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和人民｜李洪林

李洪林（1925—2016）

編者按

Editor's notes

著名理論家李洪林先生6月1日晚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

他為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所做的理論貢獻功不可沒。

本文是1979年1月26日李洪林先生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1980年9月在《人民日報》刊出。

在領袖和人民的關係當中，人民可以選擇領袖，領袖卻不能選擇人民。

如果說到誰應當忠於誰，那麼領袖應該忠於人民。

文｜李洪林

為了堅決貫徹黨中央少宣傳個人的方針，有幾個原則是非必須分清。

這些是非，其實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只因時間長了，常識漸漸被人遺忘，而違反這些常識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做法，反而成為習慣。

因此，說出原來的常識，倒有可能被目為異端。

不過，聞常識而吃驚的人，畢竟一天比一天減少了。

現在，中央既然做了決定，就應該普及這些常識。

人民應當忠於領袖，

還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

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推廣過一種「三忠於」運動。

其實這「三忠於」當中，有兩個「忠於」是陪襯，中心是一個「忠於」，即「忠於領袖」。

在一段時間裡，表「忠」心，跳「忠」字舞，佩帶「忠」字徽章，成了「最大的政治」。

這個運動，不單是樹立一個道德標準，而且要建立一種政治關係。

拋開他們當時所指的具體的領袖（因為領袖是人，按照自然規律，一個領袖不論工作多少年，總有個生命的極限），於是就剩下一個普遍的原則：人民應當忠於領袖。

領袖是一個人（本來無產階級領袖是一批人，不過林彪和「四人幫」主張只有一個領袖，事實上那時也只有一個領袖），所以這個原則再提煉一下，就是：群眾應當忠於一個人。

這個「三忠於」運動是有效的。

不但在迷信盛行的十年是那樣，而且在「四人幫」垮台之後還繼續有效過。

讚美一個人的時候，有時少不了這樣一條評語：「忠於偉大領袖」。

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種觀念才逐漸改變了。

道德關係也好，政治關係也好，都是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並且反過來為這種經濟制度服務的。

什麼樣的社會，產生並需要這種政治關係呢？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產生人身依附關係。

農民依附於地主，全國居民都依附於最高的封建領主——皇帝。

和這種社會制度相適應，忠於皇帝一個人，是最高的道德標準。

全國居民都要無條件地服從皇帝一個人的絕對權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則。

「忠」是什麼意思呢？全心全意為之效力，無條件地服從他的支配。

封建時代，對「忠」有這樣一個解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

」不能問個為什麼，絕對服從皇帝，這就是「忠」的要求。

現在的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

封建社會那種人身依附關係，早就被打破了，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

在我們這個社會，要求人民都象忠於封建皇帝那樣，忠於無產階級的領袖，這符合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原則嗎？顯然是不符合的。

無產階級領袖是人民中的一員。

人民和自己的領袖是平等關係，不是人身依附關係。

在領袖和人民的關係當中，人民可以選擇領袖，領袖卻不能選擇人民。

領袖如果得人心，人民會擁護他，熱愛他，尊敬他，信任他。

但是不能要求人民忠於他。

如果說到誰應當忠於誰，那麼，領袖倒是應該忠於人民。

毛澤東同志歷來提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忠於人民。

這是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幹部和群眾之間一種新型的社會關係。

如果要求每個革命幹部和共產黨員都必須忠於人民，那麼，無產階級的領袖不是更應當成為忠於人民的典範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幹部和群眾之間的新型關係，就成為我們國家根本的政治制度了。

我們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這個國家裡，人民是主人，幹部是公僕，已經載入憲法。

既然幹部都是公僕，領袖當然更是公僕了。

領袖和幹部當然要從事領導工作，並且也有一定的權力和威信，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他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要向人民負責，要為人民做好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因此，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而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

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里，公開宣揚封建道德，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恥辱，有損於中國人民的尊嚴。

實踐證明，「人民必須忠於領袖」的原則，已經嚴重地阻礙了我們社會的發展，因此必須拋棄它，而代之以「領袖必須忠於人民」的原則。

這是社會主義社會領袖和群眾相互關係的一條準則。

要求領袖忠於人民，那不是降低了領袖的身份嗎？沒有。

剝削階級的領袖才有高人一等的特殊身份。

無產階級領袖的身份，本來就是群眾中平等的一員，還能「降低」到哪裡？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領袖來說，根本不存在「降低身份」的問題。

相反，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這恰恰是無產階級領袖的光榮。

領袖越是忠於人民，他便越享有崇高的威望。

是英雄創造歷史，

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

這個題目是毛澤東同志出的。

1970年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上，為了批判陳伯達的唯心史觀，毛澤東提出了這個命題。

不過，在林彪和「四人幫」滅亡之前，這些自稱「高舉」的野心家，對這個命題從來也不「按既定方針辦」。

這個是非，到現在也不能說已經完全澄清。

毛澤東同志的觀點是十分鮮明的，他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唯恐有人誤解，所以他用著重的口氣，加上限制詞，重複說一次：「只有人民」。

那麼，這是貶低領袖的作用嗎？

沒有。

沒有貶低領袖的作用，而是實事求是地把領袖放在人民之中。

人民創造歷史，自然包括領袖的作用在內。

只有缺乏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才會把「人民創造歷史」的命題理解為貶低領袖的作用。

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確實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他可以加速歷史的發展，也可以阻礙歷史的發展，因為他掌握了很大的權力，或有很高的威信，能夠用他的意志影響群眾，去實現一定的行動。

不過個人影響歷史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

任何偉大人物，都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歷史條件，任意創造歷史。

歷史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當然也不以偉大人物的意志為轉移。

偉大人物的意志如果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就可以加快歷史的腳步。

如果他的意志違反歷史發展規律，也可以延緩歷史的腳步。

不過這種加快和延緩都是有限的。

凡是使歷史倒退的人物，不管他有多大的權力，最後必定受到歷史的懲罰。

因為社會是要向前發展的，誰阻礙它，誰就要被趕下歷史舞台。

反動的歷史人物，命運照例是如此的。

無產階級的領袖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並且有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作為世界觀，因此可以在歷史上起偉大的作用。

拿我們中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在1949年誕生，確實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分不開。

如果沒有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大概還要長得多。

但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就得出一個結論，說歷史是英雄創造的。

按照歷史唯物論，偉大人物是歷史造成的。

客觀條件需要一位人物出來發揮領袖的作用，就總會出現這樣的人物。

至於由誰來擔負這個責任，歸根到底，要由人民來選擇。

是人民創造偉人並推動歷史。

如果沒有這個人，也會有另一個人被人民選擇出來，被歷史推上前列而成為領袖。

如果把個人的作用誇大了，就會使領袖脫離人民，變成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或「大救星」。

好象人民群眾都是無知無識的芸芸眾生，仰仗領袖的恩賜，才有了光明，有了希望，有了活路。

這是個人崇拜，或者叫個人迷信。

它神化了個人，貶低了群眾，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史觀。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凡是搞個人迷信的人，多半懷有野心。

野心家用個人迷信愚弄群眾，為的是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國人民最現實的反面教員，就是林彪和「四人幫」。

他們狂熱地搞個人迷信，不正是為了自己篡黨奪權嗎？

舊中國經濟凋敝，統治階級又實行愚民政策，因此文化十分落後。

新中國成立後，這種狀況在改變。

不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化真正成了革命對象，一切愚昧、落後、反動的意識形態空前泛濫，其中就包括個人迷信。

不過在那十年當中，搞個人迷信是最革命的象徵。

今天要清除這種垃圾還要做相當的工作，特別要警惕有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突出」個人迷信這種「政治」。

你要少宣傳個人，他就說你「貶低領袖」，使他這種具有「深厚無產階級感情」的人接受不了。

如此「高舉」的人為數很少，對這種人，你少宣傳個人也好，多宣傳個人也好，都是一樣的。

他反正要挑你的毛病，因為他不贊成三中全會的方針。

對「少宣傳個人」這一點，應當多作宣傳。

就是說，多宣傳中央這個指示，多宣傳唯物史觀，多批判個人迷信，多批判唯心史觀。

讓更多的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誰要想再利用個人迷信來騙人，來反對黨的路線，也就更加困難了。

領袖是天生的，

還是在實踐中成長的？

林彪和「四人幫」都是搞天才論的。

要批天才論，這是毛澤東同志在1970年的時候，鄭重其事向全黨提出來的。

讓搞天才論的人批天才論，當然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只能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來做。

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就是天才論和實踐論的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

有人把「高舉」掛在嘴上，動不動就說別人不高舉，要砍旗。

可是在天才論和實踐論的鬥爭面前，事情就清楚了，原來他「高舉」的是天才論的旗幟。

按照天才論，領袖從來都是正確的，凡錯誤都是別人的。

在天才論風行一時的情況下，事情恰恰是這個樣子。

在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也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也好，都成了領袖的思想自我表現的歷史。

領袖事先帶著一個絕對正確的思想來到黨內，已經有了一條完備的革命路線。

然後就是領袖在黨內不斷和別人作鬥爭的歷史。

別人不斷違反領袖的思想和路線，而領袖則一直堅持那完備的、絕對正確的思 想和路線。

這種觀點，違背了人的認識的發展規律。

領袖也是人，他的認識也是在實踐中產生的。

當他沒有參加革命的實踐時，不可能產生正確反映革命發展規律的思想。

參加革命實踐以後，他可能產生正確的思想，也可能產生錯誤的思想。

只是在長期的革命實踐過程中，領袖才能逐漸積累經驗，產生比較系統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思想。

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形成的。

當然，毛澤東思想形成以後，中國的民主革命確實是在它的指導下取得勝利的。

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可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但這是從檢驗毛澤東思想這個角度說的。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是在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是在說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是在說明它的正確性，說明它是科學而不是空想，並不是說中國革命是按照事先定下的妙計逐步實現的。

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因為它正確。

而它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

然而天才論為了神化領袖，卻把領袖弄成一個全知全能的神。

其實領袖也是人，決不會全知全能。

他也有錯誤，這並不奇怪。

有錯誤改了就是，並不會損害他的威信。

但是，由於要保持全知全能，有錯誤也不能承認，結果便弄出許多矛盾，有許多事情說不清楚。

共產黨反對文過飾非，但是天才論一定要文過飾非，理由是「維護形象」。

其實，文過飾非恰恰是損害領袖形象的有效手段。

因為領袖的是非都是全局性的，不可避免地要由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實踐來檢驗。

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不會有一點含糊。

它的效果都明明白白地擺在社會上，大家都有親身感受。

硬把正確說成錯誤，群眾不會接受；硬把錯誤說成正確，群眾也不會相信。

只有實事求是，承認領袖是在實踐中成長的，既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也有難以避免的缺點錯誤，這才是真正維護領袖的形象，而不會損傷群眾對領袖的信任。

領袖能不能批評？

按照個人迷信的原則，領袖是不能批評的。

理論上的根據是：領袖沒有錯誤，也不可能有錯誤。

既然沒有錯誤，當然不能批評。

反過來說，誰要是批評領袖，那就是批評一貫正確的人。

被批評的人既然一貫正確，那麼批評者就一定是錯誤的。

1959年，彭德懷同志寫了一個意見書，提了一點批評意見。

先不說批評的正確與否，這種提意見的方式，是完全符合黨章規定的。

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

當時黨中央正在開會，中央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提意見，是完全正常的。

然而，這件事被定為反黨。

從此以後，就有了這樣一條規矩：批評領袖就是反黨。

其實從來就沒有這樣一條規矩。

不過廬山會議開了先例，以後也就習以為常了。

這樣一來，黨內民主生活受到嚴重損傷。

到了「史無前例」的十年，又升級了。

批評領袖，不單是反黨，而且是反革命。

不要說批評領袖本人，就是偶一不慎，對領袖的名字或像片或語錄，有所「不敬」，都被叫作「惡毒攻擊」，都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在社會發展史上，只有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即君主專制統治下的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才把個人和國家等同起來。

「朕即國家」，反對皇帝就是反對國家，這就犯了大逆不道罪。

在社會主義國家搞這一套，實在是極其嚴重的「抹黑」行為。

其實林彪、「四人幫」搞這一套，完全不是出於所謂對領袖的尊敬，而是為了用這根棍子殘酷地鎮壓群眾，為了建立他們的「林家王朝」或「江記王朝」。

1979年1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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