第三，我們將大部分精力去實施這些建議，並派代表赴莫斯科詳細磋商。

」

越飛的助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南方的代表馬林（Маринr）———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內夫利特（H.H.Sneevliet）在向越飛轉發的孫中山發這一電報時同時說：「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張繼和蔣介石。

」這表明，在廣州與孫中山建立了聯繫的馬林，已經從孫中山那裡知道了赴蘇代表的初步人選。

蔣介石在此期間，緊緊追隨孫中山，參預與蘇俄軍事合作問題的研討，在日記中有好幾處「商議赴蘇考察事宜」記載。

孫中山擬定的「西北軍事計劃」原則方案是：背靠蘇俄，在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建立軍事基地，集結和訓練軍事力量，從蒙古南部向北京發動進攻。

7月25日，蔣介石從家鄉來到上海，緊張地展開了出訪的各項準備工作。

8月5日，他秉承孫中山旨意，與馬林和汪精衛、張繼等人商討組織「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諸事項。

經研究，確定蔣介石任團長，成員為：沈定一（浙江蕭山人，早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曾任浙江省第一屆議會議長。

1920年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為中共早期黨員，不久脫黨）；張太雷（江蘇常州人，中共黨員。

1921年在莫斯科任共產國際遠東處中國科書記，時任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邵元沖（浙江紹興人，同盟會會員，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機要秘書，受孫中山之命，考察國民黨海外組織，時為孫中山派駐歐洲的非正式代表，正在英國）；王登雲（陝西醴泉人，長期留學英國，曾任舊金山華文報紙主筆）為代表團英文秘書。

孫中山在致函列寧（В.И.Ленин）、托洛茨基（Л.Д.Tpoцkий時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時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和致電加拉罕（時任蘇聯駐華大使）中，均稱蔣介石是「我的總參謀長和最可信賴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權」，「可以用我的名義進行工作」。

蔣介石對此次受命赴蘇，更是抱有極大熱情和希望，他不僅認為能得到蘇俄的軍事援助，將「以期根本解決此國是耳」，而且「為個人計，則亦甚得也」。

擬定《中國革命的新前途》

蔣介石一行於8月16日從上海啟程，8月25日經滿洲里進入蘇境，9月2日抵達莫斯科。

他們很快就開始緊張的工作。

9月5日，往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談到孫中山希望早日支付第一批援款，當即得到滿意答覆。

7日，與俄共（布）中央書記魯祖塔克（Я.Э.Рудзтак）會見兩個多小時，聽取蘇俄革命經驗和俄共（布）政策的介紹。

9月9日下午，蔣介石一行來到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見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Э.М.Cкляекий）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商談此行最重要的任務———「西北軍事計劃」落實問題。

蔣介石向他們講述了中國形勢和革命的現狀，南方與北方的兵力配備情況，在南方進行軍事鬥爭的種種困難，以及準備將戰場轉移到西北地區靠近庫倫以南，按蘇俄紅軍模式，建立一支軍隊的設想。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十分重視，要求將「西北軍事計劃」寫成書面文字，詳細說明作戰和兵力部署、未來戰區政情等細節。

回到住所後，蔣介石即集中精力起草，於9月15日初成「代表團意見書」，接著又反覆修改，並在代表團內進行研討。

這時，在中國任職期滿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來到莫斯科，蔣介石與馬林進行了幾次座談，聽取了他的修改意見。

「意見書」前後經過一個多月的起草和修改，直至10月12日才最後定稿，共八千二百餘字，以《中國革命的新前途》為題，蔣介石於13日親自送交蘇方。

蔣介石和代表團在「意見書」中，把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加以具體化。

「意見書」提出：在靠近蘇俄邊境的中國西北地區的適當地點，建成革命軍隊與中國軍閥和外國列強進行戰鬥的軍事基地，希望蘇俄能同意以庫倫（今烏蘭巴托）為進攻中國北洋軍閥政府首都北京的「臨時基地」，以迪化（今烏魯木齊）為「永久基地」，如蘇俄只同意一個地點，則以庫倫為最終選擇。

在以庫倫為中心的基地，進行為期兩年的各種軍事準備，包括建立軍事學校，訓練軍官，招募士兵，組織軍隊，選拔配備宣傳人員，以及軍需供應等；自1925年11月起進入軍事行動階段，向南調動部隊至蒙古南部靠近綏遠、察哈爾地方，第一目標是進軍北京；然後次第占領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進而統一全中國。

「意見書」估計需要建立三個混成旅，約一萬八千至三萬人，因此所需武器為一萬五千至二萬四千支來福槍，五十四至一○八挺機關槍，十二至十八尊大炮，一千五百至三千匹騾馬，五十至三百輛汽車。

「意見書」認為屆時內蒙古將有五萬名志願軍與我們匯合共同進攻北京。

「意見書」最後部分還提出了宣傳工作方面的計劃。

「意見書」遇冷

「意見書」送出後，幾近一個月沒有一點音信和答覆，這使蔣介石和代表團成員都很焦念。

儘管蘇俄方面為代表團安排了相當豐富的參觀訪問活動，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參觀考察紅軍各兵種學校及軍隊、艦隊，還至紅場參加十月革命節閱兵典禮等重要活動，但蔣介石始終心緒不寧，忐忑不安。

這期間，蔣介石揣測蘇俄方面對於「西北軍事計劃」提出要在庫倫建立基地，並從蒙古南部向北京進軍的計劃會有障礙。

因為當時屬於我國的外蒙古地區，實際上已在「民族自治」的名義下被蘇俄勢力所控制，只因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軟弱無力而抵制無效。

10月21日是個星期日，蔣介石往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談蒙古問題」。

果然，契切林對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一事提出疑義，其中一條重要理由是「蒙古人怕中國人」。

蔣介石力圖說服契切林，但「無結果而散」。

回來後蔣向國內作了報告。

25日，孫中山致電蔣介石說，「誰是我們底良友，誰是我們底敵人，我們胸中都十二分明瞭，所以我們很希望我們底良友能夠諒解我們。

」孫囑蔣「吾等與友邦諸同志從長計議」。

第二天，蔣寫信給契切林，轉告了孫的來電要旨，同時重申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的立場。

蔣對契切林說：「那天你說『蒙古人怕中國人』這句話。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決不是怕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離開怕的環境。

這種動作，在國民黨正想快把他能夠從自治的途徑上，達到相互間親愛協作底目的。

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

」蔣在信中進一步指出，「西北問題正是包括國民黨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們在實際解除歷史上所遺傳籠統的怕。

」然而，蔣介石的這些話，契切林等蘇俄官員是完全聽

不進去的。

這使得蔣介石很不高興，認為蘇方「完全藐視他」。

契切林獲悉蔣介石「大發雷霆」，11月1日在致函季諾維也夫（Г.Е.Эиновьев）並史達林（И.В.Стали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報告了這一情況，並轉達加拉罕從中國來的建議，要對蔣「多加安撫」。

蘇俄方面對蔣介石送出的代表團「意見書」遲遲未予答覆，從解密的蘇俄秘密檔案中可以知道，當時正在醫院養病的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在看了代表團的「意見書」後，於11月2日給史達林和契切林寫信說：「我想要提醒孫中山和他的代表，孫中山和代表應該從根本上堅決徹底地樹立一個思想，即現在他們面臨著一個漫長的準備時期。

軍事計劃，以及進而向我們提出的純軍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歐洲形勢明朗化和中國完成了一定的政治準備之後再議。

」托洛茨基當時是蘇俄政府軍事問題的最高決策者，他是從歐亞革命形勢的全局來考慮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和中國革命前景的。

有了托洛茨基的意見，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蘇聯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於11月11日下午約見蔣介石和代表團一行，對代表的「意見書」作出答覆。

斯克良斯基說：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詳細討論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結論：目前孫中山與國民黨應集中力量做中國的政治工作，否則，在目前的情況下，任何軍事行動都必遭失敗。

」他援引了十月革命是由於俄共作了長期艱苦的政治工作的準備。

蔣介石當即反駁說，我們國民黨已經加強了自己的政治活動，但黨認為必須同時進行軍事活動。

蔣還強調俄中兩國進行革命活動的條件不同，工作更加艱難。

蔣介石說了很多，但改變不了蘇俄的既定方針。

斯克良斯基繼續論述群眾政治工作對於革命運動的巨大作用，強調「儘管條件艱苦，國民黨仍應在群眾中開展革命工作，否則就一事無成。

接近群眾，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這就是中國革命政黨的口號。

」「近幾年必須只做政治工作」。

他甚至說，「如若按所提計劃那樣開啟戰端，那就意味著冒險，出兵未捷身先死。

」大概為了給代表團一個台階，斯克良斯基說：「在進行政治工作的同時，也可以做些軍事上的準備工作。

」「可派一些中國同志到俄國安排到軍事院校xuexi。

zong參軍事學院可接收三至七人，軍事學校可收三十至五十人。

」

企圖說服托洛茨基

蔣介石的失望和不滿是不言而喻的。

但他還要為「西北軍事計劃」再作努力。

11月19日，他致函托洛茨基說：「此次負國民黨使命，代表孫先生來此，要求貴政府於本黨所主張西北計劃，力予贊助。

」信中還尖銳地提出，「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務望注意避免」。

在蔣介石的要求下，11月27日，在醫院的托洛茨基會見了蔣介石一行。

托洛茨基態度很友好，說願意同蘇聯的朋友談談自己真誠的看法。

他對代表團說，中國革命首先應該做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長而堅強的政治教育。

這就是說，國民黨應拿出最大的精力去做宣傳工作。

他說，一家好的報紙要比一個壞的師強大得多。

他強調說，「國民黨應當立即堅決果斷地改變其政治方向。

現在應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軍事活動減少到最低限度。

」「要儘快放棄軍事冒險，集中精力去做中國的政治工作。

」有備而來的蔣介石當即表示：在中國，各國的帝國主義者殘酷鎮壓任何形式的革命宣傳。

如果僅開展政治活動而沒有軍事行動，革命將十分困難。

他再一次婉轉地表達了代表團的願望：希望蘇俄支持國民黨的「西北軍事計劃」。

但托洛茨基卻明白地回答說：「廣大群眾參加解放運動的政治準備工作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可開始軍事行動，但不要像代表團提交給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書』中所說由蒙古出擊，而是在中國本土興師。

」

果然是問題的癥結在蒙古。

而且在托洛茨基與蘇俄領導人看來，此時仍屬中國的庫倫已經不是中國的領土了！ 蔣介石看到托洛茨基如此明白而堅決的回答，深感失望。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日記中竟然隻字未提對托洛茨基的不滿，卻在親筆修改的《年譜》上留下了「其人慷爽活潑，為言革命黨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不可缺一」等誇讚之語。

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專門會議

蔣介石在莫斯科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1月25日出席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

此前，代表團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國民運動和黨內狀況的書面報告》。

這次會議就是以這個文件為基礎，討論中國的革命問題。

會前，蔣介石會見了會議主席團主席季諾維也夫和與會的各國共產黨領導人。

在會議開始的講話中說：共產國際代表著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擔負著領導世界革命運動的責任，希望特別注意促進東方的革命。

他詳細講述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涵和意義，強調說，我們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旗幟，使大多數人民站在被壓迫者一邊。

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是我們唯一的敵人。

我們相信，經過三五年努力，我們就會凱歌高奏。

接著，與會者科拉羅夫（В.Коларов）、蔡特金（ClaraZetkin德共創建人之一，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等先後提出了十個問題，蔣當場一一作了解答。

主持會議的季諾維也夫說，主席團將有一個專門委員會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共同討論，提出一個明確的決議案。

經過緊張的討論和修改以後，共產國際以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名義作出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決議》，11月28日正式通過，交由蔣介石帶回中國。

《決議》說：「共產國際主席團滿意地指出，以孫中山博士為首的國民黨革命派已認識到必須接近勞動群眾，必須通過廣泛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同他們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從而鞏固和擴大中國革命運動的基礎。

」《決議》對中國革命的新形勢下孫中山和國民黨的綱領———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表明國民黨是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革命黨」。

這個決議隨即成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基本方針的藍本。

蔣介石一行於11月29日從莫斯科啟程回國，12月15日到達上海。

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失望

蔣介石赴蘇俄此行，前後歷時近四個月。

他和代表團一行除重點參觀考察蘇俄的軍事單位外，還參觀訪問了政府機關、工廠、農村，遊覽了名勝古蹟，會見了許多重要領導人，對於俄國共產黨、蘇維埃制度、蘇俄與革命與建設的艱難歷程有所了解，對於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有較深的體會。

國民黨中央確認代表團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共產黨的森嚴紀律，遂為日後回國後改組本黨創建黨軍之一大動機。

然而，蔣介石對於「西北軍事計劃「未能落實，尤其是對於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一案受阻，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失望，進而對蘇俄產生了一些疑問和看法。

他在幾個月後給廖仲愷的信中說：蘇俄「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觀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大體反映了他赴蘇俄歸來的一個重要認識。

蔣介石從蘇俄歸來後，並沒有立即去廣州向孫中山作詳細匯報，而是將一篇《游俄報告書》寄去廣州，自己徑直回奉化老家去了。

當時孫中山正在緊張籌備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亟需詳細了解蘇俄和共產國際的真實情況，因而一再催促蔣介石來粵。

1924年1月16日蔣介石返抵廣州，向孫中山匯報了代表團的工作及自己的一些疑慮。

孫中山認為蔣「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合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勉勵他為中俄合作多做有益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

大會通過的宣言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權主義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為中心（其後還提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出席大會的代表中有二十四名是共產黨員，約占代表總額的七分之一。

孫中山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綱領，並載入這次大會的宣言，奠定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四十一人中，有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十人。

經過改組的國民黨，不再是單純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成為當時革命政權和革命戰爭的核心骨幹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下，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加強軍事建設，籌建革命軍隊。

國民黨一大期間，決定把設立陸軍軍官學校一案切實付諸實施，並於會後不久在廣州黃埔正式籌辦。

這是貫徹三大政策的一個產物，國共合作的豐碩成果。

送子赴蘇深造之意外

仍需一提的是，1925年10月蔣介石送長子蔣經國赴蘇深造，在國運命途的坎坷間，一度鬧到父子反目，不可謂不是蔣介石與蘇聯的另一段「孽緣」。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民眾掀起反帝愛國運動，16歲的蔣經國血氣方剛，積極參加遊行罷課，被學校當局以「行為越軌」而開除。

時在廣州的蔣介石聞訊後，派人把他送到北京，進入吳稚暉辦的外語補習學校學習法文。

不久，蔣經國又參加了當地學生反對北洋政府的示威遊行，被監禁了兩個星期。

嗣後，他從天津乘船南下至廣州，來到了蔣介石的身邊。

這時，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蘇聯開辦孫逸仙大學（後稱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從廣州和全國各地選招革命青年，包括一批國民黨高級人員的子弟赴蘇留學。

在以貫徹執行孫中山三大政策贏得蘇聯顧問信賴的蔣介石，遂同意蔣經國去蘇聯。

蔣經國於1925年10月離滬。

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取名「尼古拉」，與鄧小平、廖承志、烏蘭夫等同學，不到幾個星期即加入共青團。

1927年春，蔣經國在蘇聯學習正認真努力之時，傳來了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的噩訊。

受到革命教育的蔣經國異常憤慨，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蔣介石的行徑。

他說：「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

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

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

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

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

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

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蔣經國改名「葉利扎羅夫」在莫斯科的紅軍第一師受訓。

一年後轉入列寧格勒的紅軍托瑪契夫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深造三年。

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受到蔣介石反共反蘇的影響，一度被遣送到工廠當學徒，受到嚴峻的磨礪。

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蔣經國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等人的刻意安排下，先後被派往莫斯科狄那莫電機廠當學徒，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區的石可夫村去勞動，在一個車站當搬運工，到西伯利亞阿爾泰金礦去淘金，直到1933年春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當技工。

由於他接受了革命教育並經歷了艱苦勞動生活的磨練，先曾在石可夫村被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後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助理廠長兼《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1935年3月，蔣經國和鐵路工人的女兒、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女工法伊娜·瓦赫列娃·芬娜結婚。

這年12月生下兒子艾倫（後被蔣介石命名孝文），第二年又生了一個女兒艾理（即孝璋）。

1936年1月，以蔣經國署名的一封給母親的信在列寧格勒《真理報》上發表，信中嚴厲譴責蔣介石「圍剿」工農紅軍的罪行，痛斥他「一次又一次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

這封公開信還提醒他母親：「您記得否？誰打了您，誰抓了您的頭髮，把您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哀求讓您留在家裡，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對待親人的孝悌與禮義。

」這封信在世界各國廣為傳播，使蔣介石十分難堪。

蔣經國一去蘇聯十餘載，蔣介石時以為念而不安，尤其是每次回奉化故里，髮妻毛福梅總是鬧著要「還我兒子」更勾起他的煩惱。

在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曾向中共代表周恩來提出幫助尋找蔣經國回國的要求，周表示盡力幫助。

同時，蔣也命駐蘇使館的鄧文儀等人努力尋找。

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帶著妻子和兒女離開蘇聯返國。

蔣介石雖然對他在蘇聯發表公開信的余怒未消，但看到兒子如今帶著媳婦和孫兒回到身邊來，經陳布雷等人緩頰，還是寬恕了他，並將芬娜改名為蔣方良。

蔣經國回到奉化溪口，跪見生母毛福梅，又按中國習俗與妻子補行了婚禮。

此後按照蔣介石的安排，蔣經國與被幽禁在溪口的張學良一道，在徐道鄰的輔導下，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