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藩鎮職業軍人集團與佛教

在割據藩鎮的統治下，河北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藩鎮節度使、軍將為代表的職業軍人集團，取代傳統的世家大族，成為在地方上最有影響的勢力。

河北地區自魏晉以來就是世家大族集中的地區，全國最著名的崔、盧、李、鄭等山東士族中，崔、盧、李等三姓集中於河北。

但隨著九品中正制的廢除，科舉制度的興起，這些大士族在唐代逐漸離開原籍，播遷到全國各地，特別是向長安和洛陽集中，而留在河北本地的主要是小房小支。

對地方的影響力也大為降低。

與文化型大士族不同，河北職業軍人集團多出身寒微，尚武善斗，文質很弱，多憑藉軍功而位居河北社會的上層。

從成分來看，既有漢人，也有相當數量的胡人，涵蓋了上至節度使，下至各級軍將、士卒的龐大群體。

他們優禮僧侶，大興佛寺，積極參與佛教活動。

他們的支持和參與，極大地促進了佛教在河北地區的傳播。

「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

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

」

河北節度使崇佛，除了唐代佛教盛行這個社會大環境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河北三鎮動亂頻頻，子軾父，弟殺兄，骨肉相殘，部將犯上作亂，節度使屠戮軍將的例子屢見不鮮。

從廣德元年(763年)到乾符元年(874年)的110餘年的時間內，全國藩鎮共發生動亂171起，河北地區即占了65起，占總數的38%軍亂是謀取節度使職位的重要途徑。

魏博鎮前後共17位節度使，其中有7位是藉助軍亂而得位的。

幽州鎮29位節度使中有16位是借軍亂之機竊取權位的。

即使在父子、兄弟之間帥位的轉移，也往往通過暴力手段。

失敗者，輕則被囚被逐，重則全族滅門。

鬥爭的殘酷性，即使是勝利者也往往心有餘悸，給他們心頭蒙上了難以拂去的陰影。

他們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不知何時厄運會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其中以劉總最為典型。

劉總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幼子，本來沒有資格繼承節度使之位。

他毒死父親，殺死兄長，依靠陰謀手段得以擔任節度使。

繼任節度使後，心裡卻不得安寧，數見父兄為祟，便在節鎮官署後面大建佛寺，供養數百僧人，讓他們為自己晝夜祁攘。

即便如此，他在祠場休息能暫時安寧，但離開祠場，在自己臥室中便驚恐不安，夜不能寐。

由於不勝其苦，劉總上書朝廷請求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

牙軍是藩鎮軍隊的精銳，是節度使的統治支柱。

他們的向背，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左右節度使權位的更迭。

魏博牙軍在諸鎮中最為驕悍難制，以至當時有「長安天子，魏府牙軍」的說法。

節度使史憲誠、何全嫁、韓君雄、樂彥貞等人都是由牙軍擁立的，但又因為沒有滿足牙軍的願望和要求，而被殺。

在這種情況下，藩鎮節度使往往阪依佛門，以求精神安慰。

除了消災避禍的目的外，祈福以及希圖長生也是一個重要目的。

他們鐘鳴鼎食衣食無憂，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處於社會的上層，高居於百姓之上。

他們希望這種生活永遠繼續下去，即使在陰間也可以享受人間的幸福和快樂。

由於他們擁有雄厚的物力和財力，佛教活動具有規模巨大、類型多樣、往往佛道兼修等特點。

「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

」由於唐後期戰亂頻繁，軍將士卒作為職業軍人，衝鋒陷陣，以戰爭為職業，以殺戮為常事，時時有生命之虞，他們普遍感到人生無常，對自己的命運難以把握，自然希望冥冥之中有神佛保佑他們。

唐後期，佛教活動甚至成為軍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軍中皆右執兇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

張京為魏博大將，由於軍功卓著，官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戶，但他卻「頓覺無為，知約口不常，持法華為體，念天悲為心，長崇釋教，頓說南宗"。

魏州戴、張、郭三家共建觀音院，延請僧人智侄擔任主持。

戴、張、郭等人都是魏博天雄軍的軍將。

馮廣清在長慶年間為橫海節度使烏重撤手下十將，「志好外書，心崇內典，不昧薰茹，長持藏經，皆以手書，讀念川注，身即上事旎鎖，心且懸於釋門」。

即使飯依佛祖，盡心於佛事，也未能免除身家之災。

馮廣清後在一次內亂中被殺。

佛教講求慈悲為懷，反對殺戮，與以戰伐為業的軍人的行為似乎是格格不人的，但大乘佛教又講求眾生平等，即使沒有善根的「一闡提人」也可以成佛。

作為軍人，不管他們殺過多少人，犯下了多少罪孽，只要放下屠刀，悔過向善，照樣可以立地成佛。

佛教需要這些軍人集團的提攜支持，同時佛教也為這些軍人通向西方極樂世界敞開了大門。

這樣赳赳武夫就和佛教在唐後期五代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唐後期五代，以節度使為代表的職業軍人集團的佛教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佛教寺院的修繕和創建

安史之亂使河北社會經濟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就曾承認:「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青，為我廝隸，齊姜、宋子，為我掃除。

」其實不僅叛軍如此，就是唐朝中央軍隊也好不到哪裡去。

大量的佛教寺院毀於兵I之災。

魏州開元寺就是其一。

開元寺建於庸中宗復辟後的神龍年間，時稱中興寺，玄宗開元年間，改名為開元寺。

開元寺是魏州名剎，即使在河北也是首屈一指的寺院。

「河朔之州，魏為大;魏之招提，開元為大。

"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唐軍在攻打魏州時，採用火攻，開元寺寺門被大火燒毀。

「細侶往來，莫庇風雨，香老興嘆，衣冠疚心，共甘沒齒，不睹興復。

"大曆九年(774年)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對寺門進行了重修。

「既立三門，鎮之層樓;又像雙網，校之連閣。

亮宇若畫，糠梓干雲，苹投蓋而靡及，贏抱關而方啟。

上可以回眺百里，覽川原林麓之富;下可以俯瞰萬室，察舟車士馬之殷。

崇乎信一時之壯觀，而全魏之卓絕也。

」除了重修了雄偉的寺門外，他還修建了兩座舍利塔。

鑒於寺中佛經殘缺，僧人研習不便，又命人抄寫了兩部《一切經》，並造二座藏經樓以貯之。

為了表示虔誠，他甚至還讓一子出家，法名敬昂，擔任開元寺主持。

其他類似例子還有，大曆十三年(778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修復定惠寺，於寺內建文殊菩薩堂，堂內供養李寶臣及其夫人的塑像。

他還在恆州天寧寺內建造慧光塔(現名凌霄塔)。

恆州廣惠寺華塔始建於唐德宗貞元年間，當時成德節度使是王武俊或其子王士真。

長慶中，幽州節度使劉總奏請為僧，並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劉總法號大覺，寺名報恩寺。

大興土木在節度使易擅之初更為普遍，「每有新帥，多創招提以邀福利"。

當然修建佛寺等必須大興土木，開支浩大，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幾乎為高級官僚貴族的專利。

有的官僚對此也有意見。

例如，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便認為勞民傷財，與佛教以慈悲為懷的宗旨相悖，於是他拿出自己的棒祿，派人到江南購買紙張，僱傭書工，抄寫佛經，散給百姓。

2.雕刻石經、建造佛像、經幢等

佛經謂「修福田莫若立塔寫經」在世人看來是修功德的善舉。

雲居寺建於貞觀五年(631)，位於今北京西南約75公里處石經山下。

房山雲居寺是幽州最有影響的寺院。

它以房山石經而蜚名海內外。

石經有專業工匠書寫雕刻，完成後運上石經山山頂，藏於石室。

《房山石經題記彙編》中反映的是幽州地區雕刻石經的盛況，見諸記載的幽州節度使有楊志誠、李載義、劉濟、張允伸等，幾乎歷任節度使都曾參與造經，尤以劉濟、張允伸造經最多。

除了節度使自己所造外，還有軍將為節度使祈福所造。

《常山貞石志》所錄唐代時常山經幢、佛像等多為唐末成德節度使王熔時期所造。

有一八佛象(像)石幢，幢高一尺八寸，四面四棱，第一面刻有「口口口常山王及文武官僚三軍將仕等創建尊勝石幢」。

王銘被封為常山郡王，這個石幢為王榕鴻集手下軍將百官所建。

3.建壇度僧

度僧也是佛教修功德的手段。

唐代對僧人管理很嚴，編有僧籍，只有在國家指定的壇場受戒，取得度碟者，才能獲得國家的承認。

由於唐後期皇權失墜，地方往往自行其是，唐王朝為此還專門下詔加以限制:「大唐太和二年以來，為諸州多有密與受戒，下符諸州，不許百姓剃髮為僧。

唯有五台山戒壇一處，洛陽終山(當為篙山)琉璃壇一處，自此二外，皆悉禁斷。

』，但這些規定在唐中央控制最弱的河北地區根本得不到切實的貫徹。

河北節帥對朝廷禁令置若周聞，常常私建戒壇。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大中四年(850年)至咸通十三年(872年)在任，在這期間至少大中五年((851年)、大中九年(855年)兩次設立過壇場。

在魏博鎮，在文宗頒布禁令不久之後的開成五年(840年)四月，日本僧人圓仁親眼目睹了唐州(當為貝州)刺史在開元寺壇場，一次就度僧400餘人。

實際上，度僧儀式常常流於形式，成為變相斂財的手段。

貝州善光寺的尼眾戒壇甚至只懸蟠鋪席，以繩子界地，根本沒有建壇。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原為靈武人，後為魏博大將。

太和三年(829年)六月魏博發生軍亂，節度使史憲誠被殺，何進滔被亂軍擁立為節度使。

何進滔「居魏十餘年，民安之」，他對佛教也很熱心。

太和七年(833年)四月十九日，他前往開元寺朝拜，還拿出自己的傣祿，於開元寺建立琉璃戒壇。

歷時一年之久，戒壇建成，「責以琉璃，艘之丹漆。

疊午文房，張軒達戶。

如龍之蟠，如鳳之賽，灌縮撐A，觀者洞然，神真其隅，珠內其頂。

重級頒平，大光輝映」。

並讓僧人會恩主持度僧事宜。

這戒壇的建立，距離文宗發布度僧禁令只有短短的五年時間。

4.齋僧

設齋本來是給僧人供給飲食，後來發展成俗人修行功德的一種形式。

多選擇在某個特定佛教節日(如二月八日、四月八日等)或在施主的生辰忌日等供其飲食。

有的官僚貴族甚至長期供養僧人，幽州節度使劉總便「衣食浮屠數百人」。

5.多方招致名僧

河北雖然陷人割據，但與全國其他地方的佛教交流、僧侶往來仍很頻繁，並沒有陷人割據而中斷。

節度使及各級官僚對名僧十分敬重，往往多方招致，待以殊禮。

因此，與當時大部分文士視河北為畏途不同的是，僧人眼裡河北是福地樂土，是充滿希望的所在。

義玄向黃聚辭行，黃聚問他「什麼處去」?義玄回答:「不是河南，便歸河北。

」義玄向偽山辭行，仰山送出時，對義玄說，「汝向後北去，有個住處。

"偽山向義玄推薦的去處也是河北。

大約於會昌五年前後，義玄輾轉到達鎮州。

義玄，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縣)人，曹州唐屬河南道，如果說他去河南，有回歸故土的意味，去河北則主要看重的是在河北的發展前景。

成德節度使王銘對趙州觀音院的從諭十分敬重，延請他到鎮州。

宋元豐八年的《柏林禪院碑記》稱從諳得負郭贍寺田五千畝，有碳有碾，俱以水為之，常住遂足。

即是王銘施捨的。

還比如，據《全唐文》卷八一三公乘憶《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完碑》，存獎禪師，七歲時於三河縣盤山甘泉院出家，後從學於臨濟寺義玄。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使人迎請義玄，存獎也作為隨從一起到了魏州，居於觀音寺江西禪院。

義玄去世後，乾符二年(875年)，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垂董廓、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琢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等乞請存獎北歸。

存獎在眾人懇請之下，打算離開魏州到幽州。

早晨到使衙庭告別，此時節度使是韓君雄，其叔贊中聞訊大驚說「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敬豈如是耶?」為了挽留存獎，為他專門建造了精舍，存獎只好又留在魏州。

他駐錫魏州達三十多年，闡揚佛法，史稱「六州士庶，盡結勝因」。

因此，河北藩鎮對佛教勢力的倚重和保護是河北高僧活動頻繁而佛事不衰的重要原因。

6.祁雨厭攘等活動

古代自然科學很不發達，人們對造成自然災害的原因不了解，在強大的災害面前常常束手無策，無能為力。

「力不足者，取乎神」。

在以農業立國的中國，風調雨順對統治者顯得尤為重要。

讓僧人主持，通過儀式祈雨是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

大曆二年(767年)，大旱，成德鎮轄內諸州受災十分嚴重。

成德節度使張君(即李寶臣)聽說自覺禪師的大名，親自人山拜訪，請其祈雨。

幽州節度使劉濟在任時，連年大旱，蝗蟲為災，劉濟齋戒蔬食，默以心禱，最後天降甘霖，早情得以緩解。

在唐後期割據藩鎮統治下，以節度使為代表的職業軍人集團文化素養較低，許多人甚至目不識丁。

他們的佛教活動目的很明確具體，充滿了現實性和功利色彩。

對佛教的派別、教義等根本不關心，甚至缺乏基本的佛教知識。

例如前揭材料中的魏博節度使何進滔人開元寺朝拜，應僧人之請建造戒壇，他竟然問僧人戒壇是幹什麼用的。

他們熱衷於建寺、造塔、刻碑等這些具體可感的所謂功德。

當然他們之所以如此，不是為佛法所感化，而主要是對佛教宣揚的六道輪迴的恐懼以及希望在屠戮之餘獲得心靈的慰藉，以求達到所謂祛病消災、延年益壽等現實目的。

因此，佛教的興盛首先從當時龐大的寺院和僧尼數量以及寺院制度閡麗等方面體現出來。

甚至他們許多人依違於佛道之間，往往佛道兼修。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一方面大肆興辦佛事活動，還引術士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居別室，最後為求長生，竟飲所謂甘露而死。

王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寵信道士王若吶，受符篆，讀佛經，廣齋醮，煉仙丹，修館宇，無所不用其極。

幽州節度使劉仁恭招浮屠講法，又從方士王若吶學長生之術。

當然這些活動根本不能挽救他們的命運，許多人為此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另外還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充分顯示了封建統治階級腐朽墮落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