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海基會首訪北京25週年陳長文揭兩岸關鍵對話

... 會，並擔任第一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暨執行合夥人陳長文1991年4月28日率領海基會代表首度正式前往北京訪問。

他接受中評社專訪 ... Skiptocontent 陳長文。

（中評社彭媁琳攝） 中評社台北4月8日電（記者彭媁琳）3月9日海基會擴大舉辦成立25周年慶祝活動，參與創建海基會，並擔任第一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暨執行合夥人陳長文1991年4月28日率領海基會代表首度正式前往北京訪問。

他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他與時任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副主任唐樹備會談時，大陸強硬提出五原則，他被動回應時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就像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樣。

台灣和大陸加在一起，才是一個中國。

”讓國台辦當時放軟改口“台灣、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陳長文在這場事務性談判的臨場回應，意外促成兩岸在相互定位上的良性趨近。

從這段互動，似乎可看到日後透過“建設性模糊”建立兩岸對話基礎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影子。

不過，陳長文首度公開當時發生的小插曲，該次會談後台北馬上致電給海基會代表團，要求陳長文“只講政府授權你去做的事情，其他事情不要多說”。

”其實當時主要是台北考慮“海基會不能超出事務性談判”。

但從兩岸關係二十多年發展歷程回頭看，也顯示出，在當時兩岸互信不足之下，解嚴後政治環境快速變化的台北政壇在面對北京時的謹慎態度。

陳長文1944年生，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加拿大卑詩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及博士，目前服務的理律法律事務所，是全台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陳長文1990年參與籌設海基會，並擔任首任秘書長兼副董事長，1991年率海基會代表團2度赴北京與大陸副總理吳學謙及其王兆國、唐樹備等人會談，為日後的辜汪會談奠基。

陳長文回憶1990年創設海基會時的往事，他表示：“我義務擔任海基會秘書長籌備海基會，辦公室就在這裡台塑大樓的10樓，理律在7樓。

當時海基會的短中長期目標很明顯，在1991年2月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的“近程－互惠交流階段”扮演中介機構角色推動民間交流、累積互信基礎，為中程的“政府接觸”建立條件，實現遠程的國家統一目標。

”那些日子裡，陳長文幾乎沒有踏進7樓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而是直接到10樓上班，做得非常來勁。

對日抗戰期間，陳長文一家常隨著在國軍服役的父親移防，1949年5歲時，一家隨父親部隊來台，而父親卻在同年返回大陸在內戰中陣亡。

在這個背景下，陳長文積極想要協助兩岸從民間交流開始接觸，促進彼此認識，他認為，成立海基會，在兩岸政策推進上是非常正面、值得期待的工作，當時海基會的同仁非常具有理想性，目標就是促進兩岸和平，為之後的政府對談創造條件。

而且1990年代才剛解嚴，大家都對兩岸關係充滿期望，時任總統的李登輝1990年召開國統會、1991年2月提出國統綱領，讓兩岸談判出現契機。

陳長文。

（中評社彭媁琳攝） 不過他也感嘆：“25年前的背景，人物是李登輝、郝柏村、馬英九等，當時許多關鍵人物在那時代發揮作用，但現在景物、內外環境也都不一樣了。

” 1991年4月28日，海基會首次正式訪問大陸，陳長文說：“當我人在大陸時，聽到台灣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感觸很深，這件事對兩岸關係邁向正常化有重要意義。

不過，當時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在首次會談中提出“五原則”，其中一項是，大陸可以跟海基會對談，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 陳長文當場回應國台辦：“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就像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樣。

台灣和大陸加在一起，才是一個中國。

”這個蘊含對等自信的圓融回應，讓國台辦的官員們訝異，但同時也覺得有道裡。

陳長文強調：“《國統綱領》確實寫著‘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談兩岸問題）我直到今天還是這樣回答，一方面顯示出來純真，另一方面是世故，希望在理想中兼顧現實。

” 五月四日在北京時，陳長文在中南海紫光閣與（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會面，吳學謙向他表示，兩岸關係應該按照一國兩制的方法進行。

陳長文說：“那時離1997年香港回歸近了，大家都可以體會那個時代背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有戰略和戰術的角色。

但我向吳副總理說，一國兩制固然有其道理，但我建議海峽兩岸應共同追求一個優良的制度，讓人民選擇，也就是一國良制；吳副總理當時只是微笑看著我，這是我20多年前和陸方的對話。

1998年陸委會也公開表示，民主、自由、均富的一國良制優於一國兩制，這官方文件今天還掛在陸委會的官方網站。

不過，讓我很意外的是，吳學謙先生2008年過世後，吳夫人畢玲女士託朋友轉贈追思畫冊並帶了段話給我說，吳學謙生前向畢玲說過“陳長文是一位好朋友”，我聽了非常感動。

” 然而，陳長文在北京回應唐樹備關於一中內涵的言論後，海基會代表團就接到台北政壇的電話，要求陳長文不要講沒被授權的話。

他指出：“這是我第一次對外公開講這段往事，在北京時，海基會同事告訴我，說台北打電話來說：‘海基會去北京，只是談政府授權你去做的事情。

’就是介紹國家、介紹台灣、介紹‘中華民國憲法’、介紹為什麼要成立海基會、促成對岸成立海協會對口。

不過，當時狀況下，陸方那樣先主動說，我覺得我那樣回答陸方，不卑不亢、符合國統綱領精神，應該萬無一失。

” 原來，由於海基會定位是半官方色彩的民間團體，負責事務性談判而不涉及政策。

但是，據聯合報1991年5月5日報道，由於大陸方面一再當面向海基會提及政策性問題，包括兩岸直接“三通”、“一國兩制”、“一個中國的定義”等；陳長文臨場除了拒絕評論部分問題外，也就部分問題被動“以個人身份”適時為台灣方面的政策辯護、反擊並爭取外交生存空間。

還好，陳的發言內容事後獲陸委會肯定，陸委會決定研究考慮適度賦予海基會為台灣當局提出回答或說明的權力、增加海基會發言空間。

  陳長文的書櫃，收集許多藏書和紀念品。

（中評社彭媁琳攝） 兩岸當局對一個中國的涵義理解並不同，但在海基會1991年首度訪問的一週期間內，大陸當局口頭上就發生變化，從一開始“五原則”中措詞強硬的“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陳長文臨場回應後，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後來改口“台灣、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唐樹備在記者會上也重複王兆國的話。

1991年5月5日台灣聯合報社論〈希望在一個“中國”新共識下良性互動〉認為，這似乎顯示大陸當局對兩岸關係的認知，“有逐漸由過去僵硬的意識型態導向、轉向務實的傾向。

”然而台灣仍有些疑慮，因為大陸人民日報海外版當天仍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當時重申《國統綱領》的“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

陳長文說：“在以前，大陸一定是講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不會講台灣和大陸加在一起是一個中國。

但特別近十年來，大陸經常都採後面這說法了。

” 陳長文還提及一個讓他感慨的小故事。

大陸方面1991年4月宣布在大陸全境推行希望工程，當時海基會董事會成員不乏高度人文關懷、熱心公益的民間賢達，陳長文因此在海基會董事會提出，希望藉由海基會這個橋樑，協助大陸的希望工程，援助大陸偏遠地區的小孩子，卻意外遇到政府阻力。

陳長文說：“那時候有新聞，據說中國大陸要花很多錢向俄國買半新不舊的航空母艦。

“國安”單位的長官（對希望工程）有不同意見，在內部會議上，他認為共產黨有錢買航母，難道沒有錢去做希望工程嗎？　”讓陳長文感到可惜。

他回憶那時期的兩岸工作印象：“1990年到1992年，我不是刻意要記得，但我當時感受很複雜，海基會做了很多好事情，應該沒什麼負面消息。

但我自己體會很深，也許是自己求好心切、對海基會的功能有過多期待，不過，當時自己隱然有個感覺、猜測：順時勢繼續發展下去，恐怕國統會不再單純是國統會了、國統綱領也不當然能完全落實綱領講的那些有意義的目標。

當然原因很多，畢竟台灣1987年解嚴後的民主化局勢是動態而快速在改變，各界各種想法很多，可能民進黨要開始挑戰了、1990年學運及“國是會議”、1992年底“國會”首次全面改選，或李登輝先生對兩岸未來有自己個人的想法。

” 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國統會未曾再開一次會，陳水扁政府在2006年2月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運作，陳長文也因此發表公開信辭去海基會董事職務。

國統綱領終止至今已十週年。

陳長文說：“馬英九執政後雖未能恢復國統會運作，八年來主張‘不統不獨不武’以尋求維持現狀的最大公約數，但仍透過‘一中各表，九二共識’讓兩岸達到空前熱絡互動，而且兩岸政府互動、馬習會，海基會當年的近程目標算大致達成。

但現狀是動態的，兩岸進展目前遇到瓶頸，蔡英文能不能接受‘九二共識’還很難說。

我認為，25年前我在北京所提的‘一國良制’仍是最好、積極的終局性共識，透過兩岸在憲政法治對話、努力讓良制實現，正視彼此‘憲法’存在的事實，讓兩岸能在國際舞台上‘對等共存’。

但二十年來兩岸領導人都未能公開明確倡議，讓我感到很可惜，但我從未放棄。

” 多年來，陳長文仍不斷投書媒體闡述“一國良制”。

他強調：我主張一國良制，我了解很多台灣人目前不大喜歡“一國”，我只想要告訴台灣人和大陸人，台灣和大陸加在一起才是中國，兩者加在一起才是中國的人。

周子瑜拿國旗事件遭舉報所引發的風波教訓，台灣和中國大陸都要注意了，可靠的是人民自己，人民要可靠，就不要人云亦云，尤其是在網路上的年輕人，要瞭解歷史、探尋真相，要超越統獨而去看寬廣的全世界大格局。

優良制度是真的、一國是假的議題，一國良制才是兩岸建構終局性安定的積極解方，我還寫了本書《假設的同情》，這倡議不只是針對兩岸，而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好的制度比“國家認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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