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貢獻於中國從而貢獻於世界

國際先驅導報7月1日報導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中國籍波蘭人。

1915年4月生於華沙一個猶太家庭，兩歲時隨父母移居中國。

15歲時在《京津泰晤士報》開始他的新聞生涯，抗戰時期曾以美國合眾社、《紐約時報》等媒體記者的身份訪問延安。

抗戰勝利後去了美國，1951年回到中國並參加新中國對外宣傳雜誌《中國建設》（後更名《今日中國》）的創辦工作。

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

2005年5月，愛潑斯坦在北京病逝。

入黨時間：1964年。

愛潑斯坦有一個中文暱稱：「艾培」。

他兩歲時隨父母來到中國，在中國長大。

曾與他共事50多年的原《今日中國》雜誌社第一副總編輯張彥曾經形容他：艾培雖然長著大鼻子，藍眼睛，可是他的思想感情是一個很淳樸的中國人。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愛潑斯坦的父母移居美國，但是愛潑斯坦卻留在了戰火愈演愈烈的中國。

「是什麼使您留在了中國？」1995年，有人問時年80歲的愛潑斯坦。

「是中國革命。

」他回答道。

向世界介紹中國抗戰真相

愛潑斯坦曾在天津由英美傳教士辦的學校里讀書。

當時，天津五分之四的地盤是外國租界，愛潑斯坦多次向好友、翻譯家沈蘇儒講起幼年時在天津租界看到的中國兒童被欺侮而上前打抱不平的事。

「兒時經歷使他從心底同情中國人，後來投身到中國人民反抗壓迫和侵略的革命中，最終他自己也成為中國人。

」沈蘇儒說。

對愛潑斯坦投身中國革命產生重要影響的人，是美國優秀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

愛潑斯坦曾回憶說，1933年冬，《京津泰晤士報》老總把一本書交給自己，讓他寫一篇評論。

這本書便是斯諾的《遠東戰線》。

愛潑斯坦隨即被這本書打動，專程前往北京拜訪斯諾，兩人由此成為志同道合的好友，並經常利用周末時間聚會聊天。

之後又通過斯諾，愛潑斯坦與史沫特萊等進步人士結識。

1937年，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駐華記者在中國各地採訪。

他真實記下了盧溝橋事件的槍響、天津爭奪戰的激烈悲壯、南京武漢政治軍事事態的發展、台兒莊戰役的勝利，直至廣州淪陷時的情景。

他寫出了26萬字的新聞作品《人民之戰》，用第一手的資料向全世界真實報導了中國人民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跡。

愛潑斯坦還與斯諾一起幫助轉移敵占區的愛國者、革命者到根據地去。

1937年5月，鄧穎超到北京治療肺結核。

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愛潑斯坦協助斯諾將鄧穎超送回西安。

1938年，愛潑斯坦在廣州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宋慶齡。

不久，宋慶齡邀請他參加致力於戰時醫療救濟和國際傳播工作的「保衛中國同盟」，愛潑斯坦負責編輯出版英文半月刊《新聞通訊》。

正是在此期間，他為毛澤東發表的《論持久戰》英文定稿並將其廣泛傳播到海外。

「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中，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更加美好和更有意義。

」愛潑斯坦晚年在回憶錄《見證中國》一書中這樣寫道。

愛中國從而愛世界

1944年，愛潑斯坦隨國民黨政府組織的中外聯合記者團訪問了延安。

在那裡，他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多年後，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還記得：我去採訪毛澤東，他也採訪我，他說話很幽默，讓人覺得輕鬆自在；而朱老總則根本看不出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他就像一位和藹可親的老頭兒；還有周恩來，還有孫夫人……

在延安，愛潑斯坦幫助中國同行們進行了對外宣傳工作：1944年，經他改寫，新華社在延安窯洞向世界播發了第一條英文電訊，從此，世界開始聽到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同年，愛潑斯坦與葉君健合作，第一次將冼星海寫的《黃河大合唱》的歌詞譯成英文，為很多國際友人廣泛傳唱。

愛潑斯坦的遺孀黃浣碧介紹說，愛潑斯坦一直珍藏著在延安的採訪筆記和照片，家裡的客廳里還一直高掛著他離開延安時，毛澤東送給他的簽名畫像。

「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

這個中國充滿希望，沒有飢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

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

」愛潑斯坦曾這樣描述他的延安之行。

1945年至1951年，愛潑斯坦同第一任妻子邱茉莉在美國生活。

其間適逢新中國成立，在愛潑斯坦和一些進步人士的推動下，美國《遠東之光》刊物出現了五星紅旗的照片，這是美國第一份印有新中國國旗的出版物。

愛潑斯坦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

他說，我走的是一條奇特道路，從國際主義到愛國主義。

時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對他說：您愛中國從而愛世界；您貢獻於中國從而貢獻於世界。

入黨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除了在美國的六年時間，愛潑斯坦一生絕大多數時光都在中國大地上度過。

他不僅是中國革命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也為中國的發展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1年，愛潑斯坦與邱茉莉應好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的邀請，從美國繞道波蘭返回中國工作，參加新中國對外宣傳雜誌《中國建設》（後更名為《今日中國》）的創辦工作。

數年後，《今日中國》的年輕記者們談及愛潑斯坦時充滿敬畏之情：稿子只要到了這位「挑剔」的老記者手上，不到最後印刷肯定要反覆修改。

愛潑斯坦在加入中國國籍7年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4年）。

在黃浣碧看來，這一決定對愛潑斯坦來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

「艾培一直把自己看作中國人民的一份子，並且通過接觸和了解中國共產黨，他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很多理念同他的理念是一致的，他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中國的革命，能夠領導中國的建設。

」

即使後來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牢獄之災時，愛潑斯坦也始終保持著對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熱愛，以及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信任。

「這時已是四月，路旁的樹木和麥田剛顯出一片嫩綠。

我陶醉在這片熟悉的、稚嫩的、很快就會消失的色彩中……華北，這是我生長的地方，我所認識的唯一故鄉……」沈蘇儒說，這段《見證中國》里的文字，誰能想到是愛潑斯坦在被押送入獄時凝望吉普車外的大地時產生的。

1984年，愛潑斯坦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對於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他直言不諱，曾針對黨員幹部和政府官員腐敗、藥品造假等問題提出過不少建議。

就在去世前的一個月前，愛潑斯坦度過了他的90壽辰。

他說：和過去一樣，前進道路上還會有很多阻礙和磕絆，可是中國的進步將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