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著名文學家 - 華人百科

... 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斯蒂芬·茨威格寫過一篇文章《列夫·托爾斯泰》來描述他（人教版八年級下冊第四課)。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著名文學家 更多義項▼ 收起更多▲ 著名文學家1998年遼海出版社出版社出版陳殿興編著圖書2013年皮波人物國際名人研究中心編著圖書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

世襲伯爵，曾參加克裏米亞戰爭。

返回雅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農庄後致力于農民教育。

1862年結婚後，創作了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巨著《戰爭與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

1879年經歷了一次信仰危機後信奉和平主義，主張以勿抗惡的方式對社會進行改革。

並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

托爾斯泰晚年力求過簡樸的平民生活，因執著于自己的信念與家庭關系惡化，1910年11月10日出走。

20日因肺炎逝于出阿斯塔波沃車站。

逝世前他說，“世上有千百萬人正在受苦——你們為什麽隻想到我呢？”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

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

其作品有45卷。

名著還有傑出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戲劇《黑暗的勢力》（1886）和若幹短篇小說和評論。

他的文學傳統不僅通過高爾基而為蘇聯作家所批判地繼承和發展，在世界文學中也有其巨大影響。

在文學創作和社會活動中，他提出了“托爾斯泰主義”，對很多政治運動有著深刻影響。

中文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外文名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國籍俄國出生地俄國亞斯納亞-波良納出生日期1828年9月9日逝世日期1910年11月20日信仰非暴力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職業小說家、評論家、劇作家和哲學家代表作品《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一個地主的早晨》流派寫實主義生平經歷出生與幼年​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個名叫“亞斯納亞·波良納”的貴族庄園。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給所有人帶來幸福。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

父親尼古拉·伊裏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

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

他一歲半喪母，九歲喪父，由姑媽將他撫養長大。

在青年時代因為著作小說《童年》獲得過屠格涅夫的贊揚。

青年時代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自幼就開始接受典型的貴族親職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語言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準備當外交官。

期中考試不及格，第二年轉到法律系。

他不專心學業，痴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濃厚的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並廣泛閱讀文學作品。

在大學時代，他已註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

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產業，在兄弟析產時歸他所有，他漫長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在這裏度過。

回到庄園後，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隻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

次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

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于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

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4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願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後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

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升為準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

克裏木戰爭開始後，自願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棱堡擔任炮兵連長一職，並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後防御戰。

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製的批判態度。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志上陸續發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

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並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

在這裏他以不諳世故和放蕩不羈而被視為怪人，他的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

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後者的文學見解。

當時德魯日寧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張的暴露文學。

托爾斯泰傾向于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

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志決裂。

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義大利和德國遊歷。

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贊賞，而巴黎斷頭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

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

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的落後的清晰認識。

對于19世紀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奴製改革以及革命情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並在自己庄園試行。

但因農民不接受而未實現。

他非常同情農民，厭惡農奴製，卻認為根據“歷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面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

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奴主頑固派的主張，並且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偽性質，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奴製，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

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並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製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各國學校。

後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等教育雜志。

這些活動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註意，加之在農奴製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解人，在調停地主和農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民，但又招致貴族農奴主的敵視。

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

不久他關閉了學校。

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蕩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1862年34歲的托爾斯泰與年僅17歲的索菲亞·安德列耶芙娜·托爾斯塔婭（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Толстая）結婚，索妮婭是沙皇御醫的女兒，兩人的教育、觀念、文化水準差距甚大，他們前後育有13個孩子。

他和妻子的關系至今仍有爭論，別爾絲說：“他愛我，但隻在夜裏，從來不在白天。

”她抱怨：“不會有人知道他從來不曾想過要讓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給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他妻子幫助他管理庄園，整個庄園佔地380公頃，有森林、河流、湖泊，蘋果園有30多公頃，樹木成蔭，風景優美，使生活井井有條，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于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裏，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

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儲存文稿的工作。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新婚之後，革命情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

他脫離社交，安居庄園，購置產業，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爭與和平》。

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

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希布寧卻終被槍決。

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的心靈的寧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

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

在這前後，他在致友人書信裏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鬱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

從70年代初起，“鄉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破壞”的加劇，“到民間去”等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

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麽辦”。

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

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

此後，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並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製農民的信仰，最後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情勢和全國性大飢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製農民的立場上。

在《懺悔錄》（1879～1880）等論文裏，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製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

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

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產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

列寧剖析這種驚人的矛盾說：“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

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

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

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遊戲”，並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

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

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爾特科夫等創辦“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後自己寫的作品的著作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後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並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給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

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飢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禁或流放，但懾于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

至此又因《復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于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聖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

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並廢除土地私有製；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並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敗後，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晚年時代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後，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

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他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庄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

最後，他于1910年10月28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陽歷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

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

墳上沒有豎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個名叫“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貴族庄園。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給所有人帶來幸福的小綠棒的故事。

托爾斯泰在喀山大學就讀期間，對盧梭的學說產生過濃厚的興趣。

離開大學後，成為青年地主的托爾斯泰曾力圖改善農民的生活，但卻不被農民所理解。

這段經歷後來在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爾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間開始了文學創作。

處女作《童年》（1852）通過對小主人公伊爾倩耶夫的單純而又富有詩意的內心世界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現了一個出身貴族家庭的、聰穎、敏感、感情熱烈，並愛作自我分析的兒童的精神成長過程。

它與後來作家寫就的《少年》和《青年》構成了自傳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間，托爾斯泰還發表了一些反映戰地生活的小說，如《襲擊》和《撞球房記分員筆記》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風光和樸實的山民，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發。

這在他後來完成的作品《哥薩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裏米亞戰爭爆發後，托爾斯泰曾在前線堅守一年。

他為此寫出了三篇總名為《塞瓦斯托波爾故事》（1855-1856）的特寫，以嚴酷的真實抨擊了畏敵如虎的貴族軍官，贊美了普通士兵的愛國主義精神。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托爾斯泰退役回到家鄉後，為農民子弟辦學，因沙皇政府幹預，學校夭折。

期間，他兩次出國，並寫下了《暴風雪》、《兩個驃騎兵》、《盧塞恩》、《阿爾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裏庫士卡》（1863）等小說。

60-70年代，托爾斯泰先後完成了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兩部作品為他贏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聲譽。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爾斯泰經歷了一場世界觀的激變。

他否定了貴族階級的生活，站到了宗法農民的一邊。

這時，他不僅在生活方式上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為普通的農民所接受。

他寫了不少民間故事和“人民戲劇”，也寫出了一些優秀的小說，其中著名的有長篇小說《復活》（1899），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和《活屍》，中篇小說《霍爾斯托麥爾》、《伊凡·伊裏奇之死》（1886）和《克萊採奏鳴曲》等。

《復活》是托爾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聶赫留朵夫是一個為自己和本階級的罪惡而懺悔的形象，瑪絲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動了他，他決心用自己的行動來贖罪。

聶赫留道夫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對本階級罪惡的懺悔，以及在懺悔過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當時一部分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是一個從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覺醒並走向新生的下層婦女的形象。

如果說與聶赫留朵夫的重逢震顫了她麻木的靈魂的話，那麽與政治犯的接觸則使她開始了對新生活的探索。

瑪絲洛娃形象已經越出了當時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筆調描寫下層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現了下層人民不可摧毀的堅強意志。

同時，《復活》也顯示了托爾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決心和徹底暴露舊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說對沙俄的法律、法庭、監獄，以及整個國家機器和官方教會，都給予了無情的抨擊。

為此，托爾斯泰遭到當局和教會的迫害，還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爾斯泰在人民中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聲譽。

托爾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並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說《哈澤·穆拉特》和《舞會之後》等優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是19世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傑出代表，俄國最偉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筆觸和卓越的藝術技巧辛勤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寧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托爾斯泰思想中充滿著矛盾，這種矛盾正是俄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的反映，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貴族知識分子在尋求新生活中，清醒與軟弱、奮鬥與彷徨、呼喊與苦悶的生動寫照。

托爾斯泰的作品縱然其中有反動的和空想的東西，但仍不失為世界進步人類的驕傲，他已被公認是全世界的文學泰鬥。

羅曼·羅蘭的《名人傳》、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記述了他。

創作生涯早期(1851～1862)這是他的探索、實驗和成長的時期。

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在發展和變化，個別作品帶有模仿的痕跡。

他後來作品中的一些基調和特色也已初具雛型。

托爾斯泰早在1847年起開始寫日記，以後一直堅持到晚年。

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幾乎佔他的文學遺產的二分之一。

日記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的紀錄，也是鍛煉寫作、通過自身研究人的內心生活秘密的手段。

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樣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記擴充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帶有自傳性質，這首先見于最早發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寫成的中篇小說《童年》(1851～1852)以及後來陸續發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據他的構思還要寫最後一部《青春》，構成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但沒有寫成)。

這個三部曲表現主人公如何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成長。

他不滿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

作品洋溢著貴族庄園生活的牧歌情調，但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盡管作家晚年說這是不真誠的。

同一時期創作的《襲擊》(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軍事小說，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和見聞寫成的。

這些作品克服俄國文學中戰爭描寫的虛假的浪漫主義傾向，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描寫普通士兵和軍官的樸素但卻悲壯的真正愛國主義，揭示貴族軍官的虛榮心和裝腔作勢。

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爾斯泰才華的兩個特點：“心靈的辯證法”(即寫心理的過程)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主要就是根據上述作品概括出來的。

從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面貌發展的線索來說，繼三部曲之後的是：《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農奴製下通過改善農民生活以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系的道路。

這也是他親自觀察所得，因此能夠“鑽到農民的心靈中去”(車爾尼雪夫斯基語)。

《家庭幸福》(1858～1859)，有他同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愛情關系的反映，但也表現了他當時逃避現實、追求與世隔絕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

他很快就否定了這篇作品。

《哥薩克》(1853～1863，這是原計畫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寫成)，表達了作家要脫離自己環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嘗試。

主人公奧列寧厭棄上流社會的空虛和虛偽，在奇偉的大自然和純樸的哥薩克中間，認識到幸福的真諦在于愛和自我犧牲，為別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擺脫貴族的習性，這幻想以破滅告終。

這個“出走”的主題後來不斷出現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

在藝術上，《哥薩克》開始從心理的細致刻畫轉向客觀地廣泛描寫現實生活的史詩畫面，為創作《戰爭與和平》作了準備。

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兩個驃騎兵》(1856)寫父子兩代人，作者欣賞父輩的熱情豪邁的騎士風度，而鄙棄子輩的猥瑣自私的實利觀點。

《阿爾別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寫藝術家的。

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創作”問題，作品中宣稱“美是人世間唯一無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的產物。

《琉森》以作家旅遊瑞士時的見聞為基礎，揭露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和資本主義同藝術相敵對的實質。

但這裏已出現否定資本主義文明的相對進步意義的傾向，他的批判又是從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發，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最初表現。

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歸真返樸的思想在《哥薩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後兩部作品並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識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

這裏有盧梭的影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農民接近，他開始直接描寫農民生活。

未完成的作品《田園詩》(1860～1861)和《吉洪和瑪蘭尼婭》(1860～1862)對古老的農民生活方式過分美化。

《波裏庫什卡》(1861～1863)表現農奴製下不可能為農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卻導致波裏克依的自殺，作品充滿了陰暗的色彩。

在這部作品裏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

　中期(1863～1880)這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

托爾斯泰從1856年開始想寫關于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在1860至1861年間寫了開頭3章(1884年發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這個題材寫了一些片斷，但與原來的構思毫無聯系)。

他的註意力漸漸轉移到關于1812年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1866～1869)。

這不是遁入歷史，而是嘗試從歷史上給貴族階級尋找存在的價值，用以解答當時解放運動應由哪個階級領導的問題。

但由于長期的親身體驗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歷史上的作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史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于“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

但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面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

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並不隱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

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

例如婚後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製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

特別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製下的落後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爭與和平》寫成後，面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製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

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

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

但這項工作為《啓蒙讀本》所打斷。

後來隻寫成關于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寧娜》的創作。

晚期(1881～1910)《安娜·卡列尼娜》這時期總的傾向是：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面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

創作是多方面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佔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

托爾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

80年代起又對劇作發生興趣。

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勢力》(1886)揭露金錢的罪惡，同時宣揚拯救靈魂的說教；《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沖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遊手好閒和精神空虛，表達後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活屍》(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製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偽性。

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後同家庭和社會的沖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說《伊凡·伊裏奇之死》(1884～1886)、《克萊採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後》(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並反對性愛，宣揚宗教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間的虛偽而冷酷的關系；《舞會之後》還揭露軍隊中的酷刑。

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財產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偽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

在1905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麽？》(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應，但就在同時寫成的《柯爾涅依·瓦西裏耶夫》(1905)則又重復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

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

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

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作了深刻的批判。

不過，作品的後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

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裏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著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製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

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財產；《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

人物作品小說《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童年.少年.青年》《一個地主的早晨》《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黑暗的勢力》《教育的果實》《克萊採奏鳴曲》《哈澤·穆拉特》《窮人》《哥薩克》《高加索的囚徒》《謝爾基神父》《懺悔錄》《伊凡·伊裏奇之死》《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哈吉·穆拉特》《克萊採奏鳴曲及其他故事》《霍斯托密爾：一隻馬的故事》散文《什麽是藝術？》(1897年)《天國在你們心中》《到底怎麽辦》《當代的奴隸製度》《回憶錄》（未完成）《給自由主義者的信》(英語，1898年)戲劇《黑暗的勢力》(1886年)《教育的果實》(1889年)《活屍》(1900年)編著《啓蒙讀本》《生活之路》個人思想托爾斯泰早期寫過文學論文，如《人們為什麽寫作》（1851）肯定文學的崇高使命；《在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上的講話》（1859）反對暴露文學，但仍主張文學應當適應社會的要求。

在19世紀60至70年代的論文中，主要強調應為人民而寫作。

最值得註意的是晚年的論著。

《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則；要求作家對所描寫的事物抱道德的態度，明確“善和惡之間的區別”。

《什麽是藝術》（1897～1898）批判“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指出當時一些美學理論為統治階級的口味進行辯解的實質，揭示頹廢派藝術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學思想基礎；同時提出藝術是人們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論點。

《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1906）指責莎士比亞的劇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劇作的某些藝術特點。

這些論著都闡明作者後期關于藝術實質和作用、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藝術的道德意義等問題的見解，後兩部還同時要求文藝傳達宗教意識。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

從創作初期開始，特別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他始終不渝地真誠地尋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民眾災難的真實原因，認真地思考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因此，他的藝術視野達到罕有的廣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夠反映1861年農奴製廢除後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重要社會現象，提出這個轉折時期很多的“重大問題”，盡管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錯誤的。

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主要還由于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斯蒂芬·茨威格寫過一篇文章《列夫·托爾斯泰》來描述他（人教版八年級下冊第四課)。

藝術特色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廣度，創造了史詩體小說。

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巨著，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面廣闊，人物眾多（500以上）。

歷史的事實融合著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揉和著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群像中顯現出個人的面貌，史詩的庄嚴肅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獨白，變化萬千，蔚為奇觀。

他善于駕馭多線索的結構，千頭萬緒，銜接得天衣無縫；又能突破小說的“封閉”形式，波瀾壯闊，像生活那樣無始無終。

然而托爾斯泰的藝術魅力，不隻在于再現巨觀世界，而且在于刻畫微觀世界。

他洞察人的內心的奧秘，在世界文學中空前地把握心靈的辯證發展，細致地描寫心理在外界影響下的嬗變過程；並且深入人的下意識，把它表現在同意識相互和諧的聯系之中。

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是真實的，它突出表現在性格塑造上。

他總是如實地描寫人物內心的多面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不隻寫其突出的一面或佔優勢的一種精神狀態。

他不隱諱心愛人物的缺點，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閃現的微光。

他不粉飾，不誇張，不理想化或漫畫化，總是借助真實客觀的描寫，展示其本來面目，從而于平凡中見偉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現象中顯示其可怕。

他還善于描繪性格的發展和變化，自然渾成而不露斤斧痕跡。

托爾斯泰的風格主要特點是樸素。

他力求最充分最確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實或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雖然在藝術上要求嚴格，像《戰爭與和平》就七易其稿，卻不單純以技巧取勝，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長的復合句，而隻尋求最大的表現力。

晚年，他的藝術有顯著的變化。

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簡潔，不寫感受的整個過程，隻寫心理過程的各個階段的主要環節；有時採取戲劇的方法，通過行動和對白來表現。

不寫性格的順序發展過程，而寫突然事故引起的決定性轉變。

在結構上，為了表現人物的醒悟，常常採用倒敘的方法；為了集中，長篇小說也不再用多線索，而用單線索逐漸展開的方式。

在語言上，則力求質樸簡練和淺顯易懂，接近民間故事。

感情生活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和妻子1862年34歲的托爾斯泰與年僅17歲的索菲亞·別爾斯（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Толстая）結婚，索妮婭是沙皇御醫的女兒，兩人的教育、觀念、文化水準差距甚大，他們前後育有13個孩子。

他和妻子的關系至今仍有爭論，別爾絲說：“他愛我，但隻在夜裏，從來不在白天。

”她抱怨：“不會有人知道他從來不曾想過要讓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給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

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他妻子幫助他管理庄園，整個庄園佔地380公頃，有森林、河流、湖泊，蘋果園有30多公頃，樹木成蔭，風景優美，使生活井井有條，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于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裏，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

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儲存文稿的工作。

但是托爾斯泰將記錄自己年輕時代行為的日記交給了妻子，內容記載托爾斯泰婚前曾經賭博，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這讓別爾絲大為惱火，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想燒了他的日記和他的過去。

”“我夢見了一個巨大的花園，……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來。

我扯下了他的頭顱和雙腿——我像瘋子一樣。

”她學安娜·卡列尼娜那樣去“臥軌”，甚至服毒自殺，鬧得全家不得安寧。

她自己也承認“總有一天我會嫉妒得自殺。

”這使得托爾斯泰更厭惡這場婚姻，他在日記中寫道：索妮婭“成了我痛苦的根源。

”“我不知道如何解決這種瘋狂，我看不見任何出路。

”另外托爾斯泰晚年激進的思想也讓夫妻產生很大隔閡，甚至準備放棄財產，過簡樸生活，而與妻子發生齟齬。

他的妻子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認為是“整套哲學牽強附會、矯揉造作，完全建築在虛榮心、名利欲和出風頭的基礎上。

”大女兒塔妮婭說：“你無微不至地關心他的物質生活，但是你卻忽略了他更珍視的東西。

如果你同樣關心他的精神生活，他會是多麽感動，會百倍地報答你的付出。

”夫妻之間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況愈下。

高爾基說托爾斯泰“非常喜歡談論女人，但總是帶著俄國農民的粗野口氣托爾斯泰的妻子別爾絲和女兒亞歷山大……他對女人的態度是一種頑固的敵意。

他最喜歡做的事情莫過于懲罰她們……這是一個男人對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幸福而進行的報復。

”1910年11月10日，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從自己的雅斯納亞-波良納庄園秘密離家出走，躲在一個三等火車車廂裏，患有肺炎，最後客死在阿斯塔波沃車站的站長室裏。

托爾斯泰彌留之際，全球各地的記者雲集這個小車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來到膝下，但托爾斯泰臨死也不想見妻子一面，可謂悲慘至極。

威廉·夏伊勒（WilliamShire）感嘆道：“他們在各方面都得天獨厚，惟獨不具備相互理解的能力。

”人物影響列夫·托爾斯泰是現實主義的頂峰之一。

他的文學傳統不僅通過高爾基而為蘇聯作家所批判地繼承和發展，在世界文學中也有其巨大影響。

從19世紀60年代起，他的作品開始在英、德等國翻譯出版。

19世紀70至80年代之交以《戰爭與和平》的法譯本出版獲得國際上第一流作家的聲譽，成為當時歐美的“俄國熱”的主要對象。

80至90年代法、英等國最早論述他的評論家，都承認他的現實主義創作對自己國家文學的振興作用。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成長的進步作家法朗士、羅曼·羅蘭、亨利希·曼和托馬斯·曼、德萊塞、伯納·蕭、高爾斯華綏以及其他歐美作家和亞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

在中國，1900年就出現評價他的文字，1907年譯價過他的“宗教小說”（《主與僕》及民間故事）。

1913年、1917年先後有《復活》（譯名《心獄》）和《安娜·卡列尼娜》（譯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譯本。

“五四”前後，托爾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譯成中文。

抗戰期間分別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揚翻譯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譯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托爾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譯出版，而且根據原文翻譯，不少名著都有幾種不同的譯本。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人物評價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

從他的創作初期開始，特別在60年代以後，他始終不渝地真誠地尋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民眾災難的真實原因，認真地思考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因此，他的藝術視野達到罕有的廣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夠反映1861年農奴製廢除後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重要社會現象，提出這個轉折時期很多的“重大問題”，盡管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錯誤的。

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主要還由于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托爾斯泰的藝術是博大精深的。

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廣度，創造了史詩體小說。

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巨著，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面廣闊，人物眾多(500以上)。

歷史的事實融合著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揉和著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群像中顯現出個人的面貌，于史詩的庄嚴肅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獨白，變化萬千，蔚為奇觀。

他善于駕馭多線索的結構，千頭萬緒，銜接得天衣無縫；又能突破小說的“封閉”形式，波瀾壯闊，象生活那樣無始無終。

然而托爾斯泰的藝術魅力，不隻在于再現巨觀世界，而且在于刻畫微觀世界。

他洞察人的內心的奧秘，在世界文學中空前地把握心靈的辯證發展，細致地描寫心理在外界影響下的嬗變過程；並且深入人的下意識，把它表現在同意識相互和諧的聯系之中。

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是真實，它突出表現在性格塑造上。

他總是如實地描寫人物內心的多面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不隻寫其突出的一面或佔優勢的一種精神狀態。

他不隱諱心愛人物的缺點，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閃現的微光。

他不粉飾，不誇張，不理想化或漫畫化，總是借助真實客觀的描寫，展示其本來面目，從而于平凡中見偉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現象中顯示其可怕。

他還善于描繪性格的發展和變化，自然渾成而不露斤斧痕跡。

托爾斯泰的風格主要特點是樸素。

他力求最充分最確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實或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雖然在藝術上要求嚴格，象《戰爭與和平》就七易其稿，卻不單純以技巧取勝，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長的復合句，而隻尋求最大的表現力。

晚年，他的藝術有顯著的變化。

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簡潔，不寫感受的整個過程，隻寫心理過程的各個階段的主要環節；有時採取戲劇的方法，通過行動和對白來表現。

不寫性格的順序發展過程，而寫突然事故引起的決定性轉變。

在結構上，為了表現人物的醒悟，常常採用倒敘的方法；為了集中，長篇小說也不再用多線索，而用單線索逐漸展開的方式。

在語言上，則力求質樸洗練和淺顯易懂，接近民間故事。

托爾斯泰是現實主義的頂峰之一。

他的文學傳統不僅通過高爾基而為蘇聯作家所批判地繼承和發展，在世界文學中也有其巨大影響。

從19世紀60年代起，他的作品開始在英、德等國翻譯出版。

70至80年代之交以《戰爭與和平》的法譯本出版獲得國際上第一流作家的聲譽，成為當時歐美的“俄國熱”的主要對象。

80至90年代法、英等國最早論述他的評論家，都承認他的現實主義創作對自己國家文學的振興作用。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成長的進步作家法朗士、羅曼·羅蘭、亨利希·曼和托馬斯·曼、德萊塞、伯納·蕭、高爾斯華綏以及其他歐美作家和亞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

在中國，1900年就出現評介他的文字，1907年譯介過他的“宗教小說”(《主與僕》及民間故事)。

1913、1917年先後有《復活》(易名《心獄》)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譯本。

“五四”前後，托爾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譯成中文。

抗戰期間分別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揚翻譯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譯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托爾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譯出版，而且根據原文翻譯，不少名著都有幾種不同的譯本。

相關詞條索菲亞·別爾斯名人傳雨果茨威格論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泰戈爾司湯達查爾斯·約翰·赫芬姆·狄更斯安娜·卡列尼娜歌德復活馬克西姆·佩什科夫戰爭與和平魯迅再塑生命許申高阿·托爾斯泰馬克·吐溫胡勘平三作家窮人老舍涅克拉索夫卡爾·車爾尼居伊·德·莫泊桑弗蘭茲·李斯特胡適法捷耶夫丹尼爾·笛福紀伯倫斯克列比茨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儒勒·凡爾納季羨林世間最美的墳墓莫裏哀世界十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與窮人朱自清其它詞條guiltyHappyRMA何家勁劉雨凱南都公益基金會壓花發繡四季豆夏河女警歐拉夫爆龍戰隊暴連者甲賀忍法帖電影SHOW紅豆餅機至天使藍波評析黑糖群俠傳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著名文學家@華人百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