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什麼還要讀《母權論》？ - 香港新浪

通過《母權論》，西方文明反思了自身，完成了向現代社會的邁進。

而母權製、母系社會學說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後，也曾作為思想資源，被康有為、章太炎、 ... 首頁 新聞 新浪網 新聞 兩岸新聞 新浪網 今天為什麼還要讀《母權論》？ 2019年01月09日19:06 原標題：今天為什麼還要讀《母權論》？出版於1861年的巴霍芬的《母權論》認為，人類曆史上，在父權製之前，普遍經曆過一個母權製時代。

這一觀點在19世紀90年代之後的人類學界，已經不再被接受；母權製被視為建構出來的學術神話。

那麼，在今天，將《母權論》翻譯為中文還有何意義？1月6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從母權製到現代新世界”研討會上，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一起，圍繞巴霍芬及其《母權論》進行了探討。

他們認為，《母權論》雖然探究的是有文字記載之前的人類古史，但它的寫作針對的是西方文明在19世紀面臨的轉型問題。

通過《母權論》，西方文明反思了自身，完成了向現代社會的邁進。

而母權製、母系社會學說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後，也曾作為思想資源，被康有為、章太炎、郭沫若等一批學者所接受和應用。

同時，《母權論》一書是否可以用作我們照察自身曆史和現狀的鏡子，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母權論》，[瑞士]約翰·雅科多·巴霍芬著，孜子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8月版為什麼要重讀《母權論》吳飛介紹說，出版於1861年的巴霍芬的《母權論》，其影響主要是在人類學界，但巴霍芬本人的訓練是一個法學家，而《母權論》則是一部古典學著作。

為什麼古典學和人類學會有這樣的勾連？受進化論的影響，那時人們普遍認為人類曆史是有著共同的演進脈絡的。

巴霍芬以他精深的古典學素養，從文字史料的蛛絲馬跡中推測出希臘羅馬有文字記載之前，曾有過一個母權時代。

在單線進化論視角下，這一希臘羅馬的早期曆史可以和當時非洲或者海島上生活的原始人的狀況互證，在這個意義上，古典學和人類學有一個交互的關係，人類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學的一種延伸。

吳飛認為，儘管巴霍芬的很多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而他的結論，即認為人類都經曆過一個母權時代，在1890年代之後的西方人類學界也已經被否定，但透過他的研究，去瞭解100多年前西方古典學界關心什麼樣的問題，對比今天的古典學界又在關心什麼樣的問題，仍然是有意義的。

此外，巴霍芬的母權論，作為第一波女性主義的重要著作，在研究方式上啟發過第二波女性主義，並為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儘管巴霍芬視父權對母權的戰勝為曆史的進步這一立場是有問題的，但在學術史和思想史意義上，《母權論》是重要的。

在談到為何我們要重讀巴霍芬的《母權論》時，渠敬東說，19世紀西方古典學引入了完全不同的材料、視角和方法，帶來的是對西方自身文明和世界的理解。

話題雖然出於古典，甚至是對前文明時期的討論，但關照的卻是當時人們自身的生活。

所以這些討論極大程度上推進了、甚至在本質上影響了現代世界的構造。

因此我們有必要在今天重讀巴霍芬的《母權論》。

同時，兩人都談到，母權論、母系社會的學說，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康有為、章太炎、郭沫若等一批人物都曾受其影響、據以立論，對於中國現代社會科學的興起，對於彼時社會文化思想潮流的塑造，都有過極為重要的影響。

希臘神話中的女神德墨忒爾，司職農業、穀物和豐收。

在巴霍芬看來，“地母神”德墨忒爾是母權製的典型形象。

《母權論》是西方文明自我反思的產物對於西方古典學在19世紀發生的重大變化，渠敬東做了進一步的探討。

他指出，19世紀西方古典學把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神話學等問題全部納入到古典學理解的系統里，突破了古典學已有的研究邊界。

這是因為從17世紀開始，特別是在18、19世紀，西方興起了一個整體地構建世界曆史的時代。

一方面要占有有關世界的知識，搭建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則是要把自己的文明傳統進一步拓展成為帶有普遍性的文明系統。

這是巴霍芬等一批學者所做研究的重要背景。

換句話說，他們放眼世界並非要用其他文化來取代自己的文化，而是要證明，他們所構建的有文字記載之前的希臘和整個世界是同構的。

這是那一批學者面對世界構建世界曆史的知識體系而做的努力。

同時，西方在內部也發展到了時代的轉折點。

正如尼采所言，他們不再用基督教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而是用自然神論/自然宗教來理解世界。

這就需要對於構成當下生活的所有形態都進行反思。

《母權論》對西方思想根基的最重要的影響在於，它直接對抗的是基督教的父權製。

正因為有這樣的社會變革契機，《母權論》才會有如此重大的影響。

用母親取代基督，構成了西方傳接古與今、基督教世界和現代世界的重要一環。

渠敬東認為，《母權論》就是這樣一個大的文化情境和思想處境下的產物：向外，有著構建世界曆史的訴求；向內，則是對西方文明自身的反思和檢討，促其向現代轉型。

中國百年前也曾嚐試以與《母權論》類似的思想來探究中國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而用人類學方式進入古典世界，來探討這一問題，是王銘銘近年來的學術旨趣。

父權製中國的母權製因素王銘銘當天的發言從三個方面展開。

他先是談到自己的人類學研究為什麼要回到古典學的傳統。

他說自己承繼的是西方一戰前後建立的人類學。

這一人類學傳統有兩大優點，一是對歐洲各國自身的罪惡有深重的認識，反對將歐洲文明視為至高無上的；二是反對在故紙堆裡尋找人類學的研究材料。

之所以反對翻故紙堆，是因為之前的人類學家在故紙堆裡找到的都是古代歐洲的記載，把根據自己的記載得出的認識套到其他民族頭上，在一戰前後的那批人類學家看來是不健康的，並由此生發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寫作，即對遙遠的其他民族的參與觀察和在此之上進行的民族誌寫作。

然而這種對故紙堆的厭倦，使得人類學研究缺乏曆史感。

這種研究更多的是用物理學或生物學的辦法，把關注到的具有曆史深度和空間廣度的人類現象，歸結成為一些非曆史的（ahistorical）決定性的過程。

受到薩林斯，這位將考古學、古典學、民族誌以及傳教士的記載等都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的人類學家的影響，王銘銘開始想把人類學做成有曆史感的東西，基於中國的土壤和傳統構築自己的人類學理論。

王銘銘繼而談到對巴霍芬和《母權論》的認識。

他認為，巴霍芬的研究和彼時興起於英國的從泰勒到弗雷澤一系的人類學研究有不約而同之處，這一點以前常常被人忽視。

泰勒到弗雷澤一系的人類學研究的主要關懷是通過神話學的研究達到對人類心理和知識能力的一致性的理解。

與此類似，巴霍芬的著作是對宗教的、對思想世界的研究，是對人類內心的動力和思想世界的探察，而不是對呈現到外面的物化的曆史狀態的研究。

《母權論》一書對於人類早期曆史有著明確的階段論式的劃分：由遊牧而農耕而城市文明。

與此對應，在遊牧階段的雜婚製下，女性是男性發泄慾望的對象；農耕時代的母權製則是對人類的教化，是最早的進步；城市文明對應的父權製則是進一步的進步。

在神話中，則對應著對大地、月亮和太陽的崇拜。

同時，巴霍芬和19世紀所有古典人類學一樣，他的《母權論》是對歐洲文明祖先的探求，他視祖先為他者，與當時生活在基督教一夫一妻製下的他們是不同的。

此外，巴霍芬找到的祖先在地理意義上也是異類——來自克里特島的呂基亞人。

王銘銘最後探討了母親的地位在長期處於父權製之下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他認為母親的地位是很高的，在中國的父權製下存在著母權製因素。

他舉了幾方面的例子作為論證。

一是二十四孝的故事里，有孝順父親的或孝順父母的，但最激動人心的則都是孝順母親的；二是目連救母這個源自印度的故事在中國各地廣泛流傳；三是觀音本來是男性或中性的，但到了中國卻變為陰性，而中國南方的海神不是波塞冬，而是媽祖娘娘——一個一生未婚的少女，有著特殊的母性，因為沒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成為了庇佑所有人的母親。

此外，王銘銘在90年代初曾於幾個村子做調研，發現農民蓋房時的資金來源，來自父方和母方的都占到40%多，他認為這也表明母方的地位很重要。

目連救母圖。

目連救母是源自印度的佛教故事，講述佛陀弟子目連拯救亡母出地獄。

這則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常被當做圖畫和戲曲的題材。

《母權論》可以成為我們反思中國的一面鏡子嗎？如本文第二節所言，渠敬東將《母權論》視為西方文明發展到轉折階段時，所進行的對於自身的重新認識和解讀；而這一重新認識，下啟現代世界。

我們今天探討《母權論》，不僅是要把它放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恰當位置，而且要看它如何對現代世界產生了真正的構成性的影響。

渠敬東認為，吳飛在為《母權論》中譯本所做的代前言《今天為什麼還要讀巴霍芬》中，透露了一種焦慮，這一焦慮是我們是否要用《母權論》這樣一面鏡子——它曾幫助西方審視自身——來觀察我們中國的曆史和文明。

對此，戴錦華認為，直接使用《母權論》來作為觀察我們自身的鏡子，可能並不很合適。

我們需要發明出我們自己的鏡子，來讓我們能夠認知當下，讓我們能夠重新有效地講述中國的曆史。

戴錦華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性別總是對應著、倚重於和糾纏於陰陽。

陰陽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處在相生相剋、相互轉化之中。

這一相生相剋、相互轉化是在長幼尊卑有序的文化邏輯和文化傳統當中發生的。

中國傳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固然是一個階序，一個父權製的階序，但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又是一個同構。

臣之於君和子之於父，對應著妻之於夫。

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成為延續一兩千年的男性文人的書寫傳統，是因為這些男性在臣和子的位置上，結構性地可以體認和想像女性，或者說妻這樣一個位置。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結構性的關係，是被長幼尊卑有序的文化邏輯，或者說統治邏輯所掌控，因此才會有中國的母權。

當一個女人成為母的時候，她已經上升到某種和父相接近的、相對於子女的權力位置之上，這樣的中國式母權，可能並非真正的“母”權，而是代行父職之母，比如《紅樓夢》中的賈母。

又如被現代文化不斷用來控訴封建文化的殘忍和暴力的兩個文本——《孔雀東南飛》和《釵頭鳳》，其中的邪惡力量都是母親。

但戴錦華不認為這顯示了母權，而是清晰地顯現了長幼尊卑的文化邏輯或文化傳統。

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戴錦華不認為母權製可以簡單地直接成為觀察中國的鏡子。

作者：新京報記者寇淮禹編輯：覃旦思；校對：薛京寧 關鍵字︰ 羅馬 語言學 哲學 社會學 北京大學 北京 英國 樓 女神 視頻精選 更多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