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米與地主階級的興衰 - 日本綜合研究所

日本的殖民政策，雖然在增加殖民地的米穀生產，但更重要的是在於經由地主階級之 ... 在台灣實行「米穀統制法」，是依日本國內法而非殖民地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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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1890年，第二次在1897年，第三次在1918年。

而1918年的「米騷動」跟前兩次完全不同，這次是因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所激成。

當時的米價暴漲並不是因為農村收成不好，而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忙於戰爭無暇生產，日本參戰奪得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利益，並以「戰爭獲利者」（warprofiteer）採取出口急增政策，快速的發展資本主義，而增大糧食的需要，激起一般物價上漲，但是一般民眾的收入趕不上物價上漲，生活極度受到壓迫。

1918年的「米騷動」是「內地米」的生產不能趕上市場所需，米商和地主爭相囤積居奇，政府又不肯撤廢對外國米的進口關稅。

因此由殖民地供給廉價的米糧，成為日本經濟的重要課題。

這時殖民地以飢餓移出「外地米」到日本，才解救了日本資本主義化以及「工業化」的危機。

因為日本工業化時，產業人口移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變成勞工，而造成糧食短缺。

日本如果沒有仰賴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外地米」的移入[1]補給，必定減緩資本累積的速度，並陷入資本主義化的危機。

表　朝鮮和台灣的外地米飢餓移出[2] 地域 年次 (平均) 生產量(千石) A 移出量(千石) B 生產量與移出量之比率B/A(%)   朝     鮮 1912-16 12,303 1,389 10.2％ 1917-21 14,101 2,443 17.2％ 1922-26 14,501 4,376 30.3％ 1927-31 15,799 6,617 41.7％ 1932-36 17,003 8,735 51.3％ 1937-41 21,246 5,991 26.1％   台     灣 1910-14 4,416 756 17.1％ 1915-19 4,785 950 19.9％ 1920-24 5,145 1,117 21.7％ 1925-29 6,460 2,390 37.0％ 1930-34 8,060 3,478 43.1％ 1935-38 9,344 4,750 50.8％   台灣蓬萊米增產是給日本人吃的 日本自米騷動以後，米價高漲而威脅到日本工業化的低工資政策，於是必須依靠殖民地的米穀增產。

朝鮮的產米增殖自1920年施行第一期計畫，1926年更新為第二期計畫；台灣則在1923年以15年計畫實施水利建設事業。

這些計畫要求殖民地增產米穀，從此朝鮮的米穀生產量每年增加，但是向日本內地的移出量更是增加。

台灣到了1935-38年時，米穀的移出量佔生產量的一半，也就是台灣增產蓬萊米，是為解救日本的糧食不足。

日本的殖民政策，雖然在增加殖民地的米穀生產，但更重要的是在於經由地主階級之手，加強對農民生產米穀的壓榨，迫使農民陷入困境，不得不被迫供出自己所要吃的米糧。

這樣窮困的朝鮮農民，就改吃「滿洲粟」和「蔞蒿」，而將朝鮮米移出到日本；貧窮的台灣農民，則改吃蕃薯或樹薯，也將自己要吃的的米移出到日本。

所以這叫作「外地米飢餓移出」。

朝鮮米的移出到日本是由三菱商事壟斷，台灣蓬萊米的移出則是由三井商事等獨佔資本所壟斷。

日本依「外地米飢餓移出」的低米價政策，對日本的工業化有貢獻，但是迫使在殖民地種田的農民無米可吃。

殖民地台灣所生產的米，對日本的資本主義化或工業化，有特別安定米市場價格的作用。

台灣米是二期作，與日本國內一期作的米市場，有青黃不接時的銜接米貢獻。

此外，台灣米的價格低於日本國內米以及朝鮮米的兩成到一成半。

價位低的台灣米，對日本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或節省外匯去購買糧食，當然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台灣米移出的消費地，也都集中在日本工業化的各大都市。

日本人要吃的蓬萊米利潤高於在來米，因此1922年在台灣移植蓬萊米成功之後，台灣的米作經濟乃以蓬萊米為中心快速成長，蓬萊米耕作面積佔總耕作面積的比例，1922年只有0.08%，到1927年已成長為17%，1935年更進而達到43.59%[3]。

可見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日據時期台灣農業改良增產，原來是給日本人享用的。

為了供應日本帝國的糧食所需，台灣總督府必須維持台灣農業社會的既有生產結構，但是另外設計一套米穀流通過程的控制，來汲取農業資源的供應。

這就是為什麼殖民統治者不要在台灣推行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進行合理的農地改革，而維持台灣封建的「地主－佃農制」，因為對殖民統治者來說，最緊要的是掌控台灣米的對日移出，並避免農業生產發生破綻，造成米穀生產的不足供給。

在日本母國亟需糧食的催促下，20年代台灣米穀產量大幅增加，1930年較20年產量增加了大約50%。

台灣的地主是很有商業頭腦的，況且蓬萊米的生產量比在來米高17％～20％[4]。

殖民政府雖然擁有一大片國有土地，日本糖業資本也擁有不少土地，但是台灣地主擁有農地總數的58%，擁有適合稻作的水田總面積70%，並且有些地主還經營土壟間的碾米加工業，以及米商的流通業。

既然台灣地主的勢力不能拔除，殖民政權就設計，如何利用台灣的地主來壓榨農民，由地主推廣蓬萊米的增產移出日本之用，到了1930年代，大約有80%的蓬萊米是移出到日本。

當然，台灣地主從收取米穀的實物地租也獲利甚多，嚐到蓬萊米貢獻日本的甜頭。

但是，從佃農的立場來看，收穫越高的佃地，佃租率的負擔加重，農民因競爭謀求佃地耕地，忍受苛酷的佃租條件，佃農貧困而叫苦連天，必須依賴借貸過活，收穫時以稻穀還債，對稻穀的買賣條件根本沒有要求的餘地。

日本為什麼要維護台灣的「地主－佃農制」 日本的農業社會存在著「寄生地主」的半封建結構，因此不希望也不能打破殖民地的半封建生產關係。

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的掠奪方式，受本身半封建結構的限制而採取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剝削，即直接榨取殖民地實物地租的方式，另一種是間接剝削，即利用殖民地封建的「地主－佃農制」榨取農民的小生產。

直接榨取實物地租的方式，如在朝鮮的東洋拓殖會社（公司），出資收購朝鮮的土地，日本資本變成地主直接剝削朝鮮農民[5]；在台灣則有日資的製糖會社，以地主身分強制農民種植甘蔗，以佃租收取甘蔗原料的方式。

但是在台灣比較普遍的方式是間接剝削，即利用「地主－佃農制」來掠奪殖民地農民的小生產方式。

因此，殖民政權對台灣的剝削方式，是維護當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拉攏台灣的地主階級、特別是大地主，來壓榨小農增產米穀，大量移出日本之用。

台灣約有70％的種稻農民，以及70％的種稻田地的稻米生產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下，而台灣水田的租佃費率在50％以上[6]。

所謂「剝削」，就是地主可以不勞而獲一半以上佃農的辛勤種稻收穫。

當時蔣渭水就在『台灣民報』指摘台灣地主是「收租派」，「現時地主所得六割（六成），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台灣的地主應該要將小作料（佃租）減一半才是」[7]。

因高額的佃租，佃農陷入貧窮而被迫出售自家保留消費用的米，不得不賣掉自己所生產的稻米70％以上[8]，而改吃蕃薯簽等雜糧。

還有貧窮的佃農則賣女兒為「查某嫻仔」（女傭），或出租兒子為「長工」。

日本的殖民政策為什麼支持台灣地主的剝削，因為高額的佃租正是促使地主、商人向農民收聚米穀，再匯集於市場移出到日本的推動力。

因此，朝鮮從1920年產生佃租爭議，在台灣也從1924年以來發生佃租爭議，爭議歷年飛躍式地增大。

日本的殖民政權對於大爭議，總是出動憲警武力去鎮壓。

總督府對於佃租爭議的一般對策，是將日本內地的辦法搬到殖民地應用，在台灣設立調停爭議的機構稱為「業佃會」，自1922年以來都是由總督府指導，在朝鮮則到1932年才開始有自作農創設事業，1933年發布佃租爭議調停令，1939年變成朝鮮農地令。

台灣的剝削方式是間接剝削，為日本附庸的台灣地主，從蓬萊米栽培獲利不少；相對的，朝鮮的剝削方式是直接的，朝鮮地主和農民都受日本壓榨，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地主階級比較親日，而朝鮮人民比較反日的原因。

日商支配台灣米的移出過程 台灣地主是靠土地資本經營稻作經濟並累積資本，殖民政府維護「地主－佃農制」的剝削關係，讓地主經由租佃關係左右佃農的稻作栽培，並且以碾米加工業者和米商的身分，支配米穀的收購、加工以及島內的市場，集聚稻米「移出」日本。

亦即，台灣米的島內產銷過程是由地主和碾米業者（中間商）控制，地主本身也有經營碾米業「土壟間」的，這是借錢給農民而收取穀物償還的一種高利貸資本，兼營稻米的買賣，扮演島內稻米集聚的角色。

至於朝鮮半島的情況是日本直接控制米穀的交易，在1931年碾米及精米工廠中，日本人經營者所佔比例是工廠數的56.7%；搬運馬車數是80.1%，糙米製造量是67.8%，精米製造量是75.0%。

因此，朝鮮人的反日情緒特別劇烈。

日本壟斷資本能夠凌駕在台灣土壟間勢力之上，乃是依靠總督府的政治權力，要求米穀規格統一，以日本帝國的進口商品為至高原則，對殖民地的米穀進行檢驗，從而支配台灣米的價格與優質，只要「移出」日本市場就可大撈一筆。

台灣米的移出，是由日本的四大壟斷資本所支配，三井物產、三菱商事兩家佔對日移出米的50％，加上松原產業、加藤商會的四家，共佔移出米總數的91.7%[9]。

日本壟斷資本將台灣米的移出過程組織化、大規模化，與日本內地的米穀市場結合，壟斷台灣米的移出到日本。

對台灣地主來說，1922年蓬萊米種植成功和其後產量的增長，對其累積資本是有利的。

由於蓬萊米的產量比在來米高出17％到20％，地主因而提高其佃租率，並且收實物佃租時，不收在來米而改收蓬萊米。

但是從佃農的立場來看，並未因耕種蓬萊米而增加收益，也沒有減輕佃租負擔。

以1936-38年來看，稻穀的總生產分配，農民消費為26%、島內市場為23%、移出到日本市場的佔51%。

對殖民政權來說，「地主、碾米業者、高利貸放款者」三位一體的農民剝削結構，有利於壓低台灣米價來移出到日本之用。

殖民政權不能完全掌握台灣島內的米穀產銷過程也就沒有關係了，只要運用在殖民地的統治權力，將台灣地主階級所控制的栽培、加工、島內產銷過程，隸屬於日本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

從日本壟斷資本的大米穀商來看，也在刻意地維護台灣島內的米穀產銷過程，以保持台灣米移出至日本市場的低廉價格優勢。

這樣，台灣地主越剝削農民，就越是變成日本殖民政權的最大「幫手」，台灣米廉價移出到日本內地的一大「功臣」，並成為台灣米穀經濟成長的獲利者，但是日本的四大米穀貿易商也輕而易舉的轉手謀利，台灣地主階級與日本壟斷資本形成共謀圖利的結構，為日本帝國節省外匯，並對日本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有所貢獻。

至於台灣地主擁有蔗園的，只有少數大地主「權勢者」，充當了製糖會社的「原料獲得組」助理或原料獎勵委員，從而成為日本糖業資本的買辦，其他大多數地主則與製糖會社相同，也變成掠奪佃農的剝削階級[10]。

自1920年代台灣米穀經濟的增長，的確助長了地主階級的經濟實力，而蓬勃了台灣社會在1920年代的種種民族運動。

從「抑制米穀」到「統制米穀」的總督府政策 但是到了1929年，世界經濟發生大恐慌，進入1930年代之後，日本資本主義受到波及，從春繭市價的慘跌，波及到全部農產品物價的暴落，米穀市場也出現「穀賤傷農」的現象。

為了保護日本母國的農民，一向輸日而蒸蒸日上的台灣米穀，首先被日本帝國所犧牲，遭受嚴重的打擊。

日本帝國要犧牲台灣米的措施，是經由總督府的米穀統制政策。

此政策當初是以「抑制性」為主，即為了保護母國日本的農民，並為防止台灣的米穀經濟過度增長，影響日本帝國的另一殖民地作物糖業，奉命進行「抑制米穀」政策，自1933年起對台灣實施米穀經濟的控制措施。

在台灣實行「米穀統制法」，是依日本國內法而非殖民地特別法。

這一打擊，迫使台灣蓬萊米移出到日本的價格呈現下降，而輸日米價也大幅下降，結果使台灣和日本的「移出物價指數總和」出現大逆轉，如以1934-36年為基準100，則從1930年的145.47%降為1932年的79.01%，1934年升為93.40%，1936年才恢復到108.66%[11]。

殖民政策的這樣改變，不但是台灣農民受影響，連台灣地主都蒙受不利而陷入財務困境。

總督府為了要在台灣實行米穀統制，自1931年起加強米穀檢查制度，而且隨著實施米穀統制，接管米穀儲存業務的「產業組合」也逐漸整編為「組合制度」，亦即由國家指定的機關，來控制和壟斷米穀的產銷過程。

但是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七七事變」，日本國內又再出現食米不足的問題，改為需要殖民地供給更多米穀糧食。

總督府出爾反爾，1937年10月修改「米穀檢查規則」，10月通過「米穀管理案要綱」，從此總督府完全壟斷了米穀的收購、移出、販賣。

1939年4月總督府實施「米穀配給統制規則」，以米穀交易商為對象，鼓勵五大米商合併為「米穀輸出組合」，11月實行「台灣米穀移出管理令」，由流通機構的集中化，和米穀收購制度的採用，來加強米穀統制，並經由「組合制度」將米穀的流通權，完全控制在日本帝國政府的手中。

到了1940年2月，更將適用對象擴大到擁有米穀的農民和地主。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1942年發佈「台灣米穀應急措施令」，規定除自家用米外的所有稻米均須全數售予政府，而採取了一種強制配給制度，此米穀統制政策所造成的糧食飢餓，波及到台灣全體人民。

此米穀管理政策是以「汲取性」為目的，即經由對食米消費數量限制以及販賣對象的單一化，來減少農民手中所能掌握的所謂「剩餘米」，再藉由「農業組合」的運作，將剩餘米移出到島外的市場。

農民不但因為米穀價格被控制而所得減少，又因米穀配給制度的實施陷入飢餓的困境。

為了生存，農民只好虛報產量，以減少米穀被徵收的數量，或自行稻穀脫殼以逃避「組合」收購，將自產米穀暗藏的行為，如被村里「保正」帶領殖民地憲警察到時，會被拷打而遭受嚴厲的處罰。

總督府轉手賺取台灣米的差價 農民虛報米穀產量，也是因為總督府所訂收購價格比市價要低13-25%。

對殖民政權來說，收購價格的差距，有抑制在來米生產並鼓勵種植蓬萊米的效果，這樣可以擴大蓬萊米對日本的移出，減少島內的消費米。

因此，總督府的所謂改造台灣農業經濟，從米穀生產來論，在於抑制台灣島內的消費米，來供給日本國內市場的蓬萊米需求。

最可惡的是，總督府以低價收購台灣島內的米穀，再以相當的價格在市場上拋售，賺取中間的差價。

從1939年第二期稻作到1944年之間，總督府轉手所得的帳面利潤就高達9307萬日圓。

殖民政權就是這樣犧牲台灣人民的糧食消費水準，來供給日本帝國戰爭經濟的需要。

當時台灣自治聯盟幹部吳三連、楊肇嘉、劉明電等，就有反對總督府米穀統治政策的舉動，吳三連於1939年12月撰寫「台灣米穀政策之檢討」，以日本人之名發表，向日本上下議院議員展開反對米穀統制案的遊說活動。

結果，吳三連被東京警視廳人員到家裡搜查，然後帶到大森署警視廳拘押了21天[12]，蔡培火不敢參加這項運動也以「中國間諜」及「反軍思想」的罪名被東京警視廳拘捕，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要鎮壓反對日本的米穀統制運動，這是「台灣人自民國十年開始非武力的近代民族自由運動以來，最後一次對統治者的反抗」[13]。

因此，1920年代興起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到了30年代殖民政權的米穀統制政策鎮壓，地主因農業經濟的損失而逐漸衰退，已經不再有可以和殖民政權「嗆聲」的經濟力量。

地主不但紛紛退出政治活動，甚至失去了起碼的「自治」口號，這時，總督府也趁機對地主階級進行收編。

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所訴求的對象也大為「轉向」，不是對台灣本地的廣大群眾訴求，而變成對日本當權者的「哀求」了。

地主與「土壟間」的沒落 另外，總督府的金融統制政策，以「信用組合」體系，逐漸取代傳統農村「土壟間」放款業者的勢力。

這樣以日本勸業銀行為代表的外來金融力量，更造成地主勢力的衰退。

而且在總督府的統制經濟體系內，加強對台灣的土地和地租的統制，更進一步限制了地主勢力的發展。

這樣，勸業銀行成為協助總督府進行農村金融統制的代理機構。

勸業銀行採取土地為抵押品的放款方式，因此「土壟間」的勢力自30年代總督府統治米穀以來式微，到了1940年，勸業銀行已經成為台灣地主階級的最大債主。

雖然地主階級經由參與「信用組合」而取得了一定的金融力量，但是地主階級只是「農業信用組合」的構成份子而分配到部分利益而已，各級「農業組合」的首長乃由日本官吏兼任。

於是各地農村的「信用組合」，變成由官僚控制地主，地主控制農村農民，而成為戰時殖民地官僚與台灣地主的利益分配結構。

殖民地官僚對於特別向日本帝國「忠」的台灣地主，就繼續給予各種專賣的特權，勸其早日加入常用日語的「國語家庭」，領取特別優待的配給。

地主階級的附庸化和隸屬化 1920年代，台灣的地主與佃農的關係隨著蓬萊米的增產而逐漸惡化，在長達20多年的期間，台灣農戶中的自耕農、半自耕農及佃農的數目始終維持在3：3：4的比例。

佃農的比例高於自耕農及半自耕農，但土地分配卻呈現出極大的零細化，導致擁有土地的地主本身的經濟力也隨之細分，就台灣本土的土地所有權者來看，絕大多數都是資源很少的小地主。

戰時金融統制政策對農村結構的主要衝擊，就是加深了地主階級在金融活動上的附庸化和隸屬化。

總督府更是有意藉著控制佃租、地價來「創造自耕農」，耕地零細化，來鼓勵全體農民進行日本戰時體制的糧食增產供應。

日本帝國的佃租統制或是農地價格統制，都是要抑制農業生產的成本，以壓低軍需工業生產的成本，因此受到壓抑的就是包括地主和佃農在內的所有農業人口，使地主階級的經濟力細小化，土地資源很小的「小農標準化」，其實就是台灣社會的「貧困的平等化」[14]。

地主階級在「地主－佃農制」下，雖然受抑制米穀政策的影響，但儘管台灣社會進行通貨膨脹，還是保有佃租的米穀實物，並獲得法外的利益。

相反地，佃農則扣除佃租的產額，收入要比每日外出打工的短工為低。

1940年甚至還有佃農寧願奉還土地不願意為佃農，而發生地主與佃農的糾紛，佃租的調停案件快速上升，因此米穀統制政策的犧牲者，可以肯定是自耕農下層和佃農[15]。

至於擁護日本統治的地主階級，因政治忠的狗腿角色，可以在經濟分配上比一般人獲得法外的利益。

大地主除了獲得紳章、參加饗老宴、揚文會之外，少數還被籠絡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評議員（會長為台灣總督，副會長為總務長官），成為替日本殖民統治背書的舉手部隊。

日本帝國的經營台灣殖民地，跟世界列強的經營殖民地一樣，把台灣當作原料、糧食的供給地，並不是日本的殖民政策比歐美善良。

日本殖民統治者，消滅了台灣舊有的「大租權」，確立了以小租戶為中心的單一所有權，但保留台灣半封建的「地主－佃農制」，這是要將米、糖作為殖民地台灣的兩大出口導向作物，以獲取在殖民地剝削的「超額利潤」。

所謂台灣農業「現代化」，引進新品種、新生產方式，提高生產力，其目的無非在於增加殖民地的剝削。

並且由於日本的壟斷糖業資本一直增加控制台灣的土地，以及日本金融勢力「勸業銀行」向農村擴張，導致台灣土地所有型態的崩潰，招致殘存地主的寄生化。

亦即台灣的地主喪失了當初的拓荒精神去耕耘，跟日本的「寄生地主」一樣，很多地主不在農村種田，變成只收取高額佃租的寄生蟲，而且是完全讓日本帝國任意安排的附庸。

台灣靠日本「資本主義化」的虛構 日據時期的台灣農村社會，基本上維持著半封建的狀態。

這是「地主制－佃農制」，加上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制，在統治後期籠罩在法西斯體制下，台灣在日據時期資本主義化是錯誤的觀念。

日本據台之後，一直維護台灣從中國大陸傳承來的慣行「地主制－佃農制」，目的是要台灣成為殖民地單一作物（米、糖）的供應地，並為日本帝國累積資本之用。

至於日本帝國本身的「現代化」，其實也不過是形式上的「現代化」，因為日本自明治維新「地租改正」以後，「寄生地主制」更為發展，這是地主自己不從事農業經營，把土地出租給農民而收取高額的佃租，可以說是「前資本主義」的半封建制。

從日本資本主義的後進性來看，與其打破台灣的「地主制－佃農制」來推行農業資本主義化，不如保存台灣的地主制，利用徵收地租，對佃農民進行層層剝削。

台灣高額的佃租正是促使地主、米商向農民收聚米穀，再匯集於市場移出日本的幫手。

日本據台之初，首先著眼於糖業的開發，日本壟斷資本吞併了台灣傳統的糖業資本，建立日本在台的「糖業帝國」。

這並不表示台灣的糖業生產完全施行資本主義，因為甘蔗原料的生產過程，仍舊依附於「地主制－佃農制」的零星小農。

日本糖業資本收購土地自營農場，只佔甘蔗生產的20％，其他80％是由台灣本地的蔗農供給，蔗農雖有自耕農，但大部分是佃農。

換言之，台灣糖業的基礎還是建立在半封建的「地主制－佃農制」。

日本壟斷資本是溫存和利用台灣的地主來推動資本積累的[16]。

日據時期台灣農村社會的性質，必須分析台灣地主在殖民地體制下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得到答案。

台灣經濟在日本殖民統制下的依附性，表現在米、糖的大批向日本「移出」。

這給我們一個疑問：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經濟的開發與剝削，到底能稱為台灣經濟的發展嗎？「開發」（development）有兩種意涵，一是為剝削的開發，一是為殖民帝國的成長、擴大、繁榮的發展。

有良心的學者不可隱蔽剝削的開發，而只強調殖民統治下的發展。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經濟開發，一般的有三種類型。

第1種是礦山開發型：歐洲人在非洲中部、南部，為奪取礦物資源入侵殖民地，利用非洲人的低工資勞力開採礦山，例如在比利時領地的剛果或北羅得西亞開採銅；在南非開採鑽石和黃金，為了開採礦山也建設鐵路。

第2種是農場經濟型：例如在不生產礦物資源的東非建設鐵路，然後入侵殖民地的白人在鐵路沿線地區，經營幾千畝的廣大農場，役使非洲人的勞力，栽培可以變錢的單一作物，如咖啡、茶、煙草、瓊麻等，出口到本國牟利。

第3種是小農經濟型：例如在西非氣候炎熱地區，歐洲人不喜歡久居，就迫使非洲人的小農，去栽培可以出口變錢的作物，如棕櫚油、花生、可可亞、咖啡、橡膠等，然後歐洲人將這些單一作物集貨移出本國。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單一作物的栽培和增產，乃是為移出本國之用的剝削行為，人類史上殖民主義的通則是「剝削」的，怎麼能稱為經濟發展呢？現在非洲的飢民遍地，世界上沒有學者昧著良心，歌頌殖民統治是為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為什麼台灣有這麼愚蠢的學者，在歌頌日本的殖民統治是經濟發展呢？ 「米糖相剋」論是社會學者的「附尾論」 日本學者是從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申論日本帝國的殖民政策對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選擇台灣「米糖相剋」問題的矢內原忠雄[17]或川野重任[18]，在分析資本主義化的影響程度時，絕對沒有要去除台灣殖民地統治的意思。

今日台灣的社會學者，強調從台灣的主體性來論「米糖相剋」問題[19]，其實是把台灣地主的「附庸性」偽裝成台灣人民的「主體性」，以為這樣就可以欺騙無知的台灣老百姓，而歌頌殖民統治的一種詐欺的「附尾論」。

所謂「米糖相剋」問題是出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矛盾，絕不是台灣殖民地經濟或者是台灣農民的相剋。

對日本來說，只要米糖兩者都很需要，就一定會存在這個矛盾。

在第一次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化而糧食供應不足，台灣的米糖供給日本的矛盾激化。

依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從過去要求殖民地台灣「種甘蔗」驅逐「種稻米」，逆轉為要求「種稻米」凌駕「種甘蔗」，而產生所謂「米糖相剋」問題。

從台灣農民的眼睛看，種稻米好就種稻米，種甘蔗好就種甘蔗，這難道是台灣農村社會的內部問題嗎？台灣社會學第一位留美博士，追隨日本的「米糖相剋」論，利用美國社會學的統計或其他量化技術的一般模式修飾，說穿來就是拾日本帝國殖民政策的牙慧，加乘了美國社會學專為資本主義服務的「附尾論」，又怎麼好意思自稱從台灣的「主體性」研究「米糖相剋」呢？[20]。

台灣的社會學者雖然也強調殖民地畸形經濟體制，但是避開日本帝國強權壓榨殖民地的事實，更是逃避對台灣地主角色的分析，僅依附日本學者所設定的米糖關係的枝節問題，用美國流行的量化模型表現，推定「前資本主義的台灣農民，如何在殖民經濟下被改造為市場取向的農民」，這樣將居住城市的地主與辛苦耕田的佃農通稱為「農民」，隱蔽台灣地主階級充當日本帝國「幫手」榨取農民的事實。

社會學者就這樣，設定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台灣史上最有意義的，在這時期「台灣資本主義化」了，台灣比中國大陸先進了。

社會學者以為「前資本主義」的台灣農業社會，在日本統治下被改造為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化」，殊不知日本農村社會一直存在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而不能改變台灣農村社會的半封建「地主－佃農制」。

日本和台灣都要等到戰後，在美國的壓力下進行農地改革，才進入完全的資本主義階段。

社會學者不敢分析地主階級剝削佃農的真實過去，更不敢面對台灣地主階級在日據時代扮演「幫手」的角色。

因此，社會學者自己墮落為幫日本帝國的殖民剝削辯護的幫兇。

經濟學者也有追隨流行討論「米糖相剋」問題的[21]。

但是當代經濟學的理論，在美國霸權的領導下，不許涉及非經濟領域的研究，從而經濟理論愈鑽愈細，常與現實社會疏離，而成為先驗數理邏輯的推演。

美國的方法論，過於強調量化的分析，掩蓋實質的深層意涵，成為一堆不具意義和失去因果聯繫的概念，對現實沒有解釋力[22]。

台灣地主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在戰爭總動員體制下，勢力逐漸衰弱，甚至以「蕃薯粥」充飢，但當時在台灣社會地主還是一個特權階級。

到了台灣光復以後，地主階級就慘了。

國民黨政府先劫收敵產，將台灣製糖會社的土地等資產充公，再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私有的土地分配給佃農，台灣舊地主階級就遭受被消滅的命運。

隨著戰後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商工企業的日益發達，從前的佃農如擁有土地變更地目為商工用地或住宅用地，就搖身一變為新興的地主權貴了。

舊地主失去了土地，從事工商敵不過國民黨政府的國家壟斷資本，從事政治敵不過國民黨的獨裁與不公平競爭，只好投資於子弟的教育。

現在子弟長大了，當大學教授、律師、醫生、職業政客等，他們傾聽父執輩老地主（日本紳士模樣）對日本統治的懷念，讚美日本的殖民統治比國民黨好，嚴厲批評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與腐敗，更憎惡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以「階級鬥爭」的手段土地改革。

但是台灣與大陸，如果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話，還有今天的經濟發展嗎？像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不能順暢，就是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擁有土地的地主勢力一直阻擾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不是嗎？   《註釋》 從外國進口食米稱為「輸入」，需要關稅，但從殖民地（外地）進口稱為「移入」，不需要關稅。

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日本資本主義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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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頁188-189。

大河內一雄『幻國策會社東洋拓殖』（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2年），頁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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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頁204。

同上，頁202。

同上，頁176。

溝口敏行、梅村又次編『日本殖民地經濟統計』（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88年），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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