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 or 受禪？《三國志》如何評價曹丕？

一

真正所謂「三國」的歷史，是從曹丕代漢獻帝而為魏文帝開始，這以後，才有劉備和孫權的稱帝。

曹丕（187—226）最為人熟知的，是他限曹植（192—232）七步為詩、不成則行大法的故事，這故事並非《三國志》所寫，而是出現在二百年後的《世說新語》里，然而流傳很廣，不知不覺變成真的歷史。

宋代江公望在給宋徽宗的上疏里就寫道：「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笑。

」（《上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獄》）而在民間，給它添枝加葉的自然也不少，如元代的南戲《殺狗記》就說是曹丕將曹植趕到御馬監邊，逼他以「馬料」為題作詩，《三國演義》又說是曹丕以「兄弟」命題，卻絕不許曹植在詩里夾帶「兄弟」兩個字。

中國傳統道德裡面有一條，叫「兄仁弟悌」，為兄應當寬厚包容，為弟應當尊敬順從。

《詩經》說：「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大學》說：「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都是把兄弟關係看成最重要的人際關係，進而看成整個社會和諧有序的前提。

不過，就像漢代民謠唱到的：「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米，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般人對於現實裡頭的「兄弟二人不相容」，也是心知肚明。

《三國志》對曹丕、曹植的關係，其實並沒有作特別渲染，只是陳壽評價曹丕，在讚揚他「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有很好的文化修養的同時，指出他如果能「曠大志度，勵以公平之誠」，便可以達到「古之賢主」的標準。

說他不夠大度、缺乏公平的誠意，是不是針對他處理與曹植關係的手法而言，也就是後來人每每為之嘆息的「文雅有餘，兄弟恩薄」呢？

根據陳壽的記載，曹操有二十五個兒子，不過這裡面，對曹丕真正構成過威脅的只有曹沖和曹植。

曹沖聰明、仁慈，起初很受曹操恩寵，曹丕也承認「若使倉舒（曹沖字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但建安十三年（208），他十三歲就夭折了，剩下一個曹植。

曹植本來聰明乖巧、率真任性，一度頗討曹操歡心，被視為「兒中最可定大事」的人，曹操晚年為繼任人的事情發愁，主要就是在他與曹丕之間舉棋不定。

在「立子以長不以賢」的古代傳統裡面，曹丕被立為太子，原本順理成章，無奈曹操疑心太重，算計也多，對哪個兒子都放心不下，又擔心他們互相結怨，落到袁紹兩個兒子袁譚、袁尚那種「親尋干戈」的地步。

掂量來掂量去，一直到他封魏王一年半後，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才確定由三十一歲的曹丕為太子。

二

陳壽的《魏志.文帝紀》，主要寫的是曹丕稱帝後黃初元年（220）到七年（226）這一段，他三十四歲稱帝前的事跡，都散落在其他人的紀傳里。

其中《魏志·崔琰傳》記載崔琰寫給他的信以及他的回信，大概能反映他被立為太子前的狀況。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并州，曹丕留守鄴城，那時他還是「志在驅逐」，就是時常外出打獵。

崔琰看在眼裡，既為他的安全擔憂，又怕他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便寫信給他，從袁氏子弟「盤游寬放，義聲不聞」，到最後「擁徒百萬，跨有河朔」，卻「無所容足」的教訓談起，談到世人對他的期望，勸他不要玩物喪志，「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

曹丕回答說一定會改，並讓崔琰監督自己：「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這一年，曹丕二十歲。

崔琰是漢末大學者鄭玄的弟子，曹操聘他來做曹丕的老師，已可見在曹丕身上用的心思。

曹丕寫過一部名為《典論》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自敘》，講他五歲學射箭騎馬、隨父親出征，早已練就「弓不虛彎，所中必洞」的本領。

他又懂劍法，能抄起甘蔗與號稱「空手入白刃」的將軍交手，而「三中其臂」。

同時受父親「雅好詩書文籍」的影響，他說自小讀《詩經》《論語》，長大後，更是《史記》《漢書》、諸子百家，一切書籍，無不閱覽。

他自己寫的詩賦文章，也有六十篇之多。

這篇略等於自傳的《自敘》，雖不免葛洪所說「虛自稱揚」的成分，不過其中「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的自述，還是能夠代表曹丕理想中的人格，應該是文才武略相當、情感理智均衡。

這也就是他表弟卞蘭替他鼓吹時，要用「武夫懷恩，文士歸德」，來形容他文武兼擅的原因。

當然更重要的是，這正符合曹操對他們兄弟的要求。

後世之人多看到這一點，因此表揚他們父子，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賦詩。

」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曹植封平原侯。

曹操後來解釋說，曹丕不像其他兒子一樣被封侯，就是已經被選了預備做太子。

不過這時候，曹操對幾個兒子仍然一視同仁，同樣為他們招到最好的僚屬，如《王粲傳》里寫到的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等文士，希望曹氏子弟能與這些博聞多識、操翰成章的彬彬君子在一起，「行則同輿，止則接席」（曹丕《與吳質書》），耳濡目染，增進修養和才幹。

只是從此以後，曹丕與曹植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三

曹丕被立為太子，決定性的因素，按照陳壽在《魏志·陳思王（曹植）傳》中的說法，是他的對手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厲勵，飲酒不節」，他卻能「任之以術，矯情自飾」。

就是說，一個放任、不自律，一個理性、有政治手段。

曹丕出生時，傳聞有一團青雲像車的頂篷罩在他頭上，會看雲氣的人都說這是「至貴之人，非人臣之氣」。

大好的前程，顯然早由天註定，可曹丕自己卻似乎常懷隱憂，總不樂觀。

在他寫的詩賦里，就有許多與他身份不合的幽怨、感傷，比如他最有名的兩首《雜詩》「漫漫秋夜長」和「西北有浮雲」，寫遊子思鄉，充滿了「鬱郁多悲思」「向風長嘆息」「客子常畏人」這樣的詩句，清代的吳淇就曾根據這種情緒判斷這是曹丕被立為太子前寫的作品，他說因為詩裡面有太多的「疑懼」，仿佛在訴說「不可一刻離君側」的心情。

《魏志·賈詡傳》寫曹丕做五官中郎將時，因為曹植與他旗鼓相當、各有黨羽，心中忐忑，便派人去向「策謀深長」的賈詡尋計策。

賈詡告訴他：「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意思是要他做好自己該做的，不必多想。

曹丕銘記在心，「深自砥礪」。

傳說他同時又找人相面，相師也安慰他「其貴乃不可言」，雖四十歲會有個坎兒，一旦過了坎兒，便大可無憂。

這些記載和傳聞，還包括他寫的詩文，都反映出在被立為太子前的那六七年，他經歷過怎樣的煎熬。

由此，當被立為太子那一天，他才掩飾不住內心的狂喜，抱著辛毗連聲發問：「辛君知我喜不？」而這一瞬間的真情爆發，也才讓辛毗和他女兒恍惚看到另外一個人，並且很不以為然：「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

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

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但從曹丕當時給曹操的上書來看，他實際還是「憂惶踧踖」，深懷「喜懼之心」。

他的這種自我克制、自我壓抑，應當說，同曹操對兒子出了名的約束和管教不無關係。

曹丕的同母弟，還有一個曹彰。

曹彰最能打仗，他的理想，就是當一個「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的將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

可是，曹操對這一介武夫並不滿意，曾訓斥他：「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彰受命征烏丸，臨行前曹操又警告他：「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不讓他有一點可以徇私情的念頭。

對曹植，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

建安十九年（214），曹操自己出征，行前也曾教導留在家裡的曹植好好反省自己：「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因此，他的兒子們大多循規蹈矩、謹言慎行，例如才華出眾、公認僅次於曹植的曹袞，就時常自我檢點，以為自己這一代人，「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因而一輩子戒慎戒懼，修身自守，感動得監督他的人最後都要上書表彰他，卻還是被他制止。

曹丕當然了解他父親的心理，而不敢有一點點鬆懈，即使入主東宮，也依然是「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戒盈賦》）。

他在《典論》里寫到過他那時有兩重憂慮：一是擔心在他們兄弟間，會發生袁氏兄弟「二子相屠」那樣的悲劇。

當年辛毗作為袁譚的使者來向曹操求和，就向曹操講過袁氏兄弟「不務遠略而內相圖」，而「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的情形。

劉表在給袁尚的信中，也談到過「每與劉左將軍（備）、孫公祐（乾）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蜀志·孫乾傳》）。

二是擔心父親和自己的關係，也會像劉表及其長子劉琦那樣，「隔戶牗而不達」。

那一年，曹彰打敗烏丸後去見曹操，曹丕就有這樣一番囑咐：「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

」時刻保持謙虛，不能夠得意忘形，這其實也就是他自己在父親面前的姿態，是賈詡提醒他的所謂「不違子道」。

西晉時的閻纘就曾以他為例教導當時的太子，說他立太子後，仍然怕有變數，處處小心，「竟能自全」。

宋代的劉克莊也曾分析他的處境，說：「當（曹）操無恙，（曹）植以才，倉舒（曹沖）以惠，幾至奪嫡，謂之多憂可也。

」（《後村詩話》）多憂，就是提心弔膽，就是不敢怠惰。

所以，當年吳人陸機來到洛陽，見曹操的遺囑上有一段寫給兒子的話：「小憤怒，大過失，不當效。

」大感意外，孰料一向苛刻、令人生畏的這個父親，心底里也有柔軟如許處。

曹丕被立為太子，對曹植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年少得寵，恃寵而驕，一貫「負才陵物」，沒料到是這麼個結局，於是完全失控。

陳壽寫他酒後駕車，居然跑到魏王專用的行車道上，使曹操大為震驚，不僅從此「異目視此兒」，對其他兒子能否約法三章，也喪失了信心，一怒之下，頒布了一系列對諸侯極為嚴厲的禁令。

四

曹操對曹丕兄弟本來有很高的期許，在他們封了諸侯以後，一面仍然「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給予正面的教育和引導，還有一面則是上升到「治亂」「存亡」的高度，加以嚴格管控，包括禁止他們之間相互聯絡、走動：「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

」這裡說的「馬援之遺誡」，是指東漢馬援留給他侄子的遺訓，叫他不要妄議長短是非：「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

」而曹操規定之所以有諸侯私底下往來，罪同「犯妖惡」，主要也就是要防止他們煽動輿論、結為朋黨。

曹丕登基，繼承曹操這套「薄骨肉」的辦法，甚至於頒布了「諸侯不朝之令」，不許曹氏兄弟隨便進首都洛陽。

陳壽在為曹操子孫寫的《武文世王公傳》里，最後總結道：「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

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意廢。

」說的就是他們表面上擁有自己的諸侯國，可是手裡什麼權也沒有，實際上等於被軟禁，而這是與《詩經·小雅·常棣》講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違背的。

這裡面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植，他先封平原、封臨淄，但是在曹丕稱帝後才去臨淄就國的，可是第二年就被貶安鄉侯，不久徙封東阿，不久再遷雍丘，直到黃初四年（223），才獲准赴洛陽朝拜。

而照曹丕的說法，這還是「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曹丕死後，他又封浚儀、封陳，居無定所，輾轉流離，所以他後來對魏明帝抱怨說：「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

曹丕命曹植七步作詩的傳說，應當就起源於這樣一個背景，不管它是不是事實，都很真切地反映了曹氏兄弟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反映了曹魏政權從一開始就有的困境。

從曹操到曹丕，並非沒有「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的打算，可是他們對於宗族內的問題過度焦慮，防內甚於防外，「不思藩屏之術」，以致「雕剪枝幹」「委權異族」（東晉孫盛語）。

據高隆堂說，在魏文帝時，他就已經看到有「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的凶兆，提出過要警惕「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並主張放權特別是兵權給一些諸侯，使他們能像棋盤上的棋子，從四周圍形成保衛皇室的陣勢，「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可是這些建議都沒有得到落實。

等到曹魏中期，曹氏宗族的曹冏對於這種「薄骨肉」政策帶來的禍患，看得更清楚，他在《六代論》中寫道，這麼多年下來，結果是「子弟亡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

曹氏政權缺乏網絡式布局，外無援手，勢單力孤，給司馬氏取代曹魏帶來了機會。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析曹魏之所以亡，還是緣於曹操對曹植的偏愛，使曹植有了與曹丕一較短長的念頭，這才是根本，「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讀通鑑論》）這都是傳統的看法。

五

曹操突然死在洛陽，曹丕頓時張皇失措，他有詩抒寫此時的心情：「我獨孤煢，懷此百離」「嗟我白髮，生一何早。

長吟永嘆，懷我聖考」（《短歌行》）。

據說是司馬孚提醒他：「天下恃殿下為命。

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他才醒悟過來。

勸禪碑

事實上曹操死後不到一年，漢獻帝就宣布「眾望在魏」，效仿傳說中的「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將帝位禪讓給新的魏王曹丕。

禪讓與征伐不同，在古代，是政權的一種和平交接方式，據說，它基於賢人政治的理念，不是要把政權交給子孫，而是交給賢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禪讓就是「讓賢」。

禪讓的傳說，如堯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先秦時就有，可是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卻是在漢獻帝與曹丕之間。

受禪碑

也許曹丕看自己，以為早養成漢文帝一般的「聖賢之風」，然而依照清代趙翼的看法，自古以來，改朝換代，只有「禪讓」「征誅」兩條路，如果是臣下奪權，就叫「篡弒」，曹丕是既想奪漢家的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因此假託「禪讓」，而行攘奪。

這是把一切的表面文章戳破。

歷史上，認同這一看法、質疑曹魏政權合法性的人很不少，《三國演義》第七十九回寫「曹丕廢帝篡炎劉」，就不但把漢獻帝被逼不過、戰慄不已的樣子，寫得很可憐，又說曹丕在受禪壇上接受群臣呼「萬歲」的時候，忽然被一陣怪風捲來，驚倒壇上，也是病了好多天，大為狼狽。

後來，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講到慈禧對光緒發動的這場政變，是「廢立而非訓政」時，還引曹丕的例子說：要知道西後垂簾是不是光緒皇帝所懇請，只要去讀一讀漢獻帝禪位於曹丕的詔書，「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則可謂曹丕之踐祚，實由漢獻之懇請乎」？

曹丕有一首六言詩，寫在他登基為魏文帝的第二年：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

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以時整理。

復子明辟致仕。

這首詩收在裴松之注引的《獻帝傳》里。

曹丕用了《尚書》里周公還政於成王的典故，在這裡表明他會將政權交還給獻帝，這便是最後一句「復子明辟致仕」的意思。

而詩的前四句，講的都是他有改良社會、賑濟人民的決心。

經歷了漢末長時間的戰爭動亂，「吾將以時整理」，他誓言要以重新整頓秩序，來挽回民心。

陳壽在《文帝紀》中，逐年記錄曹丕在任七年所立規章、所做事情，除了像頒布九品官人法、詔令魯郡重修孔廟以及限制宦官外戚參與政治等，還有如：

黃初二年，復五銖錢。

黃初三年，開倉廩賑濟冀州災民。

南征孫權，孫權臨江拒守。

黃初四年，詔令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

令博舉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

黃初五年，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禁設非祀之祭。

黃初六年，使者巡行，問民疾苦，貧者賑貸之。

為舟師東征，三月出發，十月至廣陵，冰凍而還。

這幾年間，似乎都不見什麼大的動靜。

後來人對於他在軍事上毫無建樹尤其感到遺憾，包括今天一些歷史學家也都認為他是滿足於孫權的表面稱臣，沒有抓住時機，直搗江東，但是他稱帝的這幾年，卻給魏國帶來安定，這倒是和漢文帝相仿佛的。

《三國志》講義

戴燕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相師早有預言，說四十歲的曹丕會遇到一個坎兒，他果然沒能邁過這個坎兒，沒能像漢文帝一樣，有更長的政治生命。

但無論如何，從建安二十二年被立為太子開始，他對於曹魏的政治、文化就有了越來越深的實際影響，而接受曹操「神武之績」，受禪即皇帝位，這一新的政權轉移模式，更是在他手裡創造性地完成。

清代末年的孫寶瑄曾強調孔孟對於中國的貢獻，不亞於英國洛克以及法國盧梭、孟德斯鳩對他們本國的貢獻，因為孟子提出過兩種社會變革方案，一為堯舜禪讓，一為湯武征誅，「禪讓之義，謂庸暗幼弱之主，不宜擁天位也。

征誅之義，謂昏暴之君，當受誅於天下也」，所以很了不起。

而曹丕代漢，就是由於天子庸暗幼弱，因此強臣奪國、代為天子，理所宜然，「何愧禪讓之義！」

（《忘山廬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