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學--22高明的琵琶記

《琵琶記》是高明在元末避亂隱居寧波城東櫟社時根據長期在民間流傳的南戲《趙貞女》改編的。

《趙貞女》寫蔡伯喈上京應舉，貪戀富貴功名，長期不歸，趙五娘獨力支援門戶，在 ... 元代文學 （西元1279——1368年） 《高明的琵琶記》 第二節：高明的琵琶記 高明的《琵琶記》是元末成就較高影響也較大的作品。

高明(1305?—1359)，字則誠(注：清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收有高明的題陸遊《晨起》詩卷，末署“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謹志于龍方”。

同卷還收有永嘉餘堯臣的題跋，說“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權勢病卒四明”。

據此推算，高明應卒於至正十九年，即西元一三五九年。

)，溫州瑞安人，早年鄉居讀書，至正五年(1345)中進士後，在浙江處州、杭州等地做過幾任小官。

方國珍在浙東起義時他被任命為“平亂”統帥府都事，因與統帥意見不合，“避不治文書”。

此後主要是過著隱居著書的生活。

他所作戲曲除《琵琶記》外，尚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亡佚。

詩文經近人收輯，尚存五十多篇。

　　《琵琶記》是高明在元末避亂隱居寧波城東櫟社時根據長期在民間流傳的南戲《趙貞女》改編的。

《趙貞女》寫蔡伯喈上京應舉，貪戀富貴功名，長期不歸，趙五娘獨力支援門戶，在蔡家父母死後到京師尋訪伯喈，伯喈不認，最後以馬踩趙五娘，雷轟蔡伯喈結束。

陸遊《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為滿村聽說蔡中郎。

”可能這故事在搬上舞臺之前，已在民間流傳。

戲中情節並不符歷史人物蔡伯喈的真實，然而戲劇的矛盾是尖銳的，傾向是鮮明的。

它通過蔡伯喈的背親棄婦，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飛黃騰達就要棄妻再娶的現實，從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

高明把譴責蔡伯喈背親棄婦的《趙貞女》改為歌頌蔡伯喈全忠全孝的《琵琶記》，他的主觀意圖是借此宣揚封建道德。

他在全戲開場時說：“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

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

”又說：“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

”都表明了他的創作意圖。

在這種創作意圖指導之下，故事內容改變很大。

蔡伯喈原來是個孝子，同趙五娘結婚後夫婦感情也很好。

他本來不想去應考，他父親蔡公不從。

他考中狀元後，牛府招他入贅，他辭婚，牛丞相不從。

他辭官，朝廷又不從。

這“三不從”是高明把蔡伯喈寫成全忠全孝的主要關目。

蔡伯喈入京之後，他故鄉陳留遇到嚴重的災荒，趙五娘獨力維持一家生活，蔡公、蔡婆先後在饑餓中死去。

趙五娘一路彈唱琵琶詞行乞，到京師尋覓蔡伯喈。

由於牛氏的賢惠和牛丞相的回心轉意，她終於和蔡伯喈團圓，並且得到了朝廷的旌表。

由於作家主觀上企圖通過“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來宣揚封建道德，作品中的人物都被塗上了封建說教的色彩，連趙五娘也不例外。

甚至在她乞丐尋夫時，還聲明自己“只怕公婆絕後”，不是為“尋夫遠遊”。

蔡伯喈口裏幾乎無時無刻不思念父母和趙五娘，給人一個孝子義夫的假像。

牛氏除少數場合外，就成為作者主觀安排的宣傳封建教條的傳聲筒。

　　然而《琵琶記》的思想內容是比較複雜的，除了上面指出的嚴重缺點外，它確還有不少現實主義的描寫。

這是由於作者世界觀的複雜性所決定的。

首先，作者一面通過蔡公、張廣才等勸蔡伯喈入京應舉，認為這是“顯親揚名”，是“大孝”；一面又讓蔡伯喈中舉後，陷入了實際上背親棄婦的境地：父母雙雙餓死，妻子曆盡艱辛。

以致蔡公臨終時對他十分怨恨，張廣才罵他“三不孝逆天罪大”，這就在肯定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同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其次，作者對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不滿，因此在宣揚封建道德的同時，還通過不少情節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

如蔡伯喈考取狀元後由於牛丞相的專橫，給蔡伯喈一家帶來種種痛苦；陳留發生災荒後，由於地方官吏的貪污，加深了人民的災難等。

第三，作者一方面要宣揚封建道德教條，一方面又想把戲寫得“動人”，這就必須把人物放在特定環境裏通過種種生動的情節來打動讀者和觀眾。

作者生長農村，經過元末農民大起義，目擊當時在暴政和災荒之下掙扎的農村人民的痛苦，並對他們懷有一定的同情。

因此在描寫趙五娘和蔡公、蔡婆這一家的痛苦遭遇時，他世界觀裏的進步因素起了作用，有可能在南戲《趙貞女》的原有基礎上進行加工，寫出一些真實動人的情節。

如《糟糠自厭》、《代嘗湯藥》、《描容上路》等以趙五娘為中心的許多出戲確是寫得動人的。

然而作者把趙五娘這一家的遭遇寫得這樣悲慘，目的並不在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要人反對它；恰恰是為了說明蔡伯喈、趙五娘等在這人所難以忍受的逆境裏也能“逆來順受”，屈從封建道德，因此他們雖然在長時間裏經受種種苦難，最後卻落得“一門旌表”的大團圓。

正因為這樣，作者不但把蔡伯喈寫成“畏牛如虎”的軟骨蟲，就是趙五娘也缺乏一個受迫害婦女所應有的反抗性。

她的痛苦遭遇雖然感動人，但她對待這種遭遇的態度卻始終不能鼓舞人。

這是《琵琶記》在人物塑造上一個致命的弱點。

　　高明生長在南戲的發源地溫州，熟悉南戲的舞臺藝術，對傳統歷史文化有深厚的修養，《琵琶記》又是他精心結撰的作品，因此藝術上的成就更為顯著。

高明在改編《趙貞女》的時候，不是簡單地改變了原著的結局，而是從主題思想出發重新安排全部劇情和人物。

因此劇本裏雖遺留下一些無法彌補的漏洞，如蔡伯喈中了狀元，他又是個孝子，卻讓父母雙雙餓死，就十分不合情理。

然而從全部劇情看，它貫穿了作家的創作意圖，也體現了作品的主題思想，基本上是完整的。

從關目安排看，作者把趙五娘一家的淒苦場景和蔡伯喈在牛府的豪華生活交叉演出。

一邊是趙五娘臨妝感歎，一邊是蔡伯喈杏園春宴；一邊是趙五娘背著公婆吃糟糠，一邊是蔡伯喈和牛氏賞月飲酒。

它突出了戲劇衝突，也加深了悲劇氣氛。

作品中以趙五娘為主的一線戲，曲詞本色而悽愴動人，保留了較多的民間戲曲的優點，特別表現在《糟糠自厭》、《代嘗湯藥》、《乞丐尋夫》等出裏。

象下面這兩支趙五娘吃糟糠時唱的曲子就是歷來傳誦的名作： 　　〈孝順歌〉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嗄住。

糠啊，你遭礱被舂杵，篩你簸揚你，吃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

苦人吃著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

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饑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至於描寫蔡伯喈在牛府裏的情景，曲辭就較為高華優雅，也和人物的性格環境相稱。

向來《琵琶記》被推為“南戲之祖”，固然和統治階級的推崇有關，但更大程度上決定於它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的成就。

然而必須指出，長期在民間流行的《趙貞女》曾以其揭露封建社會的深刻性遭到禁止。

高明的《琵琶記》保存了南戲《趙貞女》的部分動人的情節，又改變了它的悲劇結局，這樣，《琵琶記》就開始在民間流行，而原來的《趙貞女》卻慢慢被淹沒了。

　　《琵琶記》由於它強調戲曲的風化作用，相傳在明初就得到明太祖的賞識，以之與《四書》、《五經》並提。

後來《五倫全備記》、《易鞋記》等作者都在第一出開宗明義，有的說：“若於倫理無關係，縱是新奇不足傳。

”有的說：“事有關名教，風化不尋常。

”表明他們是繼承了高明的創作傾向的。

與此相關聯，《琵琶記》裏部分關目，如以子女向父母祝壽開場，以一夫二婦和好團圓結局等，也為明初以來許多戲曲家所襲用。

然而《琵琶記》中部分現實主義的描繪，以及排場、曲白等多方面的藝術成就，也為後來戲曲家所借鑒，起了有益的作用。

自從《琵琶記》在民間流行之後，還先後出現題材類似而傾向不同的作品，如明代弋陽腔的《珍珠記》，清代花部的《賽琵琶》，有的懲辦了竊威弄權的溫太師，有的處斬了忘恩負義的陳駙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琵琶記》的思想影響。

明代中葉以來，《琵琶記》還一直成為劇壇上爭論最多的作品之一，這也說明它內容的複雜和影響的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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