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季札義正孫林父事件看季札的人格魅力

季札出使中原列國，一路結交朋友，將列國才俊都納入他的朋友圈。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戚邑，季札毅然把孫林父劃在了朋友圈之外。

季札此舉，不但沒有得罪孫林父，還讓孫林父幡然醒悟，及時改正。

這件事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從中也可以看出季札的人格魅力。

話說，季札從衛國出發前往晉國，路過衛、晉二國的邊境戚邑，原計劃在孫林父的封地戚邑住宿，不想卻聽到鐘鼓之聲。

季札知道是孫林父在敲鐘奏樂，就感慨說：「奇怪啊！我聽說了，機辯狡詐而沒有德行，必然遭到誅戮。

閣下就是因為這種事才得罪自己的國君，害怕都來不及，又有什麼可以尋歡作樂的？此人現在的處境，就像燕子在帳幕上做窩。

國君又正停棺還沒有安葬，難道可以尋歡作樂嗎？」於是決定，不在戚地留宿，星夜前行趕往晉國。

孫林父聽到季札的感慨後，非常震驚，決心一輩子不再聽音樂。

這一故事，並見於《左傳》和《史記》。

其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的記載如下——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聞鐘聲焉，曰：「異哉！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而《史記·吳太伯世家》的記載如下——

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兩段文字大同小異，唯一的區別是《左傳》說季札「將宿於戚」，而《史記》的說法是「講舍於宿」，對比其他史料，可以判斷，是《史記》抄錯了。

季札準備投宿的地方，也就是孫林父的采邑，應該是戚邑，而非宿邑。

另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在聽聞此事後，評價道：

「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

季札與孫林父的交往，還見於《春秋左傳》及《史記·吳太伯世家》，但在《史記·衛康叔世家》則記為：

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

」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如果按照《史記·衛康叔世家》的說法，孫林父應該見到了季札，還為他奏樂。

但季札是習禮之人，又怎麼會在衛國國殤期間安心觀樂呢？加之，這段話找不到其他史料的佐證，也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和《史記·吳太伯世家》相衝突，所以應該對此表示質疑。

也就是說，季札不願意借宿戚邑，應該是唯一的真相。

那麼，孫林父究竟是什麼人，使得季札不肯和他同城而居？

孫氏原是衛國的世家，孫林父繼承了爵位與采邑，然而孫林父為人頗為專橫，與衛國君主之間發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與鬥爭。

公元前584年，孫林父與衛定公鬧翻，逃奔晉國，采邑戚也隨孫氏歸晉。

戚地離衛都帝丘不遠，實為戰略要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就說：「蓋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地，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

」衛定公為此專程到晉國進行交涉，晉國答應把孫林父本人繼續在晉國避難。

到公元前577年，衛定公又有事來到晉國，晉厲公因孫林父有歸國的希望而要求衛定公接見，但衛定公不同意。

這年夏天，定公回國後，晉厲公又不經衛國同意，徑直派人送孫林父回國見衛候。

定公想不見，可夫人勸道：「恐怕不太好吧，他是先君宗卿的後嗣，大國又為其說情，如果不答應，晉國藉口出兵討伐，衛國說不定會亡的。

雖然你討厭他，然而還是比亡國要好吧？你還是忍耐著見他一次吧，能夠安定百姓而赦免宗卿，不也說得過去嗎？」於是，衛定公只得勉強接見了孫林父，並且恢復了他的職位與采邑。

同年十月，定公病故，太子即位，是為衛獻公。

獻公貪圖玩樂，且對大臣不予信任。

孫林父回到衛國，一開始就存有戒心，他不把貴重的寶器放在衛部，而是全部轉移到封地戚。

他還加強了與晉國大夫們的友好往來，以備外援，以防不測。

前566年，衛國的孫文子到魯國訪問。

當魯襄公登上台階時，孫文子也跟著並肩登上，叔孫穆子看見，快步上前勸說：「諸侯的會見，寡君從來沒有讓衛君走在後面。

現在您沒有走在寡君後面，寡君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錯。

您還是稍停一下吧！」孫文子不為所動。

叔孫穆子感嘆道：「孫林父恐怕不得好死。

」

公元前559年的一天，衛獻公約孫林父與寧惠子到宮中赴宴。

兩位重臣皆穿好朝服而準時前往，但在宮門口從早上等到黃昏，肚子都餓扁了，亦未見獻公召見。

後來聽說獻公在苑囿射鳥玩，二人忍著餓去找獻公，獻公卻穿著獵裝戴著獵帽和他們聊起了天，似乎根本沒有請客吃飯這回事。

作為國家大臣遭到如此戲弄，豈能不生氣窩火，於是孫林父離開國都，回到他的封地戚，不再上朝。

必要時，派大兒子孫蒯代為入朝請命。

某天，衛獻公對入朝請命的孫蒯以酒食款待，又讓樂師歌曲助興，且指定演唱《詩經·小雅·巧言》的最後一章，歌詞謂：「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其大意是說：「他到底算什麼樣的人呢？住在河岸邊，即無拳力也不勇敢，專門製造一些禍端。

」而戚地正處黃河岸邊，歌詞似乎有影射之意。

聽著樂師的演唱，孫蒯十分不自在。

席散之後，孫蒯越想越害怕，立即返回戚邑，將情況向父親匯報。

孫林父聽完，略加思索後說：「看來國君在猜忌我了，不先下手，必定被其所害。

」於是在戚邑聚眾反叛。

孫林父隨即率家兵攻打衛都帝丘。

獻公趕忙派子矯、子伯、子皮諸公子前往談判，但都被孫林父殺了。

幾天過後，衛獻公撤退至鄄邑（今山東鄄城縣西北），又派出公子子行去向孫林父求和，還是被孫林父殺了。

看到大勢已去，衛獻公只好逃奔齊國，孫氏家兵緊緊追趕，在阿澤（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地又大敗衛軍，衛獻公只帶著幾名親信，慌亂逃到了齊國。

不久，公孫剽被立為國君，是為衛殤公。

孫林父與寧惠子二人重新又執掌了衛國的政權，一些諸侯國隨後與之盟會，從而也認可了這場政變。

時光荏苒，孫氏宗族在衛國的權勢日益發展，對此，同輔國政的寧氏宗族當然不能容忍，進行明爭暗鬥。

尤其是寧惠子之子寧喜與孫林父爭寵，兩家關係進一步惡化。

前547年，轉眼衛獻公在齊國已流亡了12年，他時時關注著國內發生的事情，當了解到孫氏與寧氏的矛盾後，便派人回國秘密與寧喜聯絡。

2月6日這天，孫林父與長子孫蒯都在戚邑，次子孫嘉則出使在齊國，只有三子孫襄留守在帝丘都城家中。

寧喜乘機率兵突然襲擊都城的孫家，孫襄負重傷而死，孫家被攻克。

第二天，寧氏殺了衛殤公及其太子。

三天後，衛獻公回到衛國，復任國君，並很快組織起軍隊攻打孫氏的戚邑。

孫林父看到形勢危急，便馬上向晉國求救，晉國出兵干預，幫助孫氏戍守戚邑。

然而衛軍正在進攻的勢頭上，在戰鬥中殺死了晉軍300餘人，孫氏也進行了一些反擊，雙方都有傷亡。

晉國見如此干預效果不大，便召集諸候國，商討對策。

六月，晉、魯、宋、鄭、曹等國會盟於澶淵，組成多國部隊，開始討伐衛國。

面對大軍壓境，衛國被迫求和。

在誘迫性的和談會盟中，晉國不但俘虜了衛國的寧喜等大臣，且將衛獻公也執而囚之。

最後在齊侯、鄭伯的勸說下，才同意放歸姨候及其臣下。

同時將衛國西部懿氏的60邑土地，劃歸孫氏名下，大大擴展了戚地。

至此，孫氏之戚邑作為一個獨立的區域，被置於晉國的保護之下，成為晉國東部邊疆上勢力範圍。

然而，該局面維持到前535年，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這年八月，衛襄公去世，衛靈公即位。

有一些晉國大夫可能與孫氏關係交惡，便對晉卿范獻子說：「衛國侍奉晉國一直順從親和而晉國對衛國卻不加禮遇，不但包庇孫林父這樣的叛亂者，而且占取其土地，這樣其他諸侯國也不服而有二心。

衛晉本兄弟之國，如不相親睦，還有誰來信服晉國。

今天衛君新立，如再不以禮待之，衛必叛我，這樣便會進一步妨礙我們與其分諸侯國改善關係。

」范獻子便以此轉告執政大臣韓宣子，韓宣子表示同意，決定派范獻子去衛國弔唁，同時也宣布把孫氏的戚邑歸還給衛國。

由於晉國解除了對戚邑的保護，並將它歸還給衛國，而孫氏對衛候的結仇頗深，戚邑不會再是錄氏宗族的世襲領地，從而也就結束了孫氏對這塊土地將近200年的統治。

不久，孫林父次子孫嘉帶領部分孫氏家族遷徙到戚邑西南方向近百公里外的汲郡（今河南汲縣、輝縣一帶）。

孫林父的恣意妄為使得孫氏家族最終在衛國失去威勢，但是孫林父因為季札一句話幡然悔悟，用餘生悉心經營戚邑，曾多次在戚邑組織了會盟，將戚邑建設成一個外交中心，用實際行動驗證了「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句名言。

無怪乎孔子會作出「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的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