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為何對這個小子讚不絕口？

曹操為何對這個小子讚不絕口？

趙丹陽

郭嘉是東漢末年曹操帳下著名謀士，高屋建瓴，才識過人，可惜英年早逝，沒能活到大魏集團改朝換代。

曹操在懷念他時曾言：「故軍祭酒奉孝，忠良淵淑，體通性達。

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

」本章對他的論述，將分為四個部分。

其一，辨析治亂，慧眼識英。

郭嘉出生於潁川，據傳其未及弱冠時已有遠見，預料不出十載，天下必將大亂。

留法學者李燁培先生為《武英殿聚珍版書》作注時，曾引用少年郭嘉對形勢的預判：「夫明察主道，以觀君德；審惟宇分，以定國綱，則興亡可料矣。

囹圄常繁，晨兢夕厲，猶不能決，此亡兆一也；饕褫無厭，近利趨得，遠益鮮務，此亡兆二也；虺開兩口，爭食相齕，不顧國惠，此亡兆三也；外懦內殘，怨讎匪暴，張袂成帷，此亡兆四也；輕法禁而專謀慮，荒政道而恃驕忍，此亡兆五也；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上下相徇，互爭寵用，此亡兆六也；進爵不以稱德度功、陳保之勞，而以勢貴之要、疾辯之能，此亡兆七也……黼黻滿目，茲不盡舉！」

對於大漢王朝搖搖欲墜、禍亂將起的徵兆，郭嘉列舉了十五條。

因為年代久遠，察用困難，李教授只收錄整理了七條。

大概意思是，你要想預知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要綜合考慮兩個因素：一是領導班子的水平如何，二是制度、法律設計的如何。

現在看來，這兩樣都不合格，以致於問題一大堆：第一，自冒於法、鋌而走險的人越來越多，從中央到地方，累積的案卷不可勝數，即使夙興夜寐，也審理不完；第二，政府官員喜好財貨，慾壑難填，而且目光短視，只制定一些貪圖一時之宜的法令，很少頒布顧及百姓長遠利益的政策；第三，決策拍板的時候，皇帝說向東，利益集團偏偏要向西，雙方爭執不下，誰也不肯退讓，致使國力大傷；第四，政府高層對外拘拘儒儒、薄志弱行，對內強橫霸道、百般壓榨，弄得山匪遍地，割據自立；第五，居上位者輕視法律規章的作用，而只重視統治技巧的修繕，不仔細研究施政的方略，一味憑藉手上掌握的資源控制下屬；第六，身居要職的人整天只惦記那點工資、那點待遇，對於民生大事從不直言鯁議，生怕得罪了誰，而一旦碰到了關乎個人利益的事件，又開始撕破臉皮，斗得你死我活；第七，給一個人升官不是以其對社會的貢獻為依據，而是看這個人是不是名門望族，這個人的文章辭賦是不是華麗動聽。

綜上所述，這個政權沒辦法「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

果不其然，郭嘉所言一語成讖。

後來，田豐非常欣賞他的高論，將其舉薦給袁紹。

但是郭嘉對袁紹幾經觀察之後，作出判斷：「明智的人能審慎周到地衡量他的主人，所以凡有舉措都很周全，從而可以立功揚名。

本初只想要仿效周公，但是只學到了周公的表面，沒學到內涵。

他懂得如何聚攏人才，卻不知道如何使五花八門的人才各安其位、發揮功效。

其思慮多端而缺乏要領，喜歡謀劃而沒有決斷，想和他共同拯救國家危難，建立稱王稱霸的大業，實在很難啊！」於是從此離開了袁紹。

就這樣，郭嘉一直賦閒了六年。

建安元年，被稱為有「負俗之譏」的戲志才死了，曹操很難過，問荀彧能不能再給自己找個秘書？！荀彧推薦了郭嘉。

曹操召見郭嘉，共論天下大事，討論完後，曹操說：「能幫助我成就大業的人，就是他了！」郭嘉離開營帳後，也大喜過望地說：「這才是我真正的主人啊！」

其二，深知兵要，料敵如神。

建安三年九月，曹操出兵攻打霸控徐州的呂布。

曹軍先破彭城，再奪沛縣，最後兵進下邳。

呂布堅守不出。

戰役持續了五個多月，曹操見士兵疲憊，準備放棄。

這時，郭嘉卻看出了勝機，他進言說：「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

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

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

」

郭嘉的意思是，當年項羽身經七十餘戰，未有失手，然而只不過在垓下輸了一次，就身死國滅，是因為這個人有勇無謀，缺乏忍辱負重的心胸，也想不出東山再起的計略。

這叫作剛愎自負、脆而不堅！在這一點上，呂布也是如此。

現在他與我軍交戰，幾乎每一次都奮力搏殺，可以說用上了吃奶的力氣，然而其結果卻是不勝不負，足以見得他已經師老兵疲、內外交困。

這個時候，只要我們再稍微努力一下，讓其稍嘗敗績，他便會怨天尤人，一蹶不振。

試想，呂布的威名和勇力遠遠不及項羽，而今卻面臨著比「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更為嚴峻的形勢，他能挺得住嗎？

曹操依郭嘉計策而行，一面攻城，一面決堤水淹下邳，果然凱旋得勝，擒殺呂布。

建安四年，劉備以「阻止二袁合流」為名，請求帶兵趕赴淮河之濱。

曹操一時不察，就同意了劉備的請求。

郭嘉得知後，責備曹操說：「當初不是勸您軟禁劉備，分化關、張嗎？現在怎麼一併放他們走了？」但此時木已成舟，劉備不僅迅速奪取了下邳，更舉兵對抗曹操，曹操悔恨不聽郭嘉之言。

建安五年，曹操為了避免兩面夾擊之危，準備先行征伐徐州的劉備，再討滅袁紹。

當時諸將都認為沮授、田豐、審配等人足智多謀，必定攛掇袁紹乘機來攻許都，到時只怕進退失據。

曹操也感到疑慮，於是詢問郭嘉的建議，郭嘉分析道：「紹性遲而多疑，雖有忠言奇謀，用必不速。

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

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

」於是曹操放心大膽的前去東征。

劉備一方面聯合東海的義軍（俗稱土匪），一方面向袁紹致書求援。

袁紹的謀士大多數勸諫其直搗曹操老巢，唯有郭圖、逢紀認為「達人必籌事於隱微，豫禁乎未然，今許都天下要衝，天子藩衛，操必有備」。

袁紹一時權衡不定，等到他拿定主意偷襲曹軍後方，已經收到了劉備的敗表。

建安五年末，也就是曹、袁鏖戰之時，又一個讓人寢食難安的消息猝然而至：江東孫策意欲策應袁紹，襲擊許都。

而此刻在官渡之戰中處於守勢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衛許都。

不少文臣武將認為曹操這次腹背受敵，死期將至，準備預留後路，當時有人向袁紹眉來眼去、私相授受，也有人向孫策暗通款曲、談婚論嫁。

曹操憂心如焚。

這個時候，郭嘉獨持異議，認為孫策不僅騰不出手來，而且自身難保：「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

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

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

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

」郭嘉是第二個斷言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的，第一個是誰？虞翻！

但虞翻判斷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根據是易學玄理以及孫策的性格，郭嘉則是根據當時江東的政治形勢。

由於他「自弱冠匿名跡，密交結英雋」，信息來源十分豐富，故而對於孫氏所處的環境，自然如觀掌紋，正所謂「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說白一些，有三個方面讓孫策備受掣肘，自顧不暇：

第一，「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是指山寇據守險要之地抗拒孫氏，這個問題在吳史中最為突出，延續時間甚久。

我們知道，東吳的領袖人物如賀齊、諸葛恪、呂岱都曾以討伐「山越」積功受爵。

這股力量雖然不甚強大，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成為東吳建國以來最主要的軍事對手。

第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東社會層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主要是原先被漢朝政府冊封豢養的大德、名臣，他們惱怒孫氏重建利益分配格局），以武力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對孫氏入侵江東。

他們與出沒於深險之地的山寇互通聲息，社會影響很大。

但是孫策對於他們，很少像曹操、劉備那樣寬猛相濟，只是一味豪橫殺伐。

這就為他們蓄勢反撲埋下隱患。

第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意思是說，同樣是喬遷而來的「流亡北士」本可以和孫策同心同德，而孫策也急需他們為自己的助力，所以樂於親近他們，但是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能否長期立足，所以持重觀望，不想過早簽訂「賣身契約」。

此外，孫氏在圖謀攻曹的前夕，還不知「安撫內怨」，以期「一致對外」，反而接連殺死了許貢、周昕、周昂、周喁、王晟、盛憲等等俊傑，這些大佬手下的那些小弟都時刻憋著弄死孫策。

故而，郭嘉之言，決非妄語。

建安七年，袁紹兵敗，氣惱而死。

曹操想狂追猛打，一舉蕩平他的兩個兒子。

可就在此時，先前力主北進的郭嘉卻力排眾議，獨進奇策，建議退兵。

他為曹操分析了袁氏兩兄弟之間的矛盾，說：「袁譚、袁尚這兩個人互相不服，又有郭圖、逢紀這樣的謀臣在當中攙和，必然要反目成仇。

不如先南征劉表，這樣一來，既能以大勝之勢懾服荊州，又可坐觀二袁交兵而漁翁得利，一舉兩得！」

曹操依從郭嘉之計，揮師南下，方走五六日，二袁自相殘殺的消息就已傳來，曹操乘機回軍北上，將袁譚、袁尚各個擊破，二袁一死一逃。

其三，計征烏桓，克定野胡。

建安十二年，袁尚、袁熙逃入烏桓，曹軍諸將都說：「袁尚已如喪家之犬，關外胡人不會支援他們的。

我們不用再理他們了，如果再做遠征，劉備必然會向劉表借兵襲擊許昌，萬一有什麼變數怎麼辦？」

郭嘉道：「袁紹曾經為胡人擊敗過公孫瓚，那裡的人都感念其德，如果他們得知袁尚還活著，必然投桃報李，不會袖手旁觀，遲早成為隱患。

這樣的話，您無論是西征還是南下，都會有後方生變之虞！」

曹操道：「可是以我對劉備的了解，他一定會向劉表主動請纓，趁機襲擊許都，怎麼辦呢？」

郭嘉道：「劉備不會如願以償。

劉表病情日篤，荊州內部黨同伐異，值此革故鼎新之刻，蔡氏家族不可能允許異己勢力謀取戰功。

」

曹操聽罷茅塞頓開，立刻進兵柳城。

其原定路線是從漁陽到榆關，再至綏中，之後經過平原腹地直達柳城，然而剛走了一半，就趕上暴雨傾盆，致使海濱低洼地區，泥濘不能通行，賊兵又把守險要路段，曹軍不能前進。

郭嘉建議道：「子泰引身深山，研精形勢，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可以問之。

」於是徵召田疇，計議行軍路線。

田疇說：「這條道路在夏季常常積水，淺處不能通行車馬，深處又載不動船隻，形成這種災難已經很久了。

還有一條路，丞相敢走嗎？這條路荒廢了二百多年，十分偏僻，那就是從平崗先到盧龍塞（今喜峰口）然後再跨越白狼山，之後就可以直擊柳城。

」

曹操稱善。

郭嘉怕曹操行軍拖沓，失去先機，勸諫道：「兵貴神速。

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

曹操笑道：「奉孝是讓我背水一戰啊！」於是命令所有軍士，每個人只帶10天的乾糧，除了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

說起來，這個曹操心眼也多。

在決定「密走盧龍塞」之前，他命人在濱海道旁立個牌子，上書：「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這十六個字的意思是，現在天太熱，又逢雨季，河水暴漲，我們過不去了，等到秋天再進軍吧！表面上，這是通令全軍的路標，其實是為了麻痹敵人。

頭腦簡單的烏桓人哪是曹阿瞞的對手，還以為曹操已經退兵了。

就這樣，曹操乘其不意，在白狼山大獲全勝。

他的大將張遼，把烏桓首領蹋頓的人頭砍了下來。

其四，遺篇妙字，震古爍今。

郭嘉一生運籌帷幄，朱敬則讚美他「神人無功，達人無跡」。

在他所留下的著作當中，《十勝十敗》堪稱字字珠璣。

曹操第一次與其見面時，問道：「（袁紹）地廣兵強，而數為不遜。

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郭嘉就從十個方面論述了曹操的優勢和袁紹的劣勢：「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

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

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兵強，無能為也。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

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

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

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

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

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

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

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

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

」

意思是，曹操有十個方面比袁紹強，一是袁紹禮儀繁多，常為形式所困；而曹操「不務虛名而處實禍」，這叫做「道勝」。

二是袁紹割據一方，逆天下大勢而動，而曹操順應統一大勢，奉天子以率天下，這叫做「義勝」。

三是袁紹對待豪強過於寬縱，難以整治危局，而曹操撥亂反正，從嚴治政，上下皆循法度，這叫做「治勝」。

四是袁紹表面上為人寬厚，實際上心胸狹窄，嫉賢妒能，只重用自己的親戚子弟，而曹操胸懷寬廣，機智英明，用人不問遠近，唯才是舉，這叫做「度勝」。

五是袁紹優柔寡斷，缺少主見，不敢當機立斷，而曹操善於聽從部下意見，謀定即行，應變自如，這叫做「謀勝」。

六是袁紹沽名釣譽，愛聽奉承話，那些只會拍馬溜須迎合主子而實際上幹不了實事的庸人多投奔他，而曹操以誠待人，不務虛名，有功必賞，讓那些有遠見卓識和真才實學的人都願意為之服務，這叫做「德勝」。

七是袁紹看到饑寒之人，恤念之情形之於表，卻不考慮那些從未見到過的貧困百姓，而曹操對眼前小事時有忽略，而對於天下大事考慮周到，恩德施於四海，這叫做「仁勝」。

八是袁紹不會用人，常常惑於讒言，大臣之間爭權奪利，互相猜忌，而曹操用人得法，使人各盡其力，而不會相互傾軋，這叫做「明勝」。

九是袁紹以親疏定是非，賞罰不明，搞得臣子之間互相猜忌，而曹操是非分明，賞罰有道，這就叫做「文勝」。

十是袁紹用兵好為虛勢，其實不懂謀略，不知兵家要訣，而曹操精通兵法，能以少勝眾，用兵如神，這就是「武勝」。

對於郭嘉這篇雄論，史學界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是台灣學者閻步常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郭嘉所論包含廣袤，涵蓋了政治措施、組織路線、思想修養、心胸氣量、文韜武略等多個方面，為衡量領導人的綜合素質提供了可借鑑的硬性指標，對探索「政治的崩潰」、「持續執政的邏輯」等國際議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種清末學者張靜文的觀點，他表示：「夫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凡有擘畫，必人主之所信愛也，又且習故。

郭氏棲沖既輕，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雖姿神清映、質比憩棠，安可得乎？況妄判強弱，陰構符命，累牘而不盡者，蓋拾人涕唾之語也，誠不足觀！」張先生的意思是，郭嘉提出這《十勝十敗》論的時候，見到曹操還沒多長時間，豈能憑數面之交就對曹、袁評頭論足，而且十分武斷的得出「紹雖兵強，無能為也」的結論呢？況且郭嘉所言，大有拾人牙慧之嫌，主旨思想與荀彧的《四勝四敗》和何夔的《六得六失》十分相似。

關於荀彧的《四勝四敗》，在《三國志》、《全後漢文》等等史料當中，均可以見其端倪，然而何夔的《六得六失》就鮮為人知，而且只收藏在其曾孫何嵩所編譯的《霸史補遺》當中。

其後又經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致於「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故其所傳手稿真假難辨，或為後人續貂。

大多數學者認為，何氏之作當視為《擬孫權答曹操書》一樣的文學作品。

雖是如此，仍冒昧呈閱，以饗諸君：

初，夔入為丞相東曹掾，太祖問之曰：「術跨州連郡，建號九江，眾動萬計，叱吒之間，自謂偽新可踵，此非吾儔乎？」夔對曰：「非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

公聰明神武，灼見事幾，破觚為圜，術緩心無成，柔茹寡斷，刑繁政苛，此失一也；公險未至而預圖，指畫山河，惠施多方，術事既至而後計，沮於形勢，背施幸災，此失二也；公持籌握算，坐言起行，輒取於勢，術愎諫好勝，濫於文麗，厚責於人，此失三也；公躬親聽斷，黜除秕政，廓然一清，術不參眾端，專信近臣，壅塞上斷，此失四也；公慎名爵而激所慕，行素賞而恤已亡，術見大利而不進趨，聞禍端而不周備，此失五也；公拯濟含識，樹立宏達，而謙退不改，待時抵隙，術身無寸功，淫侈滋甚，而尊己陵物，妄自篡立，此失六也。

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

」

張先生進一步指出，在強調「循名責實」、「法布於眾」、「因勢治人」、「賞信罰必」這四點上，郭氏幾乎與荀、何二人雷同，只不過文字稍有變動，足以證明《十勝十敗》的「矯飾欺人」。

最後，我們看下李宗奇先生對郭嘉及其《十勝十敗》論的看法，他認為，郭嘉抄襲荀彧、何夔作品的可能微乎其微，理由有三：

第一，如果郭嘉真的在曹操面前貪人之功，剽竊思想，以為己用，為何荀彧、何夔二人不僅沒有出來捍衛自己的「版權」，反而對郭嘉「厚加傾重，共濟大事，成杵臼之交」呢？

第二，具體來說，郭嘉不論是對《六得六失》生搬硬套，還是對《四勝四敗》照貓畫虎，在當時的情況下，都有難度。

首先，何夔的論述對象不是袁紹，而是袁術，這兩個人雖然都姓袁，才能確有天淵之別，而且勢力也有強弱之分，起碼在外人看來是這樣。

我們看看孔融如何評價袁術：「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再看看他怎樣評價袁紹：「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所以郭嘉很難把何夔對袁術的判斷用在袁紹身上。

其次，郭嘉照搬荀彧的作品，難度也非常大。

因為這兩個人的著名論述都誕生在建安二年，也都在曹操征討張秀卻未能得志期間，如果在前後相距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曹操聽到了兩份雷同的策論，以他之「明察燭照」，必定「勸一人而責一人」，以求「明彰法紀，言符其實」。

但是他對這兩個人的態度都是和顏悅色。

聽到荀彧的言論後，史書記載：「太祖悅。

」郭嘉說完以後，曹操就更高興，史書記載：「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那麼，起碼在曹操看來，郭嘉不算抄襲。

第三，論述中強調同樣的觀點、同樣的主張，不代表就一定是抄襲。

譬如《墨子》、《胡非子》、《隨巢子》、《我子》、《田俅子》都強調「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不能就此斷定他們之間互相抄襲，只能說他們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一樣，所以得出的結論也就大同小異。

《易經》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

」恰是此理。

何夔、荀彧、郭嘉均是那個時代數一數二的翹楚，「英雄所見略同」不也正常嗎？

此外，拋卻《十勝十敗》論不談，郭嘉讓曹操欣賞的地方，又何止區區兩三處呢？眾所周知，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沒有一技之長而想在他手下濫竽充數，那是白日做夢。

而且即令確有真才實學，如杜畿、邢顒、國淵等輩，也不過略得隻言片語的讚許，縱觀史書，約計不到四十字。

但郭嘉受到的誇讚，竟達近三百字之多，這在魏臣當中算是創了一個奇蹟，可見他為曹操建立的事功是實實在在、不容置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