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家庭暴力」：托爾斯泰夫人的悲劇命運 - 夏小強的世界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婚姻竟然一直維持了下來。

托爾斯泰的妻子索尼婭. 索尼婭設法維持婚姻，使自己成為丈夫各種 ... Home另類「家庭暴力」：托爾斯泰夫人的悲劇命運歷史人文另類「家庭暴力」：托爾斯泰夫人的悲劇命運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FacebookTwitterLinkedInPinterestStumbleuponEmailShare文：保羅·約翰遜我們把托爾斯泰看作一個職業小說家。

這是事實。

《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些作品，使他成為一位民族英雄，為他帶來了世界性的名譽和財富。

這是過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過的。

但是，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並非用於寫小說。

舊制度下的貴族們，都難以擺脫這樣一種觀念，即寫作是比較下等的工作。

托爾斯泰也是如此。

他對詩人費特說：「寫小說既愚蠢又令人羞愧。

」所以，他時常放棄藝術，去行使道德導師的職責，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高，這種傾向日益顯著。

這是一場災難。

作為一位作家，托爾斯泰當之無愧。

但是，他不想成為世俗的作家。

他期望去領導，雖然他在這方面根本不具備能力；他希望去發出預言，去創立一種新的宗教，去改造這個世界，但無論從道德方面還是從智力方面來看，他都不具有完成這些任務的資格。

這樣，他拖著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進了一片混亂的荒野。

一、對女性的偏見托爾斯泰的思想中，有一種壓倒一切的負罪感。

比如他對自己的性慾和性滿足，經常進行自我譴責。

但這種自我譴責，是有選擇性的。

托爾斯泰認為自己有很強的性慾，他在日記中寫道：「必須有一個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寧。

」（1853年5月14日）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阿爾默·莫德，自己的慾望太強烈了，以至於直到81歲為止，都不能沒有性生活。

青年時期，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厭惡，並給他帶來「通常的結果」。

他寫於1847年3月的一則日記，記錄他「從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

1852年，他在給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況：「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銀的副作用讓我遭受了說不出的痛苦。

」可是他仍然繼續光顧妓院。

除了妓女，還有吉普賽女郎、高加索姑娘、當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國鄉村姑娘。

托爾斯泰，1848年日記的基調是不停地自我譴責，並摻雜著對引誘他的女性的憎惡：「現在看到她我就無法忍受，如此淫蕩，可恥，可恨，（她）使我違背了我的準則。

」（1851年4月18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

」（1853年6月25日）「女傭們妨礙了我」（1853年6月26日）。

當托爾斯泰住在農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莊園裡時，他也會物色漂亮的農奴姑娘。

1856年托爾斯泰到歐洲去旅行的動機之一，是逃避來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誘惑。

從歐洲回來後，他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個名叫阿克西尼婭的已婚婦女。

1858年5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樹林裡，我是一個傻瓜，一頭野獸。

她那古銅色的皮膚和她的眼睛。

我愛上了她，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事，頭腦中再沒有別的東西。

」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婭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季莫費·巴濟金。

托爾斯泰把她帶回家中做僕人。

然而，他從沒有承認過那個男孩是他的，也從沒有給過他絲毫關心。

令人驚訝的是，他曾一度公開鼓吹教育農民是完全必要的，並親自在他的莊園里為農民的孩子辦學校，但他並未做任何事情，以讓他的私生子學會如何讀書和寫字。

也許，他是擔心日後的繼承權要求。

他似乎並無憐憫之心，從不考慮非婚生子女的各種權利。

而屠格涅夫不僅承認自己的私生女，還想方設法地以恰當的方式把她教養成人。

也許是因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襯出他自己的行為，托爾斯泰對此心懷怨恨。

有一次，托爾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屠格涅夫私生女的身世，言辭間侮辱了那個可憐的姑娘，引起一場他與屠格涅夫的激烈爭吵，而且差一點以決鬥的方式了結。

托爾斯泰知道，引誘村婦、經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為，並為這些罪過而自責。

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責怪婦女，她們都是夏娃，都是誘人的妖婦。

晚年他這樣說道：「看到一個裸露著胸脯的女人總是讓我噁心，甚至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

」1847年6月16日，當時托爾斯泰才19歲，他寫道：「誰是我們身上淫蕩、放縱、輕佻以及其他一切惡習的根源，難道不是女人？誰應當為我們所喪失的勇敢、堅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擔責任，難道不是女人？」真正令人沮喪的，是托爾斯泰至死都保持著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東方色彩的婦女觀。

與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時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現實生活中，他似乎從來不曾打算認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靈。

實際上，他不承認婦女能夠成為嚴肅、成熟和有道德的人。

1898年，70歲的托爾斯泰寫道：「一般說來，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當她為魔鬼服務時，魔鬼會藉給她頭腦。

然後，為了乾出什麼骯髒的事情來，她能奇蹟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長遠，意志堅定。

」他強烈反對JS穆勒《婦女的屈從地位》中的婦女解放觀，甚至認為應該禁止未婚婦女從事某種職業。

二、可憐的托爾斯泰夫人34歲時，托爾斯泰選擇了一位醫生18歲的女兒——索尼婭·貝爾斯，作為婚配對象。

他當時沒有多少錢，是個出名的賭徒，還因為侮辱地方長官與當局惹上麻煩。

她當時是一個相貌平常、還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

他們創造了歷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記錄最完備的）婚姻之一。

托爾斯泰認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關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

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公開」，丈夫與妻子應該相互告訴對方「所有的一切」。

於是，許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產生。

托爾斯泰履行他的「公開性」準則，堅決要求妻子閱讀他已經寫了15年的日記。

她吃驚地發現，那些日記都是以一種毫無保留的方式記錄下來的，裡面記載著他所有性生活的細節，包括光顧妓院，以及他與妓女、吉普賽女郎、鄉村婦女、他的女農奴，特別是還有他母親的女友等的性關係。

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把這些可怕的日記拿走，為什麼你要拿給我看？」後來她對他說：「是的，我已經原諒你了。

但這太可怕了。

」這些話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記，她11歲就開始記日記了。

索尼婭得知丈夫是個性怪物，受到了驚嚇。

托爾斯泰未曾預料到的是，她還從日記中讀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的（他自以為做到了這點）思想上的毛病。

比如，她發現他沒有償還賭債（其中有些錢還是向窮人借的）；她還看出，他沒有告訴那些與他發生性關係的女人他曾得過性病，而且可能還未治好。

托爾斯泰日記中生動的性生活描寫，在她的腦海中同恐懼糾纏在了一起。

她懼怕、屈從於丈夫的要求，隨之而來的是痛苦的、沒完沒了的懷孕。

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懷孕的痛苦；而且接連失去了幾個孩子。

先是彼佳死了，當時她正懷著尼古拉，而尼古拉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產的萬涅奇卡很快也離開了人世。

托爾斯泰並沒有幫助妻子承擔起撫養孩子的事。

由於不斷懷孕和流產，妻子對他的性要求的反感，也越發顯現出來，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道：「對一個身體強健的男人而言，再沒有比有一個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而她在日記中這樣傾訴道：「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的愛和同情，但他不願給我。

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踐踏在泥淖裡了。

我只是一隻被壓扁了的可憐蟲，沒有人需要，也沒有人愛護，一個挺著大肚子、不斷因懷孕而嘔吐的無用東西。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婚姻竟然一直維持了下來。

 托爾斯泰的妻子索尼婭索尼婭設法維持婚姻，使自己成為丈夫各種事務的管理人，而且是他不得不依賴的管理人，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務。

她承擔起可怕的任務，把他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小說手稿謄寫成清晰整潔的副本。

這是一份苦差事，但她又十分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她很早就發現，當托爾斯泰施展他真正的專長時，他不再讓人難以忍受，也不會給別人造成傷害。

正如她在寫給她妹妹的信中所說的，當他寫小說時，他們兩個人都是最幸福的。

因為寫作可以賺錢，而他的其他行為只是浪費錢。

而且「錢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愛他的文學作品，我崇拜它們，它們打動了我」。

托爾斯泰考慮問題的角度完全不同。

養活和維持一個家庭需要錢，他的小說可以賺錢，於是他把寫作小說和賺錢聯繫在一起，並因此厭惡這兩件事情。

索尼婭總是催促他去寫小說，這讓他認定，婚姻與小說都將妨礙他做出真正的預言工作。

因此，托爾斯泰逐漸地不僅把婚姻視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視作道德進步的障礙。

他對自己特殊的不幸進行總結，並猛烈抨擊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愛情本身。

其實，托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婚姻問題。

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開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人們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況中印證一下，就會清楚地發現，這句話無論前半句還是後半句，都有可爭辯之處，真實的情況甚至恰好相反。

不幸的家庭，以一些模式反復出現，例如，丈夫是個酒鬼或賭棍，或者妻子不稱職甚至與人通姦，諸如此類，不幸家庭的各種特徵，總在令人厭煩地雷同和重複。

另一方面，幸福的家庭才是多種多樣。

對於這個主題，托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思考過。

可以說，托爾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敗，與他在理智上的失敗（他不能對人類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評價），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更愛「只是作為概念的人類」？雖然托爾斯泰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悲劇的命運，但如果不是由於繼承了地產即莊園，他們也許可以生活得好一些。

田產是使托爾斯泰產生罪惡感的最重要的根源。

這種罪惡感逐漸壓倒了他，並最終毀了他穩定的生活。

土地和農奴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在俄國，你不可能擁有一樣而沒有另一樣。

托爾斯泰很小時就繼承了母親留下的田產。

幾乎就從那一刻起，他已開始思考一個重大的問題：「我應該如何對待我的農奴呢？」如果他是一個明智的人，本可明白，經營田產的工作並不適合他；他的天賦和職責是寫作。

他本應該賣掉田產，從而使自己擺脫精神上的困擾。

遺憾的是，他並不是一個明智的人。

他既沒有放棄這個問題，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它。

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一直在這個問題上動搖、猶豫，結果弄得一團糟。

19世紀40年代末期，托爾斯泰繼承田產後不久，便開始著手對農民的「改造」。

但因為面臨諸多困難，以及「豬一般蠢笨」的（正像他所說的）農民，他很快就放棄了。

18個月以後，托爾斯泰離開了田莊，繼續做其他的事情——縱情聲色、賭博、服軍役、寫作。

但是，他仍然被「農奴」，或者更確切地說，被「農奴」這個概念所困擾，他在日記（1852）中寫道：「農奴制的確是一種罪惡，但它又是一種令人極其愉快的罪惡。

」1856年，他又開始第二次「改革」。

他宣布，農奴們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讓他們獲得解放。

他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請教那些有過類似經驗的熟人，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是，農奴們都相信當時的傳聞：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打算無條件地解放他們。

他們沒有看出托爾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反而擔心他在耍什麼花招，於是斷然拒絕了他的建議。

他憤慨不已，痛罵他們是一群愚昧無知、不可救藥的原始人。

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創立一種新的宗教運動，這些願望在托爾斯泰心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寫道，他要創造一種信仰，它的基礎是「基督的宗教，但它淨化了教義和神秘主義，它許諾現世的幸福，而非來世的幸福」。

這是一種陳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紀以來無數幼稚的宗教改革家們每日杜撰的想法。

但是，托爾斯泰頭腦中的宗教觀念，有著潛在的危險性，因為這些觀念與他的政治衝動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非常容易燃燒的東西。

自從他完成並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聲譽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之後，他就變得焦躁不安，不再滿足於寫作，而是準備公開大鬧一場：成為世界名人和預言家，一個有無數讀者和崇拜者來尋求智慧和指導的人。

第一次爆發是在1881年11月，當時托爾斯泰與家人住在莫斯科。

他來到莫斯科的一個貧民區，希特洛夫市場，在那兒，他把錢分給乞丐並傾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

一大群人圍住了他，他躬身進入附近一家簡陋的小客棧，在那兒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惱。

回到家中，他脫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

身著制服、戴著白手套、打著領結的僕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

他突然大聲喊道：「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不能這樣生活下去！這讓人無法忍受！」他揮舞著手臂，說要放棄所有的財產，把索尼婭給嚇壞了。

他立即著手為窮人制定新的救濟制度。

然後又匆匆忙忙地趕往鄉村，同他當時的精神導師，所謂的「農民預言家」V.K.蘇塔耶夫商討如何更深入地進行改革。

索尼婭獨自留在莫斯科，帶著他們生病的兒子、僅4個月大的阿列克賽。

1887年的托爾斯泰一家伯爵夫人認為這是一種遺棄行為。

她寫了一封信，概括了她與丈夫相處時的種種困難，還有她與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打交道時的憤懣。

她說：「我最小的孩子還未痊癒，而我自己又是那麼虛弱、可憐。

你和蘇塔耶夫也許並不特別愛你們自己的孩子，但我們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夠、也不希望扭曲我們自己的情感。

（不願將）向整個世界貢獻愛心之類的東西，當作對個人缺乏愛心的正當理由。

」索尼婭多年來一直觀察托爾斯泰的行為，她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所愛的只是作為概念的人類，他是否真的愛過某一個具體的人？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無疑是個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淪在貧民窟裡，和一個妓女結了婚，1856年年紀輕輕的就死於肺結核。

托爾斯泰勉強抽出1個小時，在他臨終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堅決拒絕參加葬禮，他要去參加一個晚會。

他的另一個哥哥尼古拉也死於肺結核，也是一個應得到憐憫的對象，但是托爾斯泰拒絕去探望他。

最終，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趕到他那裡，並死在他的懷裡。

他的第三位兄長謝爾蓋，由於賭博輸光了所有的財產，托爾斯泰幾乎沒給他任何幫助。

托爾斯泰的友情也是如此。

通常的情況是，托爾斯泰索取，他的朋友們給予。

屠格涅夫曾經慷慨周到地幫助過這位年輕的作家，他得到的回報卻是冷淡、忘恩負義。

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了許多關於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卻常常並不屬實的東西。

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給托爾斯泰寫了最後一封信：「我親愛的朋友，俄國土地上偉大的作家，請聽從我的請求吧。

請讓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這封信，並允許我再一次緊緊地、緊緊地擁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

我已經疲憊不堪，不能再寫下去了。

」儘管屠格涅夫直到兩個月後才去世，但托爾斯泰對這一可憐的請求從未做出任何回應。

托爾斯泰說：「我總是懷念著屠格涅夫，我愛他，同情他，讀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

」這是演員的腔調，他扮演著公眾對他期望的角色。

四、整個家庭以悲劇收場從1865年開始，托爾斯泰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工作。

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

尤其在1890年那場大饑荒中，他的救濟方案起了相當好的作用，而政府則想方設法地隱瞞飢荒的嚴重性。

有一次，他還參與救援一個在俄國深受迫害的少數民族杜科波爾派教徒，政府打算將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義者聚集到一起，然後消滅掉。

托爾斯泰為他們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聲疾呼，最終為他們爭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許可。

但另一方面，托爾斯泰拒絕以個人身份參與任何俄國的系統改革計劃。

他用激烈的言辭，痛罵自由主義者的「改良」學說是一種妄想，甚至是徹頭徹尾的罪惡。

他痛恨民主，鄙視議會，稱國家杜馬的代表們是「裝作長大了的小孩子」。

他認為，沒有議會的俄國將是比擁有議會的英國自由得多的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響應議會改革。

托爾斯泰尤其痛恨俄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在《戰爭與和平》中，他公開辱罵了改革家斯彼蘭斯基伯爵。

托爾斯泰對俄國有一種羅曼蒂克的觀點：農民是最高的主宰者與決定的力量。

是他們集體的力量和他們的「正義性」，在推動歷史車輪的運動。

他傾向於採用集體主義者的方法來解決俄國的社會問題。

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記事簿上談到對俄國農村飢荒的思考：「俄國全民族的任務是為世界奉獻一種新的思想，即一種沒有土地私有製的社會結構。

」四十三年後，他偶然看到這段話，仍為自己的預見力驚訝不已。

在晚年的托爾斯泰眼中，真正的敵人是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他們正在到處傳播他們的思想，腐蝕著整個世界。

他在晚年的兩篇文章《給中國人的一封信》和《論俄國革命的意義》（都寫於1906年）中寫道：「追隨著歐洲國家的道路就等於直接走上一條毀滅之路。

」世界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英國與美國的製度。

俄國必須從西方社會移開目光，放棄工業化，廢除國家製度，並採納不抵抗政策。

以上種種，讓托爾斯泰居住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自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變成了一個聖地。

各種各樣的人來到這裡尋求指導和幫助，或是來訴說他們稀奇古怪的觀點。

此外，還有一個由托爾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組成的固定圈子。

所有的人都把托爾斯泰看作他們的精神導師。

托爾斯泰則扮演著教皇、家長和救世主的角色。

拜訪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花園的涼亭牆上或寫或刻，留下各種各樣的題詞，比如：「打倒極刑！」「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長壽！」「圖拉省現實主義作家向托爾斯泰伯爵致敬！」等。

聲名遠揚的托爾斯泰在晚年樹立了一種範式：他創建了一個影子政府，著手處理世界各地的「問題」，提供解決的辦法，與各國總統或國王書信往來，發出抗議書，發表聲明，特別是在諸多文件、信件上簽字，允許各種有關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義。

托爾斯泰甚至還為他的王國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爾·戈里格利耶維奇·切爾特科夫（1854-1936）。

此人因善於鑽營，逐漸成為這一「宮廷」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很快便開始對托爾斯泰的行為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不斷提醒這位老人發出過的誓約和預言，幫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標準，常常把他推向更為極端的方向。

自然而然地，他也變成了阿諛奉承合唱隊的指揮，托爾斯泰很喜歡聽到他們的聲音。

托爾斯泰的家人們，成了「宮廷」生活的犧牲品。

兒子伊利亞說，「世上的人分為兩類：一部分是我們這樣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

我們是特殊的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复地灌輸進我們的頭腦，我發現它們是如此頑固，難以擺脫，（我的父親）對此負有相當的責任。

」另一個兒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潰的折磨，他拋棄妻子與家庭，加入了一個反猶太組織。

父親對性的日益憎惡，使女兒們全都感到了壓力。

他不僅反對女兒有追求者，而且厭惡她們所選擇的男友。

1897年，大女兒丹尼婭已33歲，她愛上了一個有6個孩子的鰥夫。

這人看起來舉止得體，但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因此托爾斯泰十分惱火。

他對丹尼婭進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誡，列舉了婚姻的種種罪惡。

女兒瑪莎也墜入愛河並希望結婚，從父親那裡得到的是同樣的待遇。

小女兒亞歷山德娜，因為最接近成為托爾斯泰的信徒，所以她和母親相處得很不融洽。

托爾斯泰精神激變帶來的壓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婭承受。

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他強迫她滿足自己的性慾望，使她一再懷孕。

然後，他突然堅決主張他們應該放棄性生活，「像兄妹」一樣地生活在一起。

她抗議托爾斯泰放棄個人生活的隱私，對外人談論和記錄他們的私生活——托爾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純潔生活的誓言，不時地對妻子進行性攻擊。

1888年年末，他在日記中寫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號上午，我睡得很糟。

犯了罪以後，是那麼令人噁心。

」幾天後，他又寫道：「我被更強大的力量纏住了，墮落了。

」1898年，他告訴阿爾默·莫德：「昨天夜裡，我又成了一個丈夫，但是沒有理由放棄自我鬥爭。

上帝也許會保證我再不這樣了。

」托爾斯泰如此詳細地與一個外人談論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婭感到她最隱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眾的注目之下。

1908年的托爾斯泰，圖片引自維基知識分子們有一個習慣，寫任何文章時都會考慮到將來發表。

因此他們習慣性地把自己的日記當作辯護文章和宣傳工具，並作為自衛或進攻的武器。

隨著托爾斯泰與索尼婭的關係逐漸惡化，他在日記中越來越多地指責她。

早在1890年，索尼婭就寫道：「我一直幫他抄日記，他開始為這件事憂慮了……他想要毀掉以前的日記，以便僅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現在他的孩子以及公眾的面前。

他的虛榮心太強了！」沒過多久，他就把當時正在寫的日記藏了起來。

於是互相閱讀日記的「公開性」原則瓦解了，兩個人都變得行動詭秘起來。

索尼婭說，「以前，他要我謄寫他的作品，現在他把這事交給了他的女兒們（她沒有說’我們的’），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來，以防被我看到。

他這種有計劃地把我從他的個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讓我瘋了，這真是讓人難以忍受的痛苦。

」托爾斯泰開始記一本「秘密」日記，並把它藏在他的一隻長筒靴裡。

索尼婭在他平常的日記裡什麼也沒有發現，開始懷疑是否還有一本秘密日記。

她四處搜尋，最終找到了它。

讀完之後，她在日記裡粘上一張紙，上面寫著：「帶著一顆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這本令人悲哀的日記。

關於我，甚至關於他的婚姻，他所說的是多麼不公正、殘忍和——願上帝和尼古拉耶維奇寬恕我——不真實，這是歪曲和捏造。

」這場噩夢般的日記之戰的背景是這樣的：索尼婭堅持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托爾斯泰從道德上對此感到極端地厭惡，他越來越堅信，妻子的這種要求在阻礙他追求精神的完善。

比如他寫道：「我們坐在院子裡，吃著十盤菜，有冰淇淋、僕人、銀餐具而乞丐們從門口經過。

」在給她的信中，他寫道：「我剛從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來，就好像從一場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來，這種生活方式幾乎引著我去自殺。

我不能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從中我看到的是毀滅……你我之間有一場生死之戰。

」1910年6月，這場鬥爭達到了悲劇性高潮。

導火線是切爾特科夫瞞著托爾斯泰，私下里把那些日記都拍了照片。

7月1日，索尼婭堅決要求把日記中「令人不快的章節」刪掉，這樣它們就不會被發表了。

當時發生了一場爭吵。

事後，她和布爾加科夫（托爾斯泰的秘書）一同乘坐馬車時，哀求他勸說切爾特科夫還回日記，「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憐……看著這個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無法不產生深深的同情」。

當布爾加科夫和切爾特科夫談到日記的事情時，他顯得「極度地狂躁不安」，並指責布爾加科夫把日記收藏之處告訴了伯爵夫人。

切爾特科夫向托爾斯泰抱怨。

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給索尼婭（7月14日），在信中他堅決認為，「最近這幾年，你的性情變得越來越易煩躁、專橫和缺乏自製力」，夫妻兩人現在對「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的理解已經完全背道而馳」。

為了解決爭端，日記被密封起來，鎖在銀行里。

 托爾斯泰夫婦一個星期後，即7月22日，托爾斯泰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羅蒙特村，去簽署一個新遺囑。

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權都留給最小的女兒，並指定切爾特科夫為遺產管理人。

切爾特科夫安排了這一切，還親自草擬了文件。

8月3日，發生了一場「噩夢般的爭吵」。

索尼婭明顯地譴責切爾特科夫與她的丈夫有同性戀關係，托爾斯泰「氣得僵在那兒」。

9月14日，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切爾特科夫當著她的面對托爾斯泰說道：「如果我有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我會開槍打死自己。

」一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發現索尼婭已經在長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記，並讀了它。

第二天，他違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協定，把切爾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掛在他的書房裡。

當他出門騎馬時，她把相片撕了個粉碎，並在盥洗室裡用水沖走。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托爾斯泰發現索尼婭半夜裡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顯然是在尋找秘密遺囑。

他喚醒小女兒亞歷山德娜，並宣布：「我現在就離開這兒永遠。

」當晚，他上了一列火車。

第二天上午，切爾特科夫得意揚揚地將此事告訴了布爾加科夫，「他臉上洋溢著快樂和激動」。

索尼婭得知這個消息後，縱身跳入池塘。

這以後，她曾幾次企圖自殺，雖然這些行為（的決心）不那麼令人信服。

11月1日，托爾斯泰染上了支氣管炎和肺炎，不得不離開火車，被安頓在梁贊—烏拉爾線上的阿斯塔波沃車站。

兩天后，索尼婭及其子女乘快車趕來探望他。

7日，傳出了預言家去世的消息。

托爾斯泰生命中的最後歲月令人心碎，特別是對那些欽佩他的小說的人而言。

因為他們從中看不到對重大問題的崇高辯論，而是充塞著猜疑、怨恨、報復、狡詐、背叛、脾氣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狹卑劣。

這是最惡劣的家庭爭端。

後來，托爾斯泰的崇拜者們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車站臨終床上的場景，變成一幕「聖經」般的悲劇。

但事實卻是，他那暴風雨般的漫長人生的結​​尾並非轟然巨響，而是一聲哀鳴。

托爾斯泰的例子說明，當一個知識分子以人為代價、追求抽象的思想時，將會有什麼結果。

托爾斯泰試圖帶來一場他認為絕對必要的、徹底的道德改革，結果卻毀滅了家庭，也毀滅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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