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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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政治文化中心曾發生了重大變化。

大致說來，西漢的政治中心是在關中地區，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東部的故齊境內。

東漢以後，不論是政治中心還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區。

從文化史的角度看，這一轉變意味著戰國歷史的終結與新時代的到來。

（一）

在討論西漢政治文化中心問題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紹一下西漢時期區域劃分的情況。

在這方面，揚雄的《方言》及司馬遷的《史記》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根據《方言》的介紹，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第一，各地方言從戰國到西漢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這是因為，該書大量使用了諸如秦、楚、趙、魏、周、韓、鄭等戰國國名來標明區域界限，方言區有著明顯的戰國痕跡。

此外，揚雄編撰此書時，除去查閱典籍外，更多地是向來京城的孝廉、衛卒了解各自地區的方言。

孝廉、衛卒不可能通曉久已失傳的古代方言。

他們所提供的只能是當時正在使用的方言。

當時使用的方言表現出戰國的區域特徵，這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從戰國到西漢方言基本沒有變化。

第二，《方言》中也記載了一些普通語，這些普通語按周祖謨先生的意見，"是以秦晉語為主的"。

〖1〗上述結論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

一方面，西漢去戰國不遠，舊有的歷史傳統依然頑強存在，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中對楚地、齊地、河北趙魏等地的風俗描述也能使我們感受到，他生活的時代似乎還未邁出戰國的歷史之門。

可以說，政治上結束戰國是在秦代，而從文化上看，戰國還遠未結束。

另一方面，秦漢統一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已初露端倪。

秦晉方言多為普通語，這與該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適應的。

戰國文化在秦漢繼續存在的客觀事實為我們研究當時政治文化中心問題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

西漢的政治中心與秦代相同，都是在關中地區。

這與制度方面呈現出的所謂"漢承秦制"的特徵是一致的。

對此，我們當然可以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上求得解釋。

但是，這種解釋似乎過於寬泛，也不一定符合當時人的認識。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

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同書卷八《高祖本紀》：

……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

秦人大失望。

然恐 ，不敢不服。

同書卷九五《灌嬰傳》：

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

善騎將者傅之。

」

以上「秦」、「秦人」、「秦民」諸例中的「秦」，其含義都是指戰國故秦而非我們今天所說「秦漢時代」意義上的秦。

所以，在秦漢之際的人們心目中，所謂承秦，恐怕主要並不是指繼承前一個時代，而是指繼承關中故秦而言。

這正是上文所說戰國文化繼續存在的結果。

秦指稱一個時代，最晚要到西漢中期。

《史記》卷九一《瓊布傳》：「瓊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

」同書卷九六《張丞相列傳》：「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這裡，司馬遷顯然是在時代的意義上使用「秦」的概念。

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不再列舉。

總之，在秦末，"承秦"應是指承戰國之秦。

這樣，"漢承秦制"就由一個時代接續的問題轉換為一個地域問題。

劉邦與陳勝、項羽一樣，均為楚人。

戰國後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銳。

所以在反秦戰爭中，楚人扮演了主角。

〖2〗陳勝、項羽都打出了「楚」的旗號。

劉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時稱」沛公「。

《漢書》卷一《高帝紀》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

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劉邦由「從楚制」轉而「承秦制」，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

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漢爵制時指出，「劉邦在起義過程中實行的賜爵制，從爵名來說，實因襲了秦國、秦王朝及東方諸國曾經使用過的各種舊爵名，尤其是因襲楚國的官爵名，並非單純因襲秦制。

」「公元前二○二年劉邦統一全國後，立即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恢復與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

」?〗依此說，楚制變為秦制是在統一後發生的。

但是，據李開元氏考證，劉邦早在漢元年（前二○六)四月進入漢中不久就廢除楚制，轉而依秦制。

〖4〗李氏的考證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劉邦入漢中即廢楚制，「漢承秦制」由此發其端。

這當與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

劉邦自關中入漢中，事實上已經與項羽決裂，此後再打楚的旗號顯然是不利的。

因為項羽是楚國舊貴族，在楚地的號召力巨大，劉邦無法與之抗衡，放棄楚制勢在必行。

此外，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劉邦若想與項羽爭天下，僅侷促於漢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領關中才有東進的可能。

而在這方面，劉邦是有優勢的。

正如韓信所說："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

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5〗劉邦在秦地的號召力一如項羽在楚地的號召力，奪取關中既屬必要也有可能。

這就決定了他在漢中必須走上一條棄「楚」從「秦」的道路。

所謂「漢承秦制」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發生的。

關於這個問題，研究者多從秦漢歷史時代的接續性方面考慮。

本文無意排斥舊說，只是想著重強調，項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這一轉變出現的直接原因。

劉邦以故秦為依託，並不僅僅表現在制度一端。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漢書》卷三九《蕭何傳》：「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

」「關中卒"實際就是秦民。

這與前引以「秦民」為「騎將」的事例是一致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多年戰爭，劉邦軍隊實際是以秦人為主，當年的楚人並不多。

所以，當「垓下之圍」時，項羽聽到「四面皆楚歌」後便不禁要問：「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漢以秦人為主要支持力量，這在統一以後也是如此。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內，六郡良家子實際上就是上文所說的"秦民"的後裔。

羽林、期門為漢廷之精銳部隊，"名將多出焉"。

這反映西漢王朝在軍事上繼續倚重秦人。

《漢書》卷六九傳末贊：

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班固認識到秦漢以來在軍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實，但他以「民俗修習戰備」為解釋似仍不夠充分。

因為北方與遊牧族接壤，民俗善戰者並非山西一地。

「山西出將」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秦與西漢都是依靠該地的軍事力量取得天下的。

這樣的歷史背景為西漢將政治中心置於關中地區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我們注意到，劉邦建國之初，本來是準備建都於洛陽的，只是由於劉敬的建議才轉而西進關中。

《史記》卷九八《劉敬傳》：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

……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變，百萬之眾可具也。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

讀這段史料，容易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似乎西漢建都長安純屬偶然。

但聯繫上述考察，應該說，此項建議並非突然而來，如果沒有劉邦在秦地多年的經營；如果沒有秦人對劉邦的全力支持，劉敬不一定會提出「因秦之故」的設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難以實現的。

綜上所述，由於具體政治環境的制約，起自於楚地的劉邦必須承秦，關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

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繼承秦的遺產也是不現實的。

故秦的優勢主要在於軍事與制度兩個方面。

在政治方針及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的秦人貢獻無多。

新的指導思想應該從何而來呢？在這一時刻，我們看到齊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長安出自齊人劉敬的建議，與匈奴和親、徙六國後實關中等項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議。

劉敬之外，齊人蓋公倡導的黃老學說成為漢初的指導思想。

齊人主父偃所獻"推恩"之策，使諸侯國問題終於解決。

在學術上，齊人的作用也十分明顯。

齊與魯是經學大師匯聚之地。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記述了當時的學術源流：「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

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除韓太傅、董仲舒外，經學大師均出自齊魯之地。

其中尤以齊地為多。

董仲舒雖為趙人，但他所學的《春秋》公羊學卻並不是產自趙地。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載：「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

」公羊學是齊學，從學術角度看，董仲舒應納入齊的範疇。

嚴格地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是獨尊齊地之儒術。

由以上可見，齊地文化及該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學術上都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齊」的參與，西漢的歷史可能並非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論及秦漢歷史，研究者多強調「漢承秦制」，就制度而論，大體如此。

若就政治文化來說，漢承齊更多，齊地為文化中心當屬無疑。

戰國後期，雖然號稱七雄並立，但真正強大的只是秦、楚、齊三國。

秦滅六國，顯示了秦的軍力，起自於楚地的陳勝、項羽、劉邦接力相繼，終於滅秦，又顯示了楚的軍力。

在戰爭過程中，齊居於次要地地位。

它的優勢在政治文化方面。

在漢初的和平環境中，齊地的優勢終於顯露出來。

秦、楚、齊三地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了作用。

這表明戰國歷史並沒有雖著戰國的結束而突然結束，歷史的發展表現出不容忽視的慣性。

西漢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的分離正是這一時代特點所造成的。

(二)

進入東漢，區域格局有了重大改變。

從學術文化上看，一流的經學大師在故齊境內只有鄭玄一人，而鄭玄的學問與本地學術傳統並無關係。

《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

玄少時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玄先到洛陽太學學習，後又西行向馬融問學。

這與西漢時學者蜂擁至齊地學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齊學之衰落已無可挽回。

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中衰"篇稱："鄭君徒黨遍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一統時代"。

皮錫瑞恐怕是誇大了鄭玄的影響力。

《後漢書》鄭玄本傳只是說 當時"齊魯間宗之"。

東漢盛行古文經學，鄭玄之前的大師如馬融、杜林、賈逵都是扶風人，陳元是蒼梧人，鄭興、服虔是河南人，許慎是汝南人。

他們都與齊學無關。

《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收錄東漢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兗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隸五人，荊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揚州四人。

很明顯，儒生集中的地區在兗、豫而不在故齊。

兗豫所在地區按漢晉人的習慣常常被稱為"中州"。

所謂"中州"，是指以洛陽為中心，以兗州、豫州為主體的中原地區。

當然，這只是一種大致的劃分，從文化區的角度來看，一些鄰近兗、豫的地區很可能也應歸屬中州。

限於題目，這裡不可能對此一一加以識別，但是，有一個特殊的地區是必須注意的，這就是南陽郡。

南陽的歸屬問題涉及到對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討論將圍繞此點展開。

漢晉時期，人們常常把南陽與楚聯繫在一起。

比如劉表之妻蔡氏稱南陽人韓嵩為"楚國之望"〖7〗，陳壽的《三國志》稱南陽人來敏為"荊楚名族"〖8〗。

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

南陽屬於荊州，而荊州曾為楚地。

但是，如果我們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而是從文化區域的角度觀察，情形就不同了。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將楚地分為"東楚"、"西楚"、"南楚"三個區域，東楚是指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

西楚是指沛、陳、汝南、南郡。

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三楚之中沒有南陽。

關於南陽，《貨殖列傳》是這樣描述的：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

潁川敦願。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

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

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司馬遷將南陽與潁川合併介紹，又強調該地為"夏人之居"，這就等於把南陽與楚區別開來。

因為「夏」與「楚」是涇渭分明的，《貨殖列傳》稱「陳在楚夏之交」，即其顯例。

由此可見，南陽在文化上與楚地無關，倒是與地處中州的潁川有共同之處。

王莽末年，光武帝劉秀自南陽起兵時，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員之外，也正是這一地區的士人，如南陽人鄧禹、岑彭、賈復、馬武，潁川人王常、馮異等，所謂「雲台二十八將」中，南陽人和潁川人占了大半。

東漢以後，區域格局發生了一些變化。

譬如汝南，已擺脫了西楚風俗而與潁川緊密結合，在中州地區最為引人注目。

〖9〗與這一過程相伴隨，南陽不僅繼續與潁川密切聯繫，而且與相毗鄰的汝南也日益接近。

《續漢書》卷一三《五行志》載，桓帝之末，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

」牢川之語說明當時人對三地士人的關係是有明確認識的。

在政治上，南陽士與聲望極高的汝潁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躋身於士人的上層。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所載三十五名黨人領袖中，南陽有兩名，即宗慈與岑晊，荊州其他諸郡無人入選。

可以說，南陽士的所作所為更接近於中州士，他們缺乏荊州土著的色彩。

南陽士在學術上也呈現出與中州士相同的特徵。

西漢的南陽士在學術上無可稱道，但到東漢，情況發生了變化。

《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收錄儒生四十二名，荊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謝該。

他們都是南陽人。

在學術上，南陽在全國已占有一席之地。

《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附崔瑗傳》：

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嘆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與南陽張衡特相友好。

」他撰寫《南陽文學官志》可能與此有關。

該書早已不存，但它的問世本身就意味著東漢時期南陽的學術文化必定是有了長足的發展。

在東漢太學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經學，但在民間，古文經學卻日益盛行。

這種新的風氣在南陽也可以感受到。

我們試以《春秋左氏傳》的流行為例加以說明。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傳》："伊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伊敏是兩漢之際的人，他由今文經學轉向古文經學的學習經歷反映了經學的發展方向。

伊敏以後，古文經學，特別是《左氏春秋》在南陽始終不衰。

《後漢書》卷六四《延篤傳》：「延篤字叔堅，南陽 呷艘病Ｉ俅域４ㄌ葡涫堋蹲笫洗?。

延篤後來還在南陽開門教授。

《風俗通》卷九《怪神》："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

"到了漢末，南陽人學習《左氏傳》的風氣更盛，《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傳》："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

善明《春秋左氏》，為世明儒，門徒數百千人"。

與謝該同時代的南陽人來敏也是好讀《左氏春秋》。

《三國志》卷四二《來敏傳》："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劉璋時入蜀，"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

本傳稱來敏為義陽人。

義陽實即南陽。

《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吳，……分南陽立義陽郡"。

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時，故稱來敏為義陽人。

來敏雖早入蜀，但其學術興趣可能仍是來自家鄉南陽而非蜀地，因為當時"益部多貴今文"，〖10〗古文經學並不流行。

與南陽一樣，中州地區自西漢後期至東漢一代，學習《左氏傳》者也不乏其人。

前引《延篤傳》中潁川唐溪典即其一例。

此外，兩漢之際的潁川人馮異也是如此，《後漢書》本傳稱其"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傳》：「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注引《魏略》："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

同書卷四九《士燮傳》：「燮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

以上唐溪典、馮異、潁容、鍾繇、劉子奇均為豫州人。

又，《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載，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間，"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寇恂是上穀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學習《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當地風氣影響。

《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鄭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張恭祖是東郡人，屬兗州。

《三國志》卷一八《李典傳》注引《魏書》：「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

李典是兗州山陽人。

張恭祖和李典的事跡說明兗州地區也流行《左氏傳》。

《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服虔是東漢治《左氏傳》的大師。

他雖然不是兗、豫之人，但其家鄉河南滎陽當屬中州地區無疑。

南陽流行《左氏傳》，中州地區也流行《左氏傳》，南陽人延篤就學於潁川唐溪典門下，陳國張漢直又以延篤為師。

這些零碎的歷史片斷反映出兩地學術的一致。

學術的一致與政治傾向的一致使我們很難把南陽士與中州士區別開來。

不妨說，南陽士也是中州士。

東漢的南陽一直為研究者注目，這當然是因為光武起自南陽，南陽是帝鄉。

但是本文認為，東漢南陽地區的文化特徵更值得注意。

"南陽士也是中州士"，這一認識至關重要。

它制約著我們對荊州學派的理解。

漢末，在劉表的治理下，荊州地區社會相對安定，文化事業比較發達，形成了荊州學派。

對此，前輩學者多有論述。

大致說來，荊州是當時的學術中心。

巴蜀地區，長江下游，北方地區的學術都受到了它的影響。

此外，荊州學派還是漢代經學向魏晉玄學轉變的關鍵所在，離開了這一環節，便無法理解漢晉學術的演變。

這些結論都是正確的。

但是，荊州學派從何而來？掩卷思之，仍感茫然。

就各地學術水平而論，荊州並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

實際上，荊州學派是由包括了南陽士在內的中州士建立起來的。

當時，由於北方地區陷於戰亂，不少人南逃荊州，「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

〖11〗劉表憑此建立了學校。

王粲對當時的盛況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延朋徒焉。

……五載之間，道化大行。

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12〗。

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稱宋仲子。

此人在《三國志》、《後漢書》中均無傳。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注引《翻別傳》中有"南陽宋忠"一語，是知宋氏為南陽人。

他以「五業從事」的身分為劉表主持荊州的學術。

宋忠之外，重要的學者還有司馬德操。

《三國志》卷四二《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

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

司馬德操是潁川人，他與南陽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經學，，其中包括《左氏春秋》。

這與前述中州、南陽在東漢呈現出的學術特徵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係。

既然南陽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荊州學派實際上也就是中州學派。

中州學派出現在荊州，標誌著學術中心發生了南移。

對這一問題，唐長孺先生曾有論述。

他在《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一文中指出："荊州學校的規模和制度遠遠逸出郡國學的範疇，不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

〖13〗唐先生從學校的角度考慮問題自有道理。

但細細思索，仍有可推敲之處。

首先，東漢中後期，洛陽的太學已非學術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進行政治活動的場所。

其次，太學中傳授的都是今文經學，而荊州學校中傳授的卻基本上是古文經學。

因此，似不必將學術中心的南移理解為太學的南遷。

東漢中後期，學術大師如汝南許慎、河南服虔，潁川荀爽、陳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

學術中心實在中州，只是學者未被組織起來，也沒有建立官學，因而不易覺察。

中州學派出現在荊州是迫於中原的戰亂，因而只能是暫時的。

學術中心最終還將回到中州。

唐長孺先生在《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一文中，敏銳地發現了河南的重要性。

他指出："魏晉新學風的興起實在河南。

王弼創通玄學，乃是山陽人，同時名士夏侯玄是譙郡人，阮籍是陳留人，嵇康是山陽人。

潁川荀氏雖然還世傳經學，但荀氏的易學與王弼接近，而荀粲'獨好言道'，也屬於新學派開創人之一。

創立行書法的的鐘繇、胡昭均是潁川人，而鍾會也是精練名理。

這些人都是河南人。

"〖14〗唐先生所說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說的"中州"。

魏晉間新學風興起於河南，正是學術中心回到中州的極好證明。

綜上所述，南陽雖屬荊州，但文化上卻屬於中州系統，由南陽士參預其間的荊州學派並非突然而來，它是中州學術在荊州的延續。

荊州作為學術中心只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現象。

真正的學術中心在漢晉時期始終不離中州。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注引《江表傳》載孫策謂虞翻曰：

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 ，及與中州士大夫語，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

孤意猶謂未耳。

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中州士大夫在學問上的自傲，或許正是由於該地在學術上居於領先地位。

中州不僅在學術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光武與南陽、潁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據中成為最終的勝利者並建都洛陽，這一事實意味著中州地區在政治上的崛起。

到東漢末年，這種形勢就變得更加明顯了。

幾年前，我在討論汝潁名士問題時，曾根據《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統計了該地的人物。

實際上如果不拘泥於汝、潁，就會得出一個更有意義的結論。

在三十五名黨錮名士領袖中，豫州有：陳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陳翔、孔昱、蕃向。

兗州有：王暢、夏馥、羊陟、張儉、劉表、檀敷、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

兩州相加，共計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陽的宗慈、與岑晊，則中州士可達二十四名。

這個統計數字說明，中州是士大夫領袖集中的地區。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歸故鄉邪！」。

「中國饒士大夫」，諸葛亮所語與上述統計數字不謀而合。

東漢後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問題。

士人領袖集中在中州，這再次證明中州居於政治中心地位。

董卓之亂爆發後，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區。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 、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

太祖行奮武將軍。

以上諸將中，曹操、袁紹、袁術、袁遺、韓馥、橋瑁均為豫州人，張邈、、孔伷、鮑信、王匡均為兗州人，只有劉岱是青州人。

可以看出，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領導的。

他們與董卓之間的戰爭可以理解為中州地區與涼州地區的一場武力衝突。

董卓的覆亡標誌著涼州地區的失敗。

這以後，中州士內部又發生了分裂。

曹操割據於兗、豫，袁紹稱霸於河北，袁術占據南陽，劉表控制荊州。

中州士彼此之間的戰爭使得最具有恢復統一局面實力的中州士暫時無力完成統一的歷史使命。

但是，歷史最終還是選擇了中州。

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權在三國中最為強大，繼曹魏之後的司馬氏政權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總之，從東漢到魏晉，中州既是學術中心，也是政治中心。

中州士的活動影響著歷史的節奏。

圍繞著中州士的活動，可以看到一條接連不斷的歷史線索。

這與東漢以前的歷史是迥然不同的。

春秋戰國以來，秦、楚、齊等大國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們爭奪的戰場。

在周邊大國的壓力下，中原地區的小國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發展，更不可能決定歷史的走向。

這說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周邊大國的消失。

秦、西漢時期，政治上的統一雖然實現了，但戰國影響依然頑強存在著。

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優勢的地區則非齊莫屬。

東漢以後，戰國痕跡基本消失，關中的政治中心地位與齊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統統讓位於中州地區。

因此，中心地區的轉移從一個側面宣告了戰國文化的最終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