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藥物治療到戒酒互助會,台灣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 - 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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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葉子菁在課堂最後的酒癮評估中,注意到阿正狀況已達到「酒精使用障礙症」(或稱酒精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 [AUD],也就是 ...
贊助深度×開放×非營利贊助訂閱深度×開放×非營利贊助訂閱深度×開放×非營利評論專題攝影多媒體議題系列報導2從藥物治療到戒酒互助會,台灣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數名戒癮成功者成立的亞杜蘭關懷協會,鼓勵酒、毒等物質成癮者透過福音戒治回歸正常社會。
(攝影/林彥廷)生活.醫藥5/8/2022文字何柏均曹馥年攝影林彥廷何柏均設計江世民核稿/方德琳;責任編輯/張詩芸醫療交通心理公衛酒癮生活.醫藥5/8/2022文字何柏均曹馥年攝影林彥廷何柏均設計江世民核稿/方德琳;責任編輯/張詩芸醫療交通心理公衛酒癮生活.醫藥5/8/2022文字何柏均曹馥年攝影林彥廷何柏均設計江世民核稿/方德琳;責任編輯/張詩芸醫療交通心理公衛酒癮台灣推估有30~80萬名酒癮者,但每年只有上千人、絕大部分是出現身體危害才進入醫院接受治療。
而為數眾多、尚未出現身體狀況的輕度與中度患者,卻是台灣酒害主要行為人,酒駕、家暴、群聚鬥毆,讓社會付出不少代價。
近年來,因為酒駕累犯終於讓酒癮者進入公共討論視線,也拉出許多被酒精綑綁,卻從不認知已經上癮的人接受治療。
只不過多數患者仍缺乏病識感,加上公衛教育不足、政府預算投入低,醫療環境也有待開拓量能,一條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才正要開始。
「我已經被酒精綑綁,一個鐘頭不想它,但過一陣子癮就來!」53歲的阿正(化名)曾是知名飯店廚師,燒得一手好上海菜,卻長期沉淪在酒精裡,屢屢跟家人發生爭執,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兩次酒駕被抓,服勞役、繳罰金也無法阻止他繼續喝酒。
「我跟自己說:不要去碰、不要去碰,但做不到!最後喝到沒錢,便利超商賣的25塊料理米酒也好。
」3年前,在家人建議下,阿正到北部知名的戒酒村「亞杜蘭」進行一年半的戒酒。
靠著福音戒酒的模式,看似快要成功之際,隨著父親離世、找工作不順利,心情不好下再碰了酒精,戒酒之路前功盡棄。
在一場朋友邀請的酒攤後,遭警察臨檢攔下,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沒收入的阿正,只好透過分期付款才繳清高額酒駕罰款,還必須到交通監理站進行6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課程」(後稱酒駕防制講習)。
課堂上將近60個人因酒駕遭逮的人跟著阿正一起坐在教室內,這些課程包含道路交通法規、酒駕生命教育還有減害飲酒專案的衛教師,說明酒精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Fill1亞杜蘭戒酒村位於新北市石碇山區,物質成癮者透過一年半的規律團體生活,試圖擺脫酒、毒成癮的狀況(圖非當事人)。
(攝影/林彥廷)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葉子菁在課堂最後的酒癮評估中,注意到阿正狀況已達到「酒精使用障礙症」(或稱酒精使用疾患、AlcoholUseDisorder[AUD],也就是俗稱的酒癮)程度,特別對阿正進行酒癮諮詢,最後建議阿正進一步到醫院進行酒癮治療,才終於解決他不斷飲酒的狀況。
可搭配酒駕講習的酒癮諮詢轉介服務,卻未被擴大推廣近年來撻伐酒駕者的聲浪高漲,每當有酒駕撞死人的新聞出現,社會譁然的同時,總會檢討罰責過輕;只是,無論從罰鍰加重到同行者連坐處罰,嚴刑峻罰雖讓酒駕人數雖逐年減少,累犯占比卻逐漸升高。
根據交通部統計,2021年酒駕累犯比例達4成6,將近每2人酒駕者中就有1人是累犯。
今年(2022)3月底上路的酒駕加嚴新制,包括10年內二度酒駕再犯者,將公布違規人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
然而在成癮治療的醫師眼中,若到了罰不怕也要繼續喝的情況,就可能涉及到心理與生理因素,甚至已經有成癮狀況。
事實上,根據研究,被臨檢測出一次酒駕的行為人中有26.4%有酒癮,若行為人酒駕已經達4次以上,確診為酒癮者的比例高達88.2%,顯示酒駕累犯確實存在酒癮問題。
長期負責監理業務、今年3月剛退休的板橋監理站站長王梅香發現,酒駕者需要進一步的幫助。
她回憶,有一次辦理的酒駕防制講習中,一名累犯者主動向她表示,自己長期失眠,晚上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每次喝酒後又因情緒失控,讓整個家庭陷入危機。
由於妻子剛生了一個小孩,很想解決酒癮問題來挽救整個家庭,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讓王梅香思考,如何多救一個是一個?於是板橋監理站首度與馬偕醫院合作,在2019年4月開始,設置全台監理站第一座「酒精知識諮詢關懷櫃檯」(又稱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透過酒駕防制講習課程中的「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讓每位上課的酒駕者進行問卷評估,有酒癮疑慮者,可再進一步到醫院進行積極治療,真正解決根本問題。
這項主動出擊進行「酒癮諮詢」的方式,已經成為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患者的主要轉介來源。
2021年,來自監理單位就轉介將近四分之一的酒癮患者,馬偕醫院酒癮治療團隊也在2021年1月提出相關研究,發現監理站酒駕班的學員超過8成有潛在問題性飲酒,需要進一步治療。
從事交通監理工作將近40年的王梅香,看到因酒駕來上課的人很多都是藍領階級,經濟不好又要背負罰款。
要怎麼幫助他們離開酒精?王梅香直指癥結:「執法人員(警察)取締酒駕有績效壓力,績效要求多少就抓多少;交通部只管裁罰,來到監理站又只負責講習上課,這個酒駕防制就是一個點、一個點,卻沒有連成線。
」她也發現,這些民眾來參加酒駕防制講習的時候,就是戒酒動機最高的時間點:「他們那時候保持清醒,又接收到心理師與跟許多酒害相關知識,比較容易接受。
」王梅香統計後發現,櫃檯設立後6個月內願意接受酒癮諮詢的人,較前一年同期(彼時沒有設立諮詢櫃檯)增加了127人,其中117人繼續到醫院進行治療,成功率高達93%,比之前僅有10%成功轉介率,成效大大提升。
但她向上級提出設立酒癮諮詢櫃檯後的成效報告,卻沒有下文,目前僅有板橋與北市八德兩個監理站設有酒癮諮詢櫃檯,並未推廣到全國,讓她非常感嘆:「沒看到水的漣漪出來。
」台灣人忽視的問題:我有酒癮(AUD)嗎?監理所酒癮諮詢櫃檯像一盞小燭火,照見台灣一群未被看見的酒癮者。
但王梅香的感慨也直指出,台灣社會對酒癮治療仍然不夠積極、重視。
如阿正般遭酒精綁架的人普遍存在。
根據2014年一份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研究指出,全台約有2%~5%的成年人、即推估全台30~80萬人患有AUD;而據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估算,每年約千人左右進行酒癮治療──數十萬與一千的巨大差距,正顯示出未來台灣酒癮治療之路有多漫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說:「要讓大家知道喝酒這個問題很大!」然而,台灣喝酒的人雖多,但絕大多數搞不清楚什麼程度算是有AUD?甚至明明已知有AUD卻不肯承認,「缺乏病識感」是酒癮治療的第一大障礙。
Fill1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呼籲大家更關注酒精帶來的社會問題。
(攝影/何柏均)黃名琪統計,在綜合醫院就診個案大概每5個就有1個具有AUD,酒精使用障礙症造成的全身疾病問題很多,但是大家寧可去看全身疾病,而不願面對酒精使用障礙症帶來的問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有酒精使用障礙。
」她指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的「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AlcoholUseDisorderIdentificationTest,AUDIT),AUD可分為三等級,許多人常認為喝到身體出問題才是酒癮,但殊不知超過每天酒精攝取量(如下)或經常暴飲或稱問題性飲酒,一個月只要一次攝取超過60克純酒精,或一次喝4~5罐啤酒以上),一週至少出現一次喝到斷片亦即酒精性記憶空白(blackout)。
也是輕、中度的AUD狀況,必須注意接下來很容易愈喝愈多,這時就需要短期諮商(briefinterventions,BI)或醫師的飲酒建議。
每天建議的酒精攝取量,你超過了嗎?依WHO標準,1單位約等於10~12g純酒精;衛福部建議女性每日不超過10g(1單位),男性每日不超過20g(2單位)。
罐裝啤酒(350cc):1單位玻璃瓶裝啤酒(600cc):2.3單位保力達、維士比(600cc):4單位葡萄酒、紅酒(瓶):4.2單位參茸酒(300cc):7.5單位紹興酒(瓶):8單位陳年紹興酒(瓶):9單位米酒(瓶):11單位高梁酒(300cc):14.5單位米酒頭(瓶):17.5單位威士忌、白蘭地(600cc):20.5單位如何點醒沒有病識感的矛盾心態?雖然,AUD有輕、中、重度之分,但「酒害」卻不分軒輊,甚至來自輕、中度者更多。
黃名琪強調:「酒害大部分來自輕度、中度的AUD患者。
」她解釋,有酒精依賴的重度AUD患者,已經出現身體健康問題,酒害也許只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有很多輕度或是問題性飲酒的人,卻大量造成酒駕、酒後跌倒和打架等問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對他人的酒害問題也最為嚴重,「他們比較容易輕忽自己喝酒造成的問題。
」方俊凱是台灣酒癮治療先行者,投入這領域長達21年,面對患者普遍沒有病識感現象,他學會先從患者關心的身體健康切入:「跟患者說你是酒鬼、有酒癮,病人的抗拒性很大;可是跟他說你喝到身體有問題了,他會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時,就接受就較高。
」因此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引進美國在2001年發展出的BRENDA模式美國賓州大學治療研究中心發展出BRENDA取向戒癮手冊,BRENDA是:B:生理、心理和社會(Biopsychosocial)功能評估R:向病人告知(Report)評估結果E:以同理心(Empathy)了解病人的問題N:協助病人確認其需求(Needs)D:直接(Direct)建議病人如何達成需求A:評估(Assess)病人對直接建議的反應,必要時調整建議,以達到最好的效果,方俊凱說:「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家人抓來,或是從酒駕轉介治療,第一天來先做評估,」評估飲酒者的生理、心理等功能,然後抽血,看肝功能好不好,血糖、血脂肪有沒有問題?從身體再進一步導入心理層面問題,一層層的看清楚打在酒癮者身上的結。
台灣酒癮治療的漫漫長路除了面對沒有病識感患者外,方俊凱一路走來也親身體驗酒癮治療在台灣發展的諸多問題。
2001年,方俊凱剛升任馬偕醫院主治醫師時,發現不管哪一科,對酒癮病人都非常排斥,覺得這類人難搞也治不好,到急診就醫時多半是喝醉發酒瘋的情況,「所以當時沒有人想投入這一塊。
」方俊凱興致勃勃選擇新領域投入,先以精神科下的「特別門診」在醫院開展酒癮治療。
他回憶當時酒癮治療常常失敗,原因在於早期觀念是要「全戒」才叫做成功,很多人沒有意願走到最後,讓戒酒成功率一直高不起來,也讓他與酒癮治療的醫師們非常氣餒。
後來方俊凱發現,酒不是非法毒品,治療無法一刀切割;再來他認為,酒在台灣文化裡有特殊性,生活中的婚喪喜慶都會喝酒,「快樂也喝酒、難過也喝酒!」最後他把策略定在將酒量降到一定程度,不要因為喝酒導致健康問題,這樣的戒酒接受度才慢慢變高,病人也願意留下來。
但那時仍是單打獨鬥,還沒有個案管理師的協助。
Fill1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是台灣酒癮治療先行者,投入領域長達21年。
(攝影/林彥廷)直到2006年,當時的衛生署讓戒酒者有一年4萬元補助,但這補助費用不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而是給醫院做治療,方俊凱就開始加入個案管理師的模式,透過追蹤酒癮者個案,給予不同的治療與支持方式;個案管理師更成為醫病溝通的橋梁,治療成效有很大的改善。
方俊凱回憶,當時尚未升格的台北縣政府看到專案績效很好,於是在2007年配合衛生署外更加碼編經費,「甚至動預備金來做這個事情」,引進諮商心理師、社工師一起做個案管理工作,除了藥物治療也加上心理支持,最後因應每人不同狀況還發展出個人的飲酒建議。
2015年,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建置酒癮醫療網絡,不只是醫療端,更納入司法、交通端,讓有酒癮問題的人,能夠轉介進入醫療體系得到治療,啟動「酒癮戒治計畫」。
方俊凱指出,最早計畫名稱是「酒癮戒治服務方案」,像戒毒一樣看待,但其實並不符合台灣對喝酒較寬鬆的社會文化;經過討論,後來改名成「建構問題性飲酒與酒癮者醫療及社會復健服務模式計畫」,用社會復健的角度進行,慢慢做到飲酒減量,再恢復病人的身體健康,也提供心理上諮商的方式。
從2015年9月開始到2021年,已轉介4,861人,並擴及到全台12家醫院參與。
缺人、缺錢、缺武器在第一線接觸酒癮者的心理師葉子菁觀察,這些遭酒精控制的人,常出現「矛盾」情緒,希望戒酒,但又經不起誘惑。
「他們希望有東西(醫生、藥或是治療)可以立刻幫助他們離開酒精,但不知道酒癮治療要一步一步來,過程中只要有環境的誘惑,就容易影響他們戒酒的決心,因此很多人就『失聯』了。
」因此戒酒需要多管齊下,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諮商,乃至於後續的家庭、社會的持續支持也是關鍵。
雖然,這幾年因為酒駕累犯問題讓台灣開始正視酒害,但長期資源不足的病灶無法立即改善,留待許多困難要一一克服。
方俊凱指出,台灣酒癮治療早期缺乏「武器」,也就是戒酒藥物相對不足。
他解釋,以前只有戒酒發泡錠雙硫侖(Disulfiram),一種戒酒藥物,服用該藥後即使飲用少量的酒,身體也會產生嚴重不適,以期望達到戒酒的目的。
,是一種嫌惡治療,也就是處罰性質概念的藥物,先吃藥之後再喝酒會超級不舒服,但是也可能會引發很大的副作用。
直到2019年,衛福部食藥署才核准兩款「納曲酮」(Naltrexone)及「阿坎酸」(Acamprosate)口服藥物用於治療酒癮,從更有效的藥物機制去治療,才讓病人與醫生看到更立即的效果。
另外,酒癮治療缺乏臨床診療指引(ClinicalPracticeGuideline)──方俊凱舉例,如治療癌症,到台北醫學中心和高雄醫學中心,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標準化作業很像,「可是治療酒癮卻不一定。
」像是喝酒造成的共病性(comorbidity),如產生憂鬱症、焦慮症或失眠,可透過精神科醫師開藥,可是酒癮造成的心理問題該找誰談?是否真的有心理師或社工師接手?醫院的個案管理體系有無銜接?後面的醫療服務體制,各家醫院資質不齊。
回到問題發生點,方俊凱直指原因:「酒癮治療在健保裡面是沒有給付,醫院不願意去做,(醫院)又何必要花錢在這方面?」方俊凱指出,現在大家普遍想法仍停留在喝酒就是要自費戒癮,而沒有從公衛角度思考,無法發展出高品質的戒酒服務,也會跟其他疾病的醫療品質出現明顯落差,落後其他科別的醫療水準至少10年以上。
此外,酒癮治療開設在精神科下,但早些年這一科的主治醫師很少,直到近兩年新的主治醫師進來,斷層已長達10年以上。
酒癮人數多,政府投入資源卻最少缺人(醫師)、缺錢、缺武器外,政府的態度則是酒癮治療發展緩慢的最大原因。
《報導者》調查發現,中央單位衛福部2021年編列了預算2,772萬元外,再加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挹注215萬元,一年僅2,900多萬元投入酒癮治療,全台一年只有近1,000人可獲得酒癮治療。
「跟其他『癮』比起來,酒癮(投入經費)比例真的很少,少到嚇死人的地步。
」方俊凱指出,酒造成的社會成本很巨大,包括影響他人的酒駕肇事、酒後鬥毆、家庭暴力,再到個人的疾病如癌症治療等,最後也須健保給付,成本仍要由社會所負擔。
「台灣若能在酒稅中──也不用多──拿個一億做酒害防制,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了。
」專家:應建立示範中心,讓治療系統化台灣酒癮問題有多嚴重?黃名琪認為,台灣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政府無法掌握台灣AUD的人數,「但隨著台灣這幾年酒品銷售量不斷上升,實際酒癮者應該比2014年研究推估的80萬人還嚴重。
」Fill1板橋交通監理站內爲酒駕初犯的人進行6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課程包括法律常識、酒精為身體帶來的危害,更近一步進行酒癮檢測,評估是否有酒癮的狀況。
(攝影/林彥廷)在政府輕忽酒精帶來的危害之際,台灣未能在前端解有效減少酒癮者,不斷讓問題性飲酒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各政府單位從執法、律政、交通、醫療單位只能在後端疲於奔命,僅不斷地討論提高刑責,但卻忽視了付出龐大的醫療資源。
方俊凱則建議政府相關單位,酒癮治療應該考慮建立如藥癮的示範中心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補助各區成立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分別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衛福部桃園療養院、衛福部草屯療養院、衛福部嘉南療養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及衛福部玉里醫院負責建置。
,透過示範、培訓醫師,讓更多人把經驗複製回去,再逐漸擴及到各醫院,把酒癮治療方式調整成各醫院可以操作的模式,配合各地方不同地理特性──例如原住民多的花東地區,便可透過當地教會協助──發展出不同的模式,逐漸把點都連起來,讓酒癮治療系統化,「才不會辛辛苦苦前端在那邊抓人來治療酒癮,結果看不到成效,製造更多的無助感。
」方俊凱總結了20多年的感嘆。
從酒癮者變戒酒會發起人,他看到社會支持的力量酒癮一直以來很難成功戒治,除了衛生體系提供的醫療量能外,戒酒者的決心,家庭和社會環境能否長期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目前台灣除了醫院提供的醫療、酒癮戒治方案外,民間的福音(宗教團體)戒酒或自發性團體,例如「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Anonymous,AA)也是酒癮者可求助的對象。
主持AA台南站將近10年的程先生感嘆:「常在新進成員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
」
程先生談起染上酒癮的過程,從13歲、國一起就跟著長輩在社交聚會中開喝,「酒是社交潤滑劑嘛,大人不反對,小孩子則把喝酒視做一種成年禮,會喝就代表我長大了。
」他很早出社會,不滿30歲經營環保公司,事業騰達,花錢就大手大腳。
為了生意跑了20多年舞廳,不是跳舞,都是為了找人喝酒,「喝得高興,我就數著酒店的裝潢,說這些都是我的酒錢贊助的。
」
邁入中年,程先生發現自己能專注工作的時間愈來愈短,半途總想喝酒,最後得灌幾瓶啤酒才有辦法繼續上班。
做生意風格強硬果決的他,行事變得有氣無力,無法下判斷,酒駕、打架鬧事、對太太施暴等脫序事件接踵而來,接著重度憂鬱症找上門,他幾乎喪失工作能力,自殺未遂送醫。
親友動之以情,精神科醫師曉之以理,告知可能有酒癮狀況,但他總覺得,旁人愈勸他別喝酒,就愈是想喝。
試遍百般戒酒方法無效後,最後另一半把他拖去AA在台北的聚會。
「我當然萬分不情願,但說也奇怪,那個聚會沒人對我說教,只是笑瞇瞇地、安靜地聽著彼此人生的漏氣事,」程先生說,成員們不評斷他人、只談自己,因為「同理」,感到被深深接納與理解,「我們知道這個(酒癮)病很難治好,只是互相幫忙拖延發病的時間,從忍耐24小時不喝酒開始,撐過後再讓自己多清醒一小時、再一小時繼續下去。
」成功戒酒後,他也決定成為台南地區的AA發起人。
台南的AA聚會地點一開始選在咖啡店,參加者來來去去,有各種理由無法繼續參與;在咖啡店坐了3年,才等到另一位願意規律參與聚會的成員。
沒想到聚會沒有被酒癮打敗,卻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停擺──原本改採線上聚會,但沒實際面對面,效果大打折扣,不乏成員在疫情期間酒癮復發。
「聽到成員聊起新上市的啤酒口味,就知道他們可能要跌倒,我只能試著打電話聊聊,希望能有拉住他們的機會。
」
他認為戒除酒癮,必須發自內心改變,也需要社區團體支持,在關鍵時候拉一把,否則很難從癮的漩渦抽身。
酒駕有重罰,縱使能達到一定的嚇阻效果,對成癮者而言,「卻常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因為酒癮一犯,成癮者的眼裡除了酒精容不下他物。
程先生觀察,AA治療仍在起步階段,規模還算小眾。
目前台灣常態參與聚會者推估大約50、60人,以台北聚會最具規模,大約20~30人;去年三級警戒期間,各縣市聚會地點關閉,又失聯好幾個人。
他期待,在政府構築的醫療網絡中別忘了還有民間AA戒癮的選項,公部門可多協助轉介,讓更多人得到他當初擁有的那一份溫柔力量。
※飲酒過量,害人害己。
生活.醫藥5/8/2022文字何柏均曹馥年攝影林彥廷何柏均設計江世民核稿/方德琳;責任編輯/張詩芸醫療交通心理公衛酒癮用行動支持報導者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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