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戰後: 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 誠品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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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作為清帝國邊陲行省的臺灣,於1895 至1945 年間納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難免和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呈現差異性的發展。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勢力褪出,中華民國政府傾力 ... 誠品線上 中文出版 社會科學 政治 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 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 作者 謝政論/松岡正子/廖炳惠/黃英哲 出版社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關於本書】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恰好七十年,有關戰爭的各種「物語」,卻仍然在東亞地區迴盪,今天這場研討會,不是在重挖傷口,而是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恰好七十年,有關戰爭的各種「物語」,卻仍然在東亞地區迴盪,今天這場研討會,不是在重挖傷口,而是希望以更多理性的檢討,更大視野的胸懷了解歷史、了解彼此。

誠如,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中說的:「希望這場戰爭是世界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末一次的戰爭」,蔣介石在這文稿中強調「待人如己」、「不念舊惡」,抱著「要愛敵人」、「與人為善」的心情「要作到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為我們所征服,使他們能徹底懺悔,都成為愛好和平的分子」。

本書即基於理性的立場,檢視與拆解Ⅱ戰後「戰爭物語」的迷思,並就「戰爭的意味」、「戰後的言說」、「戰後的文學」、「國家與民族」以及「戰後的殖民時代」等議題展開精彩的論述。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作者簡介謝政論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研究領域:比較憲法、中國政治思想、臺灣發展經驗。

松岡正子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研究領域:中國民俗學、中國文化人類學、藏彝走廊研究。

廖炳惠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研究領域:比較文學、歐美文學理論、歐美文化理論。

黃英哲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研究領域:臺灣近現代史、臺灣文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序言—謝政諭第一章「戰後」的意味1戰後臺灣社會的搏成:Y字型共創論的一個解說—呂芳上2戰後初期臺灣人對未來前途的看法與其具體行動—許雪姬3從地域社會研究看所謂的「戰後」:以嘉義研究為例—李明仁4後殖民的歷史球賽—廖炳惠5從民族抗戰到民族文化重建:1945年前後許壽裳對日本的認識—楊彥杰6從大亞細亞主義到「脫亞入美」—馬場毅71945年後「戰爭物語」迷思的拆解—形成日本Ⅱ戰「戰爭觀」的思想淺解—謝政論8村松祐次的中國論關於《中國經濟的社會態制》—三好章9從大東亞戰爭時期日本的泰語宣傳雜誌看「戰後」—加納寬第二章「戰後」的言說1轉折與重組:中國電影史上的1947年—李曉紅林豪2電影《紫日》中的風景和語言—張英進3歷史的鬼魅:李永平小說中的戰爭記憶—李有成4有關廣島與長崎核爆言說: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林雪星5冷戰期間越台儒教關係:臺灣奉祀官孔德成1958年訪問南越考—阮俊強第三章「戰後」與文學1光復初期中國東北與臺灣地區的文藝刊物研究:以《東北文藝》與《臺灣文化》為中心—張羽2論張愛玲《小團圓》中的戰爭—鍾正道3重申抗戰小說的敘事倫理—張學昕第四章「戰後」的國家與民族1中國的國家與民族論爭:中華民族復興論及民族政策的動搖—加加美光行2四川羌族中的語言交替及母語喪: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所進行的「中華民族文化」—松岡正子3論中越邊境廣西壯族與高平儂族岱族間70年的民族交往—塚田誠之4戰後東亞文化國族主義的發展:以米食作為文本的比較研究—何撒娜第五章「戰後」與性別1大迫倫子和楊千鶴作品中的殖民與戰後性別建構—垣原智子2坂口䙥子的1945體驗及其戰後寫作:一個「蕃地」作家對臺灣山地的懷舊與罪感—小笠原淳3奈良女高師留學生的戰後與性別問題—野村鮎子4一位「滿洲國」留學生的「戰後」:王興榮女士訪問紀錄—大平幸代編後記—黃英哲 商品規格 書名/ 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 作者/ 謝政論松岡正子廖炳惠黃英哲 簡介/ 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關於本書】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恰好七十年,有關戰爭的各種「物語」,卻仍然在東亞地區迴盪,今天這場研討會,不是在重挖傷口,而是 出版社/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9789865794491 ISBN10/ 9865794497 EAN/ 9789865794491 誠品26碼/ 2681236806000 裝訂/ 平裝 頁數/ 560 語言/ 中文繁體 級別/ 無 開數/ 25K 試閱文字 產品試閱:第一章「戰後」的意味1戰後臺灣社會的搏成:Y字型共創論的一個解說—呂芳上一、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七十年來臺灣的種種發展,可說是一部包含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史與日本殖民統治史的遺產,以「Y」字型合流,共創新局的歷史。

原本作為清帝國邊陲行省的臺灣,於1895至1945年間納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難免和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呈現差異性的發展。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勢力褪出,中華民國政府傾力對臺灣社會進行「中國化」、「去日本化」的改造。

隨後,1949年國共內戰的結果,中華民國政府及一百多萬大陸軍民遷徙入臺。

在冷戰格局下,海峽兩岸社會文化形成分隔,以國民黨意識型態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基調,在臺灣得到強化。

特別是,這時期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動,益使臺灣成為正統中華文化傳承的基地。

不過,前述轉型工作也不是毫無波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即顯示轉型的陣痛。

更重要的是,一批批渡海來臺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固然自許肩負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但仍無法忽視日本半世紀來建立的基礎,以及影響。

本來,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累積,抽象而言,是一種感受、一種體驗,具體則可能呈現在物質、制度、藝術、知識及日常生活之中。

文化可以流動,文明可以移植。

自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以來,臺灣社會已逐漸累積形成強烈的日本模式,日語、榻榻米(畳)、木屐、日式料理相形成風,至今餘韻猶見。

但另一方面,臺灣亦久受大陸漢文化的薰陶,日本文化絕非獨領風騷。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的「東洋風」逐漸由「唐山風」取代,並企圖另創新猷,此中尤可見政治力與文化互動的關係,也確實留下更為深遠的影響。

基於上述的思考,本文想呈現的是,臺灣在二次戰後中日因素合流、社會重塑的一些面向,特別是文化與政治互動的關聯。

二、學術菁英的「文化跨海」當代臺灣學術菁英社群的成形,特別是在人文學科領域(但不僅限於此),很能夠體現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史與日本殖民統治史的鎔鑄。

以高等教育言,臺灣近代西式教育體系發軔於日治時期,開啟了臺灣教育史的新紀元。

然而,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島內的最高學府—臺北帝國大學,基本上算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與臺灣社會缺少有機的關聯。

及至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臺灣的高等教育才有進一步的突破性發展,這當中既有新的政治力作用,也關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傳統的深層結構與影響。

其實,在二戰結束後,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因日本據臺半世紀,臺灣住民已被日本「奴化」,遂認為臺灣光復後的當務之急,是要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相對應加強臺灣的「中國化」。

二戰結束之前,1945年3月,國民政府設立的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定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通則」第四條即謂:「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

」二戰結束,臺灣納入中國統治,1946年5月,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向省參議會作施政報告,就是要把「心理建設」放在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之前,重心是要發揚民族精神,實行民族主義。

為了臺灣文化重建工作,陳儀在行政長官公署下設立「臺灣省編譯館」。

出任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是浙江籍人士,於1946年8月到職。

許壽裳在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時間不長,但卻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渡海來臺」。

許壽裳認為,臺灣既然由中國收回,自然要在文化層面上「祖國化」。

「臺胞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臺灣省編譯館)對於臺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

」不過,他不認為日本的文化「遺產」樣樣不可取,認為應去其糟粕留其精華,故而他約聘了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各地,少數臺籍及留用日人專家學者。

他不諱言,「臺灣有研究學術的風氣,可以說是日人的示範作用,也可說是日人的功績。

日本雖然是侵略國家,但他們的學術我們需要保留,需要全國學者繼續研究,把它發揚光大,做為我們建國之用」,便是此意。

因為許壽裳是留日出身的「知日」學者,懂得日本學術研究的價值。

他留下日本學者並進行其業績的「延續」,作為文化重建的基礎工作,即使從文化的積累來看,也是一個理性的作法,是戰後臺灣文化的多元鑲嵌,「Y」字型理論一個很好的說明。

惟在1946-1947年編譯館的籌備工作正當完成之際,二二八事件爆發,行政長官陳儀被迫辭職,許氏以編譯館為中心的文化匯流工作因之中斷。

許壽裳與一批共同工作的學者,雖非功虧一簣,仍深感遺憾。

類似工作仍有繼起之人,而且規模愈見宏大,國立臺灣大學便是最重要的案例。

臺大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政府於1928年4月在殖民地臺灣設立的大學。

該校初設文政與理工兩個學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1937年4月,原臺北醫院改制為帝大附屬醫院,1939年4月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年3月增設工學部,同年理農學部分立,又增設南方人文及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

從1928年創辦至1944年,臺北帝國大學設有文政、理、農、工、醫五個學部,三個研究所,是一所規模龐大的完整大學。

不過,臺籍學生甚少,且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以南方人文資源科學研究與熱帶醫學研究成績最好。

1945年8月,日本敗降後,國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所所長羅宗洛(1898-1978)接收。

1945年12月,羅受命為國立臺北大學校長,1946年1月正式易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對接收臺大的看法是:朝「中國化」方向走,少留用日籍教師,經費宜節省,學術應與企業配合,採實用主義。

學者出身的羅宗洛則主張臺大不能侷限臺灣一島,臺大應是純學術機關,不為政治服務。

這個想法與陳儀有落差。

在實際工作的推展上,羅校長與陳儀也有扞格不入之處,例如1945年底羅校長留用日籍教師201人中的90人,引發臺籍教職員的不滿,也有違行政長官公署「去日本化」的政策。

其次,省行政部門,自陳儀到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均介入大學人事。

尤令羅束手無策的是臺大經費來自行政長官公署,在陳儀「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訴求下,羅校長「行政自主,學術獨立」的主張,自是緣木求魚。

1946年5月,羅抱憾離臺,可以想像。

1946年7月,繼羅校長出長臺大的是原工學院院長陸志鴻(1897-1973),東京帝大畢業,為人溫和,有「好好先生」之稱。

好指揮、好相處這可能是長官公署看上非出身同一系統者之原因。

陸任內校務漸上軌道,日籍教師陸續遣返;原帝大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後易名為華南人文研究所遭停辦,中斷了臺大原有的特色。

不過,臺大原有的研究室組織,仍承繼講座制度,則顯示日治臺北帝大時期組織的延續性。

陸志鴻校長任內,有二事看出行政長官公署政治力大舉介入臺大,一是二二八事件中,兼任文學院長林茂生之死。

林茂生擁有東京帝大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為臺灣精英,二二八時任《民報》社長,臺大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涉入政治不多,卻以陰謀叛亂、強力接收臺大及接近美國領事館等罪狀,招來殺身之禍。

陸校長懦弱,讓政治力大舉介入臺大,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另一事是臺大文學院院長之任用,陸校長原已物色人選,但最後因陳儀屬意,由出身東京高師的錢歌川獲任,顯示陸對校內一級主管都缺乏任命權。

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省編譯館裁撤,轉入臺大任教者多,例如:館長許壽裳任中文系教授(8月以後並兼系主任),編纂兼名著編譯組主任李霽野、編纂周學普為外文系教授,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任歷史系教授,編纂謝康、李竹年(何林)及日籍國分直一分任文學院外文及歷史系副教授,編纂周家鳳任中文系助教,日籍立石鐵臣任歷史系講師等。

另有黎烈文,亦由省屬單位轉來臺大任教法文課程。

這些均顯示,以陸校長個性無法抵擋政治勢力涉入校務。

1948年1月,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臺視察臺大校務後,決定撤換陸校長。

1948年6月,教育部決定任命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莊長恭(丕可)院士(1894-1962)為臺大第三任校長。

莊長恭因窮於應付人事、房事、經費問題,在任期間不及七個月。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1883-1950)出任臺灣大學校長職,可謂臨危受命。

傅斯年,齊魯之士,五四時已出鋒頭的學生領袖,1920年代遊歐陸,回國之後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被看成學術機構以團隊集體研究力量造成亮麗學術成績的領導人。

1930年代,他擁有不差的人脈和社會、學界資源,給人的印象是自由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對政治,個人的態度是不參加政治,但要過問政治。

國共內戰局勢趨於惡化後,傅斯年積極「搶救大陸學人」;他同陳雪屏、蔣經國的三人小組,規劃有四種人必須搶救:各大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中研院院士、因政治關係必離開者,及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

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日後延續國祚,為臺灣經濟與文化復蘇打下基礎的一種本錢。

而傅斯年晚年最重要的事業,無疑是接任臺大校長。

在傅斯年看來,「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

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

傅斯年又深信,「現在的臺灣不特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旋一成』的根據地,將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正靠這一個寶島,赤縣既沉,瀛州遂為正朔所在。

我們這個大學對於將來關係實在太大了。

」以臺灣為民國正朔所在,以臺灣為中華文化所寄,這正是另一形式的「中國化」。

換言之,傅斯年既要著力於「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臺灣大學」,也要追求學術獨立和尊嚴。

透過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後所發佈的〈臺灣大學選課之商榷〉、〈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諸文及其它相關措施,大體可以掌握他的大學理念。

首先,傅校長主張大學是以學術為中心,有別於中學教育,因此有七項改革辦法:(一)設講座及講座附屬人員,以不布置中學功課之方法為大學課程。

(二)除第一年課程比較固定外,其餘多採取選習制(文、理、法、商之選習寬,工、農、醫較有限定)。

(三)每門功課不必皆有考試,但須制定一種基本檢定。

(四)畢業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大學行之。

論文一篇,證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導施用一種做學問之方法而已。

(五)非滿若干學期,不得參加畢業考試,但在學校中無所謂年級。

(六)凡有可實習之科目,皆不可但以書本知識為限。

(七)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入門的路不錯。

傅的思考涉及到幾個教育與學術相關的構想和新措施:第一、傅是「五四人」,為學通博重於專精,他重視大一國文、英文、通史、數學、化學、物理等共同科目,主張以一流有經驗之教授教通識課,用基礎課來奠定學習入門之路。

他邀臺靜農、屈萬里、毛子水等來自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擔任大一國文課程,他把國文教學放在第一位,以《孟子》、《史記》列為教材,教《孟子》意在取其高昂磅礡浩然之氣,學《史記》乃為養成淵博學識、特出見解和雄奇文風。

其次,傅校長本也嚮往德國的講座制度,以講座為大細胞,以研究室為小細胞的大學構造,但在系學分制下,已難以為繼,因此推動自由選課制度,及設置研究所,學習自由成為課務重要改革內容。

不過,他嚴格要求考勤與考試,大學生尤其要懂得學會思考。

第三、堅持學術專業與學術獨立,提升師資水準。

1949年時局動盪,校園難於安定,他提倡「平淡無奇的教育」,要解決學生問題,讓學生「有房子住,有書念,有好玩的東西玩」,他不容許軍警隨便進入校園,反對戒嚴時期的「聯保制度」,對「四六學潮」的應付,頗費苦心。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以腦溢血過世,在臺大校長任期不超過七百天。

即使如此,臺大的發展沒有人亡政息。

這是因為傅校長出掌臺大,不是一個人長臺大,而是一批中國大陸精英分子來到臺灣,把中國文化的命脈與香火帶到臺灣,繼續延燒。

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等,都曾是「北大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風,也不會不吹到臺大。

撐持學術中心與學術標準,其實靠的是師資。

臺大透過一定的聘請師資標準和原則,再加上傅斯年的號召力,使得臺大教師口音儘管南腔北調,但師資陣容極一時之盛,而文史科系的陣容特別堅強。

例如史學系的張貴永、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榦、余又蓀、方豪,哲學系的鄭通和、許恪士、殷福生,中文系的董作賓、鄭騫、董同龢、毛子水、孫云遐、周法高、王叔岷、屈萬里、牟潤孫、李孝定、何定生等人。

這是中國大陸任何大學無出其右者,形成胡適所謂「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確為臺灣厚植學術根基。

其它領域亦不乏大陸遷臺學人,只是人數不比文史科系,例如醫學院已有不少臺籍師資,故增聘之師資最少。

這一時期,臺大所延攬的師資,以中國大陸籍占大多數,臺籍人士不到百分之五,日籍留用者則更少。

其後,1973年,臺大最後一位留用日本教授高坂知武(1901-1997,農業工程學系)自教職退休,十年後返回日本,30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總此而言,臺大自戰後以降的變化,確實帶有強烈的「文化渡海」意味。

50年代臺大的文化生態不是特例,呂實強回憶當年的臺灣師範學院裡,教授中有五位大陸時期曾任國立大學校長。

可見學術文化變動中的政治因素與人文因素,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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