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杜君立：現代版司馬遷，屬於蔡東藩一個人的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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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語

與傳統的歷史通俗小說不同，蔡著採用的完全是專業歷史寫作的方法，重史輕文，注重真實和考據，無一事無來歷，孤證不立。

這需要大量的閱讀和涉獵，更離不開洞隱燭微的思辨精神，寫作《元史演義》時他就參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補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說目之」。

這是史家才有的嚴謹，「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愧如刀，但憑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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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一個人的中國史》

作者：河南 杜君立

在世界所有國家中，中國的歷史無疑是最為源遠流長的。

歷史學家孟森先生說：「中國有史之系統，嚴正完美，實超乎萬國之上。

」歷史作為一種話語權，在數千年里經歷了從民間到官方的轉移和衍變，最後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二十四史」。

「作史固難，讀史亦難。

」中國史籍浩如煙海，從二十四史、兩通鑑、九通、五紀事本末，到其他各種別史、雜史和野史，一個人即使窮經皓首，也讀不完這麼多歷史。

僅「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除非像呂思勉這樣的歷史研究者（呂將「二十四史」通讀了三遍），對一般讀者來說，這樣的正史難免會讓人望而卻步。

「嘗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鑑綱目》凡二十卷，《明史紀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輯錄，多則數千百萬言，少則不下百萬言，非窮數年之目力不能舉此三書而遍閱之。

」

同時，這些高文典冊的歷史大多出自文人史官之手，並非為一般智識的普通民眾而作，閱讀難度可想而知。

因此，便出現了大量的民間說史和寫史，即「演義」小說的興起。

「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

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傳》始也。

」（雉衡山人《東西晉演義·序》）《三國志》屬於正史，《三國演義》則將歷史民間化和文學化了，就社會影響而言，前者根本無以望後者之項背。

一是乏人問津的所謂「正史」，一是真假難辨的各種「演義」、「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中國歷史始終陷於「貧困」，以至於魯迅先生說：「中國不但無正確之本國史，亦無世界史，妄人信口開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內，都談不到。

」近代西風東漸，大學興起，中國結束帝制，走向民主，歷史才開始在中國重新復甦，梁啓超提出「新歷史」之說。

在這場歷史啟蒙運動中掀起一股「歷史熱」，留下許多名篇巨作，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蔡東藩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系列。

蔡東藩（1877-1945）一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又接觸過許多現代新思想，精通經史詩文，這使他對歷史、國家和民族有更現代、更深刻的認知。

他堅持歷史的真實根基，「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

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虛，語惟以俗」，這或許是對同時期白話文運動的一種呼應。

從1916年到1926年，從40歲到50歲，陋室孤燈，蔡東藩在浙江鄉下寫了整整10年。

從《清史演義》始，先後寫作了元史、明史、民國、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兩晉、前漢和後漢等通俗演義。

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完成了這部長達700多萬字的中國通史，從秦漢到民國，歷史跨度長達兩千多年。

在某種程度上，蔡東藩對中國歷史寫作的貢獻足可與司馬遷相媲美，說他是「現代司馬遷」也不為過。

作為中國第一部通史，50餘萬字的《史記》敘述了自黃帝到西漢的三千年中國史，蔡東藩的「歷代通俗演義」正好從前漢開始，這種銜接不僅是主題內容上的，也是歷史精神的繼承，即歷史從官方到民間的回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2016年恰逢蔡著《清史通俗演義》（「歷代通俗演義」第一部）首次出版100周年，歷經百年巨變，其光輝仍不可磨滅，正如替蔡續寫《民國通俗演義》後四十回的許廑父所言：「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後不脛而走遍天下。

」事實上，「歷代通俗演義」自出版以來，便一直暢銷不衰，為書商和出版社帶來不可計數的利潤，但蔡氏本人卻貧寒一生，僅以行醫教書為生。

這就是一個真正寫作者的歷史和命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6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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