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勸進曹操積極，勸進曹丕卻慢騰騰地，前後差異有何講究？

歷來一說到司馬懿，首先想到的都是他的隱忍。

但其實這個人物形象很複雜，集大奸大忠、大智大勇、堅韌與猥瑣等眾多品質於一身，在政治、軍事的較量中，他時而默默無聞，隱忍不發；時而鋒芒畢露，高舉屠刀。

充分顯現出了他的機變和智慧。

你無法簡單的說他是賢臣還是佞臣。

甚至你都無法確切的說出他對曹魏竟是忠心耿耿，還是早就包藏禍心。

司馬懿經歷了積極效忠到反叛奪權的變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政治立場逐漸轉變。

但究竟孰是孰非，一時恐怕難以蓋棺論定。

畢竟，我們不能僅以一時一地的一言一行來刻舟求劍般臆測、推定一個人一生的是是非非。

事實也確是如此，司馬懿在勸進曹操、曹丕父子二人的態度上就前後不一。

審時度勢、因時制宜，但又深知「經典之大義」、「聖人之明制」，才像是身處曹魏陣營這一複雜多變公司組織之中的司馬懿進退、取捨的根本。

曹魏陣營的骨幹力量主要來自兩大派別，一派是譙縣、沛國的將帥，堪稱曹氏宗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曹操之父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其中又以曹仁、曹洪、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惇、夏侯淵等為代表；另一派是汝南、穎川的卿相，「汝穎固多奇士」，又主要以荀彧、荀攸叔侄及郭嘉、崔琰等為代表。

而司馬懿則是依附於後者的河內望族。

建安六年（201年），郡中推舉他為計掾。

時曹操正任司空，聽到他的名聲後，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職。

司馬懿見漢朝國運已微，不想在曹操手下，便藉口自己有風痹病，身體不能起居。

曹操不信，派人夜間去刺探消息，司馬懿躺在那裡，一動不動，像真染上風痹一般。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為丞相以後，使用強制手段辟司馬懿為文學掾。

曹操對使者說，「若復盤桓，便收之」。

司馬懿畏懼，只得就職。

此時掌管「選舉」的恰恰是崔琰、毛玠。

崔琰是司馬懿長兄司馬朗的生前好友，其慧眼識人，另眼相看年少時的司馬懿。

崔琰曾對司馬朗直言不諱，「君弟(司馬懿)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

(《晉書·宣帝紀》)」不僅如此，司馬懿之弟司馬孚也大概因此在同一時期做了崔琰的侄女婿曹植的文學掾。

其實，河內司馬氏世代「伏膺儒學」，其父司馬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而且教子甚嚴(《序傳》：「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

根據儒家經傳，事父孝者必然事君忠，所以，可以想見司馬懿對於君臣大義想必也執之甚恭，而司馬懿更是「常慨然有憂天下心」。

只是可惜，他比曹操晚生了近20年，以至於當他初登歷史舞台時，三國鼎立大局已定，不得不依附於人。

曹操讓司馬懿與太子往來游處，歷任黃門侍郎、議郎、丞相東曹屬、丞相主簿等職。

不僅如此，司馬懿進入曹操幕府，曹魏陣營里也早已是人才濟濟，一個蘿蔔一個坑了，任司馬懿「聰朗多大略」，「為非常之器」，卻也一時無用武之地。

此時的曹魏公司就像時下一些家族企業的通病，創業團隊中的草莽英雄(譙、沛將帥)和一幫空降的職業經理人(汝、穎卿相)把持著一切，而司馬懿儘管和後者有著近乎「同鄉+校友」的雙重情誼，且識見、能力非凡，卻也無可奈何。

後來，因堅守君臣大義而差點與曹操撕破臉皮的汝穎集團的核心人物荀彧、崔琰也就相繼死於非命了。

他不能再無動於衷了，必須獨自直面曹操，他必須在事關生死的挺曹還是抑曹的大是大非面前站好隊、表好態。

「遭逢際會」，又豈容他隔岸觀火？於是，當孫權上書假意稱臣時，竟率先勸進曹操稱帝，「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

(孫)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

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

如果說此時的司馬懿還人卑言輕、無足輕重，那麼，當曹操去世，曹丕已領魏王、漢丞相印、綬之後，年已不惑的司馬懿(時年41歲)和弟弟司馬孚(在曹植失寵前，已由曹植文學掾轉任太子曹丕的中庶子)已經在曹丕身邊耕耘、經營了許多年，並且深得曹丕信任了。

黃初元年（220年）十一月，曹丕登皇帝位，史稱魏文帝。

登基後，任命司馬懿為尚書，不久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但司馬懿在曹丕圖謀篡位大計時卻退避三舍了。

自古以來，人們就認為弒君是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你民告官，要先打三十大板，你妻告夫要入獄九個月。

何況曹家和劉邦、朱元璋不同，他們這些人都起身平民，和舊朝廷之間沒有什麼恩義，將其推翻，沒有什麼道義上的缺失。

可是曹魏是大漢的臣子，並且一向標榜自己是為了興復漢室而攫取權力，而現在權力在手，就拋棄自己的君主，將如何面對天下人。

於是曹丕發動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一起演了一場戲。

現在的所謂大片了，講投資，論規模，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整個的禪讓運動波瀾起伏，總的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是曹丕的臣子勸進，臣子講述了很多理由，說曹丕如何如何，可以稱帝，漢室如何如何，天命衰微。

當群僚爭先恐後地勸進時，司馬懿卻一直不動聲色，之後才站出來說話。

即便如此，司馬懿的說辭也絕非像此前的諛臣們一味地曲意逢迎，穿鑿附會些所謂的讖緯、符命之說，他更像是引經據典，以儒家義理，陳說天命，「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

……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受育長之施。

」

其實，仔細想一下，在荀彧、崔琰等一干創業舊臣紛紛棄曹操而去的時候，司馬懿適時勸進，對於曹操而言，多少有些雪中送炭的意味。

不過，對於司馬懿而言，也許只是一種違心的權宜之計，何況此時漢魏易主禪代之局尚未瓜熟蒂落，即便司馬懿積極勸進，也無關大局，卻可以一結曹操歡心，又何樂而不為呢？但是，當曹丕篡漢已是大勢所趨之時，司馬懿卻又不肯當面邀功，再做錦上添花，這其中是否也可以想見一些司馬懿的處境和心跡呢？

其實，當某個組織的領導人足以生殺予奪，而其好惡又掌控、左右著一切的時候，側身其中的每一個個體想必都曾經有過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場合和情景。

從這個意義上來重新審視司馬懿的兩次勸進，也許，會別有一番景致。

當然，公司很多，你可以一個不滿就辭職走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可是，能「留爺」的地方，在事業上能達到你的預期嗎？尤其在大集團公司，工資高福利待遇也好，很多人也是不想走的，這時不妨就借鑑一下司馬懿的處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