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四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禁聞網

1934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偽政府發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編造“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的謊言。

歷史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北上“並非是”抗日”， ... 禁聞網 簡體 正體 翻牆必看的中共禁聞,禁網新聞,大陸新聞中國新聞解讀評論,禁聞點擊排行榜 交流評論、關注點贊 推特帳號 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電報頻道 RSS/FEED訂閱 簡體 簡體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 禁聞網>社會百態>正文「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四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2021年05月28日9:32 PDF版 分享轉發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四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春生 中國共產黨專制派一向宣稱，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

這是無恥謊言!本文以歷史事實揭露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北上投靠蘇俄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

當年11月7日，尚不到兩個月，在蘇聯共產黨策動支持下，中國共產黨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危機之機，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在江西成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3年10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軍，開始攻打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各個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共中央蘇區。

中國共產黨軍隊在國軍的圍攻中遭受重大損失。

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續戰略方針，並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

1934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偽政府發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編造“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的謊言。

歷史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北上“並非是”抗日”，實際上是要投靠蘇俄。

長征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遵義會議。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

（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如此重要的會議，根本沒有北上抗日的議題。

那麼所謂的長征究竟要幹什麼呢? 顧雪雍先生是親歷八年抗戰的新聞記者，曾在國共兩方從事抗日宣傳，對雙方均無政治偏見。

他根據親見親聞，結合眾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參考共產國際和蘇聯派駐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諾夫的《延安日記》撰寫了抗戰記事《被掩蓋的抗戰真相》。

顧雪雍在文章中談到：“‘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事實是：江西紅軍戰敗后突圍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大部隊難以存活，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們生存有困難，可撤退到外蒙邊境或新疆，蘇聯可給援助，於是中國共產黨決定北撤。

毛澤東對戰友說，我們退到外蒙，將來再打回來。

為了宣傳，打出了抗日的旗號。

在北撤途中，他們看到報紙上報道說陝北有劉志丹、高崗的共軍在根據地活動，有的將領高興地說：‘我們有救了！’於是他們就到陝北安營紮寨了。

毛曾派部隊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蘇聯軍援，但遭國軍和軍閥部隊阻攔未能成功”。

楊奎松也曾談到：“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決定撤出江西中央蘇區之日起，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軍事及情報機關內部，就迅速開始提出和醞釀著一個用於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跨國界的行動計劃了”。

“8月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直截了當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蘇聯的問題。

他解釋說，西北地區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然後特彆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

他說：‘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

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做準備。

……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

……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

’《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

《毛澤東年譜》（上）未收錄這方面的發言內容。

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5—466頁”（楊奎松《讀史求實》）。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長征一開始是逃竄，然後是要北靠蘇俄。

為了掩蓋北上投奔蘇俄的漢奸意圖，中國共產黨打出抗日的幌子。

這個意圖在中國共產黨組建西路軍西征活動中暴露無遺。

  1982年2月27日，陳雲說對李先念：“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

1983年初，李先念將收集到的29份有關西路軍的歷史電報稿送到陳雲處，“1月5日，他委託秘書給李先念辦公室打電話，告訴李先念，送來的29份電報稿已經看過了，可以送小平同志。

他特意讓秘書轉告李先念：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之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200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

”（2014年04月10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陳雲李先念等1983年談西路軍問題：對馬家軍估計不足》）。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抗日的 顧雪雍先生談到：“毛澤東愛國嗎？他也愛，可那時他愛的不是中國而是蘇聯國。

日寇占我東北后，毛澤東給黨內提出的主要任務，首先是‘武裝保衛蘇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日佔東北是向蘇聯進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最後的任務是抗日。

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顯然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是不相符的。

抗戰開始后，毛規定抗日戰爭總方針：‘一分抗日，二分應付（應付國民黨和蘇聯的批評責難）七分發展（發展根據地和軍隊）’並要求各級嚴格遵守不得違反，說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

黨內有愛國心的將領不滿意他輕視抗日，林彪首先打響平型關伏擊戰，接著彭德懷打響‘百團大戰’，他們立刻受到毛的嚴歷批評，甚至把此事當作彭的罪行而不斷批判。

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

為此他告誡將領們：‘你們不要以為抗日是愛國，那是愛蔣介石的國。

我們共產黨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祖國是蘇聯’。

他又發揮他這個思想說：‘我們要讓日本多佔地，形成日、蔣、我三國志，這種形勢對我們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佔領我全國，那也不要緊，可以藉助蘇聯恢復失地嘛！’他的這些指示，不是和漢奸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論’異曲同工嗎？（汪主張先亡國再慢慢設法復國）。

毛的指示，由以後事態的發展作了證明。

自1940年‘百團大戰’后，中國共產黨部隊再沒有與日軍打過一場較大的仗，卻發動了大規模內戰，搶佔國民政府在敵後的眾多抗日根據地，再發展到‘聯日反蔣’，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顧雪雍：被掩蓋的抗戰真相）。

顧雪雍在文章中引用了曾在延安四年的共產國際和蘇聯代表弗拉第米諾夫《延安日記》中的證言： “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從1941年開始就停止了對日作戰，百團大戰是最後一次對日作戰。

八路軍、新四軍得到指令，一律不準對日進行作戰行動，包括受到攻擊便撤退”。

“毛澤東贊成民族統一戰線，卻用全力使統一戰線解體，毛對抗日勢力的分裂負有主要責任……國共分裂是一個不祥的現實，這自然有利於侵略者。

毛破壞全國聯合抗日的政策，等於給日本增加了幾十個師團的實力”。

“我到新鄉賀龍部隊去了一次，眾多的賀龍部隊包圍了一個駐有少量日軍的村子，我問士兵為什麼不消滅這些日軍，士兵們回答：上面叫我們不要惹他們，他們也不惹我們。

八路軍就這樣與日軍和睦相處著……八路軍的宣傳是針對國軍，未來的軍事行動也是針對國軍，這樣就使日軍的作戰行動幾乎全部獲得成功”，“我到前線去后，深信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無意對日作戰，他們把戰爭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機。

他們讓日本人與國民黨對抗，如果日軍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便立即滲入到那裡，如果必要的話，便幹掉統一戰線的戰友來攫奪政權。

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前退卻，尋找機會使國軍與日軍衝突。

在國難當頭時，這樣一種手段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中國共產黨解放區有一幅離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單位都與日軍後勤部隊做買賣，到處可買到日本貨。

還有鴉片買賣，我在中國共產黨120師部的一座房屋內看到正在加工鴉片，送到市場上去。

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是以生產鴉片為特色的，成百公頃土地種著罌粟，這是一個可恥的事實。

政治局要求擴大生產鴉片，派任弼時領導這一工作，鴉片是特區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

對於中國共產黨生產鴉片，顧雪雍先生評論道：“當時日寇正在佔領區實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煙館，日寇鼓勵中國人吸鴉片，吸得人們骨瘦如柴，傾家蕩產，喪失了抗日的意志和體魄；日寇企圖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殺人手段來消滅中華民族，而毛澤東卻與日寇配合來殘害同胞，這是他害國害民的又一罪行”。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陝西洛川縣城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洛川會議”。

     在《我的回憶》第二十一篇抗日戰爭中，對於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張國燾曾經有如下記錄，“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避免正面戰場作戰。

中國共產黨大肆宣傳的大型戰役僅有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

“平型關大捷”是國民黨軍隊主導的太原會戰的一部分，百團大戰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唯一一起大規模的對日戰鬥。

“毛澤東同志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意。

—-毛澤東同志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

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見《聶榮臻回憶錄》，第507頁至508頁)。

在正面戰場上作戰的中國軍隊主要是國民黨軍隊。

領導艱苦抗戰的國民黨的軍隊對日軍大規模會戰22次。

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承認，“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大力發展武裝力量，由抗戰之初大約5萬人，到1945年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200多萬人。

中國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損失慘重。

國民政府陸海空軍隊在抗戰中傷亡約300多萬人，其中陣亡約100多萬人。

1965年10月10日，蔣介石在《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寫到：“我們政府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厄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悔禍投誠…收編了它陝北的殘餘匪軍，和江南各地的股匪。

初不謂共匪毛賊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惡的‘兩手’，方其投降宣言，墨瀋未乾，正當日軍全面入侵之際，乃即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2015年9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台北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講話時，也曾批評中國共產黨“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中國共產黨聯日反蔣 中國共產黨為保存自己的實力，消減國民黨的力量，竟然與日軍共謀對抗國民黨軍隊。

“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最近發表中文版新著《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以確切翔實的史料證明：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派遣間諜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

該書認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還與敵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準備”。

“潘漢年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賣給日方國民黨的軍事情報的同時，也向岩井請求，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岩井委託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歷史黑幕：從抗戰期間中共與日軍關係看》）。

以上事實，在《潘漢年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都有披露。

 潘漢年“定期向日方彙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

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

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機關長影佐禎昭會面。

潘漢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漢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面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潘漢年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根據王明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頁)。

  “潘漢年以遊走新四軍和日佔區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紹會見了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

會見中，他們各自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軍與新四軍和平共存互不侵犯達成初步共識“（《潘漢年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

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

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

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

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1頁，ISBN ）。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中國重慶狂轟亂炸，沒有轟炸延安。

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沒有進攻陝西。

這是中國共產黨軍隊與日軍精誠合作的結果。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

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此次會面被國民黨情報人員獲悉，隨後國方以此宣傳並攻擊中共，導致毛澤東親自發文為潘漢年闢謠此次會面“（《潘漢年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抗戰期間，毛澤東制定了“聯日反蔣”政策，饒漱石和潘漢年負責執行任務。

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為了掩蓋自己賣國奪權的漢奸行徑，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饒漱石和潘漢年。

1954年，潘漢年被毛澤東定罪為“國民黨特務”，批示：“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1955年，饒漱石被開除出黨。

1965年8月30日，因潘漢年案件，饒漱石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1965年，饒漱石被假釋出獄。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1967年，饒漱石又被重新收監。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者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在14年的抗日鬥爭中，傷亡慘重。

日本侵略者為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立奠定了基礎。

為此，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的侵略。

“1950年代，毛澤東在接待來華訪問的日本客人時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

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

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

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對於毛澤東的上述說法，學術界有過不同解讀。

但不論如何解讀，大體都承認這種說法的確出自毛本人”（文|胡馨以 編輯|史毋意 監製|張鷺《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怎樣擴充兵力?》）。

     “根據《毛澤東外交文選》記載，毛澤東對日本人多次說‘感謝日本侵略’之類的話。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談話：‘日本皇軍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

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

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2012-06-06責任編輯:中國歷史故事網《毛澤東為何多次“感謝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軍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趁機建立根據地，擴充軍隊，最終佔領了中國大陸。

為此，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者。

更為可恥的是，1972年，毛澤東、周恩來竟然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這是中國共產黨編造的無恥謊言。

中國共產黨為了打敗國民黨統治中國，消極抗戰，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犯下了勾結日軍，聯日反蔣的賣國罪行。

國賊毛澤東竟然毫不顧忌地感謝日本侵略者為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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