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知識改變命運」? - 65th - 文化評論- MCSLN -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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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反變成困縛了我們的籠牢呢? ... 香港在二次戰後,推行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大批學童能夠透過基礎而平等的教育機會,從而讓學生吸收知識,基層市民的下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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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知識改變命運」?
黃潤達
「知識改變命運」曾是我第一次參選區議員時,一篇自我介紹文章的主題。
十我已找不回多年前的原文,但大意是說我由基層出身,父母均是工人階級,年幼時由內地移居香港後,努力讀書,並考上大學;畢業後工作稍有所成,希望回饋及服務社會,所以參選區議員。
一方面借文章塑造我年青有為的形象,借自身經歷感動基層的父母(部份是新來港父母或子女)投票支持我,一方面勉勵區內的基層學生要努力上進,將來也可像我一樣,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
然而十多年後,與基層街坊同共生活,透過觀察社會與了解他們的成長故事,同時自己亦擁有更多的社會經驗和體會後,對這句「知識改變命運」有深刻的反思,「知識」真的能改變我們「命運」嗎?還是我們被這句說話所蒙蔽?香港教育制度反變成困縛了我們的籠牢呢?
「知識改變命運」的建構
「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不知誰人說起,但在香港社會對此話的流傳則相當普遍,不少人相信透過教育、自身的努力學習知識,擁有學歷便可以提升自己的社會階層和經濟地位,改變自身的處境。
中國古語有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古時的科舉制度,也是透過讀書考試,考取功名進升為官吏,作為統治階層。
香港在二次戰後,推行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大批學童能夠透過基礎而平等的教育機會,從而讓學生吸收知識,基層市民的下一代也可以透過獲得均等受教育的機會,達致階級流動,改善他們社會及經濟地位,從而拉近社會資源不平等的情況。
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工業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而北移,藍領工人的工作風光不再,但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的主要轉運貿易港,從事白領商業寫字樓工作的機會則大增,從事商業、會計、貿易、法律專業工種的行業越來越吃香。
八十年代最高收視的電視劇《義不容情》的主角丁有健和丁有康,就因為學歷有不同際遇。
哥哥有健因早年要幫補家計而輟學打工,只能擔任收入較低的職業司機;弟弟有康則受哥哥供養,入讀港大法律系,其後進入大公司工作,有較佳收入及晉升機會。
知識改變命運的衰落及假象
「在戰後一段教育增長的年代,教育機會的普及每被視作為提高個人機會、消除貧窮、促進社會平等和開放的途徑。
」(謝均才,1998)過去香港政府的普及教育,如九年免費教育和成人夜中學,伴隨著工業起飛與及香港經濟轉型的過程,「知識」帶來階級的流動和收入的改善,「知識改變命運」的確有其合理性。
然而,現今香港是否再能透過教育去改善自身的階層及地位?還是我們已墮入資本家的圈套,教育只是作為資本家提升生產力的途徑,人們更變成迷失於不斷追逐學歷的「輪迴」之中?不堪學習壓力者,可能走上自殺之路,捱得過考試,因資源不足需要修讀自資課程,則跌入學債的漩渦!
由普及教育變成教育貴族化
「除傳統資助學校外,政府實行另有一種名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予私立學校發展,直資學校現時在港共有六十一間。
過去數十年,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覬覦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學費等自由。
直資學校每年學費可由九千元至超越十萬,這根本完全脫離一般基層家庭可以負擔的水平。
可見私有化的教育制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變相教育成為富裕家庭才可承擔的權利……『國際學校』數目達到五十一間,當中有十五間收錄本地學生數目多於政府規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學校的本地收生佔總學生的七成以上,這教人質疑『國際學校』的定義。
『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比例上升,這與『國際學校』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和不用跟隨本地學校嚴苛的教育制度有關,但『國際學校』學費卻絕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擔,能入讀的學生非富則貴。
」(社會主義行動,2018)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曾做過一個「本地大學教育機會公平性問題研究」,對比過貧窮線下的學生與收入最高百分之十住戶的學生的比例,一九九一年的相距只是百分之一點三,分別是百分之八及百分之九點三,可以看到差異不大,基層學生與富有學生的入學率相距不大。
但至二零一一年,貧窮線下的學生與收入最高百分之十住戶的學生的入讀大學的比例擴濶至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分別為百分之十三及百分之四十八點二(周基利,2013)。
研究結果顯示基層學生入讀大學的比率雖有提升,但二十年來,增長只有百分之五,但富人的子女入大學的機會則提高四倍。
基層學童要透過讀書、學習向上流的機會相對較低,特別現時私立及直資學校不斷湧現,富有之人壟斷入讀優質中、小學之機會。
加上現時很多課外學習都倚賴家庭資源配合,即使基層學生有天賦、能力,往往因「輸在起跑線上」,也沒有足夠資源令學生才能得以發揮及向上流動。
當入讀大學,擁有大學學位已是求職的入場劵時,未能入讀大學之基層學生,未能透過讀書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下一代將更難有資源透過教育制度改善自己的社經地位,變成跨代貧窮的狀況。
考試制度乃篩選機制 形成無止境的競爭
「我們的教育制度,最終都會導向任何考試之類的篩選制度,他們無論以什麼形式改變,如何呈現,最終也是為著這個資產階層,勞動異化市場,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及資本主義金權經濟制度服務。
教育制度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人們,在分數評量,考核試卷形式,學習既有內容,在設計好的考試方式,競爭有限的學位,一方面篩選一班所謂在『學術標準』下不合資格繼續升學,而被迫投入異化勞動市場的人,然後再分配在高低不同『層次/聲望』的大學,而因為不同大學的『層次/聲望』,決定了在競爭有限的職位時,能否得到職位的處遇,如果不能就業,就沒有『工作倫理』,將無以維生。
」(鄭偉謙,2012)
現時我們的教育制度,較全世界大部份地區更着重考試的制度,過往教育改革曾提出過的口號,如「愉快學習」、「以學生為本」、「求學不是求分數」均已變成謊話。
即使面對不少家長也批評,操練多於學習的小三TSA(Territory-wideSystemAssessment全港系統性評估),教育局只換上另一套外衣的BCA(BasicCompetencyAssessments基本能力評估)來代替,以求不斷監察學生的基本能力是否達標,但學生的成長變成機械化,到達某個年紀需要達到某一些能力,而非針對個別學生的進度而配合他們的學習需要。
另外,學生不單要多元學習,更要終身學習,多元學習變成多元的壓迫,現在的家長要求自己的小朋友,不單是「贏在起步線」,家長更要自己「贏在射精前」,由小朋友的出生、Playgroup、N班、幼稚園、中小學和課外活動,每一項都為小朋友「舖好路」,一早就將小朋友投入「鬥獸場」內,每一刻都在競爭,面對汰弱留強的處境!
在普及教育下每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但補習社的生意卻成行成市,更有補習社成為上市公司,向公眾集資。
當補習天皇年薪過百萬甚至千萬時,考試的制度已被扭曲。
當社會中每個人,包括老師、家長、學生都着重考試結果,形成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競爭力,不然就會被社會淘汰。
當你沒有好成績,因而沒有良好工作機會,就歸於個人愚蠢、能力不足或不夠努力,所以作為學生及在職人士,都要學會「終身學習」。
學生為了競逐進入社會的入場劵,每個人都追求手上擁有一定的學歷(如學士學位)。
學生為了避免跌入跨代貧窮的「輪迴」之中,便須入讀學位課程。
在政府有限資助學位下,便鼓勵大專院校推出不同類型自負盈虧的專上課程。
若學生未能入讀公營資助學位課程,即使不是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也迫於無奈下要修讀自負盈虧的課程。
高昂學費令學生需要向政府借貸讀書,在負債化的情況下,學生畢業後便需要還款,向現實低頭,接受較低人工的工作,作異化的勞動。
我們的學生學習甚麼?由誰決定?
「教育僅僅淪為維繫社會運作的生產工具。
它就等同於製作產品的工廠,不同之處是它的原材料為活生生的人,經過長長的流水線,最後生產成一個個不能自行運作的部件,並於社會不同的崗位上,與其他的部件共同維持社會的運作;我們亦會不斷升級部件的性能,以獲得更高的運作效率,但它們永遠也不能夠成為獨立運作的完整個體。
這樣的比喻似乎有點兒傷感,但事實上,於一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教育成為生產部件的過程,而學校正正擔當了這間工廠的角色。
」(石俊言,2015)
學生的主體性在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體系下,自小已被塑造和建構出來。
除了競爭,學習知識的目的就是為了升讀更好的小學、中學及大學,選擇更能賺取回報的科目。
大專的教育的學科愈趨單一,人文學科、歷史、哲學、科學被視為不賺錢的科目不受重視,被投閒置散,大學亦削減這些「不受歡迎」學系的資源。
香港的大專教育只着重向商界的科目傾斜,為資本家提供工人、提供勞動力,大學就如工廠般,只為商界提升「機器人」的功能,為他們賺取更多的資本。
「知識」就是令勞工變成資本家更利害的工具,隨資本市場的需要而改變;「教育」只是提供勞工的競爭力的媒界,以資本為本,而非以人為本。
自我反思「知識」和「教育」的意義
過去我曾參與關注學童權益的組織,與基層學童和家長爭取政府的補助,例如爭取上網費、放寛書簿津貼、課外活動津貼等,部分成功爭取到政府增加額外的資源。
但想深一層,當我們認為基層學童資源不足,便向政府提出訴求,只要求增加補助或去消減「輸在起跑線」的情況及距離。
在沒有改變現時框架底下,不但沒有根本性地打破這個框架建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關係, 我們仍不斷維持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優勝劣敗,難於達至對學童真正的「解放」。
「知識不是用來給別人看的,而是人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工具。
人類通過不斷地認識、掌握客觀規律,用以指導自己的生產與社會實踐,使自己在自然與社會面前越來越具有主動性、越來越能夠與自然和睦相處,創造了自身生存、發展的物質生活和社會條件。
這樣,就是人類不斷地進步,擺脫了受自然和社會支配的命運,從而主動地把握自身命運,實現自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
人類是運用知識更好地從事生產與社會實踐,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自身。
知識的真正用途不是給個別人帶來命運的改變,而是通過增強人類的實踐能力帶來人類命運的改變。
這應該就是『知識改變命運』的確切含義。
」(黃冰楠,2015)
改革學制 同時也在改革社會制度
香港的教育制度已作為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一部份,若改革教育制度已沒有改動資本主義的根本「秩序」,這種改革顯然是不切實制。
改革教育制度,根本是同時改革社會的制度。
我們可以參考芬蘭及德國的教育制度:
「芬蘭的青少年曾經連續兩屆在經合組織(OECD)每三年舉辦的十五歲學生能力評估測驗,在閱讀與科學兩項稱冠,解決問題和數學則位居第二。
」(蕭富元,2011)
「當其他國家還在施行菁英教育時,芬蘭卻反其道而行,絕不標榜菁英,堅持每一個小孩公平受教。
從制度設計到資源分配,芬蘭教育從平等出發。
六十萬中小學學生,分佈在四千所綜合學校,平均每校約一百五十人,班級人數不超過二十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於『無一人落後』(NoChildLeftBehind),沒有貴族和平民學校之分。
翻開芬蘭各種教育文宣,從不高調『快樂學習』,對他們來說,有了公平,快樂就不是問題。
」(蕭富元,2011)
芬蘭的學制強調平等,而非競爭,不像香港的大學都為爭國際排名而聘請研究型的教授,他們反而投放大量資源在初級教育而非高等教育。
除了九年免費教育、小班教學,在十八歲前不會有公開考試,學習和功課量均不是以競爭為目標。
「如今,芬蘭學生在十八歲以前都不必參加統一會考,他們只會得到書面評語,沒有分數。
那表示老師不能比較學生或加以排名,學生自己或家長也不必比較。
」(MargaretHeffernan,)
德國教育制度在學生約十歲(即四至五年級)按學生的能力,為學生作出分流至「職業」還是「學術」的教育,但他們的分流並非為他們作出分級。
德國社會能做到「職業無分貴賤」,醫生或工匠,他們在社會的地位、收入、生活質素也不會相差太遠,即使工匠沒有大學學位,他們仍是社會的楝樑。
他們不同的分流,最終是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服務。
「平等不在於『有教無類』,而是在於整個社會共存的方法。
師長一早『分流』為不同的發展方向,各自的發展空間都是平等的。
這一點不止體現教育制度,在稅收、福利制度上也能看到。
不同的制度環環相扣,互相配合,這才稱得上是『策略』」。
(e-learningConsortium,2016)
我們若要真正改革香港的教育制度,可向芬蘭不以「競爭」為目標的教育理想出發,並像德國做到「職業無分貴賤」,從學生學習知識到發揮學生所長,讓學生建立學習的動力自主,在社會內為他們提供更多元的出路,脫離資本主義教育制度下原有強調競爭、分階級的「秩序」,令到學生追求知識,是為了實踐自己理想和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只作為資本家的「機器人」。
參考資料:
謝均才(1998)教育機會差異在香港:現狀與研究議題評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https://www.hkier.cuhk.edu.hk/document/OP/OP14.pdf
周基利(2013),本地大學教育機會公平性問題研究,香港教育學院http://www.eduhk.hk/upload_main/manage/Press%20release%202013/130131%20Educational_Inequality.pdf?fbclid=IwAR2OeehMMBIYIMSKnTnWJQvqPzQCEKofxLYY8vh1eRF1iHEFQpOVligQr_U
黃冰楠(2015),談談對知識改變命運的錯誤理解http://www.epochtimes.com/b5/15/8/25/n4512712.htm
社會主義行動(2018),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化教育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9899
鄭偉謙(2012),批判教育學論綱(一):論批判教育學的背景及展望 http://www.inmediahk.net/批判教育學論綱一
石俊言(2015)。
香港教育改革省思。
文化研究@嶺南,45。
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45/iss1/5/
蕭富完(2011),天下雜誌384期,《芬蘭教育 世界第一的秘密》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2870
e-learningConsortium(2017),10歲定前程 德國小學生的「分流」發展路,
https://learn.plus/2017/03/14/germany-education-system-erwin/
本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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