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決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中，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關頭形成的三個關於 ... 政治上逐步成熟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 ...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黨史研究>>黨史綜合研究 歷史決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 作者：張神根 黃曉武   發布時間：2022-08-09   分享到： 摘要： 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形成了三個重要歷史決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促進了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性錯誤，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對推動全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重點總結新時代黨和國家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及積累的新鮮經驗，促進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貫徹和進一步發展。

這三個歷史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關頭，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2021年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於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中，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關頭形成的三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促進了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歷史問題的第一個決議。

它的形成，與中國共產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進行革命的探索、對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一次結合的探索密不可分。

曾經有過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近代以后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轟擊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

尋找救國救民道路的先進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

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人民點亮了前進的燈塔。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人民有了前進的主心骨。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東方大國搞革命，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沒有現成的答案，別的國家也不能提供可以照抄的模板。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一度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使中國革命遭受到了嚴重挫折。

從革命斗爭的這種失誤教訓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革命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

這種認識是一步步得來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

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遇了失敗。

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30萬人，第五次反“圍剿”又遭到嚴重挫折，經過長征后，紅軍由30萬人減少到兩萬多人。

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在黨內的統治地位，解決了黨所面臨的最緊迫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形勢和肩負的任務比過去更加艱巨、更加復雜。

此時，中國共產黨已經變成全國性的大黨，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各方人士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

然而，國民黨頑固派堅持反共政策，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更是不斷掀起反共高潮。

中共黨內犯過“左”傾錯誤的王明，此時則又犯了右傾錯誤，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給黨的事業帶來混亂和危害。

中國共產黨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駁斥各種錯誤言論，爭取更多支持。

政治上逐步成熟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起來，深入闡明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有力回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和挑戰。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

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很早就認識到，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進入抗戰時期后，他的這種認識更加強烈、更加緊迫。

1938年，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反復強調進行理論學習、推進理論創新的重要性。

他指出：“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

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

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同時，他強調：“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

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

”“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 毛澤東不僅大聲疾呼，更是率先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

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光輝著作，創造性地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弄清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締造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團結全民族的最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革命統一戰線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保証了黨的各項工作順利發展。

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毛澤東的上述著作在黨內外產生了廣泛且深刻的影響。

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在如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指示上，黨內仍然存在許多分歧。

分歧的焦點是要不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要不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

不久之后的1940年3月，王明就把他自己在1931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3版，並且在新版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上萬的新干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

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

這表明，王明還在為過去的“左”傾錯誤作辯護。

事實上，不僅王明“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在黨內也有一定影響。

這種影響，使部分地區在處理與國民黨關系時未能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因而使黨的事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王明的做法和主張同時還得到共產國際某些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

事實表明，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成為擺在中共中央面前必須明確回答的問題﹔解決黨內的思想矛盾，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已經勢在必行。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在全黨范圍內發動和領導開展了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分兩個層次進行：一是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二是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的整風。

高級干部整風的內容和重點是以討論黨的政治路線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的整風以整頓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為主。

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聚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消除王明錯誤的影響，通過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形態的主觀主義，教育全黨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

正如毛澤東強調的，“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

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從1943年9月開始，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進一步深入到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的階段。

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的路線問題。

有關方面分別召開總結歷史的座談會。

通過這些會議，使高級干部從切身實踐經驗中，更加深刻地認識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

1944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進一步統一了認識，實際上對黨的重大歷史問題作了明確結論。

中共中央認為起草歷史決議的時機成熟了。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長達11個月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

會議主要內容和最重要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

第一，決議旗幟鮮明地肯定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地位的重大意義。

決議第一部分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

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

……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

”第二部分指出：“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於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

我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証。

”第七部分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証明了，並且還在証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相信：有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這三次革命斗爭的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

” 第二，決議總結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

決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對照著闡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

決議在第四部分指出，在政治上，“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這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而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既是區別於舊民主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軍事上，“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軍事斗爭是政治斗爭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的軍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於人民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戰爭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它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

”在組織上，如毛澤東所說，正確的政治路線應該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於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需要出發”。

第三，闡述學習黨的歷史、作出歷史決議的目的和意義。

決議第二部分強調：“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認為：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創造了思想條件。

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

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奮斗中的巨大收獲。

經過革命勝利與失敗的反復比較，經過整風運動和《關於若干歷史的決議》的討論，全黨高級干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特別是對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

中共七大之后，全黨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進程而努力奮斗。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

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歷史問題的第二個決議。

它的形成，與中國共產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對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探索密不可分。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黨面臨的嶄新課題。

毛澤東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

他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制定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

然而，中國共產黨尋找社會主義建設正確道路的過程歷經艱辛。

一開始，因為沒有搞過社會主義，隻能照搬蘇聯模式，一邊倒，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路子。

后來，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這種做法有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思考，取得了一些理論和實踐成果。

毛澤東的重要著作《論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一系列論述是這個探索的重要成果。

這些成果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為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礎、提供了重要啟示。

后來，由於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認識逐步發生偏差，中共的指導思想也發生了偏差，出現了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大躍進”等錯誤，最后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的嚴重錯誤，導致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遭受到嚴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向何處去”再次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頭等重要的問題。

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而“文革”十年內亂之后，國家建設百業待興。

黨內外強烈要求糾正極左理論及其實踐的錯誤，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

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鄧小平以他的遠見卓識、豐富的政治經驗、高超的領導藝術，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與此同時，黨開始從各方面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科學地闡述了許多從實踐中提出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

然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前進仍然面臨重重困難和問題。

其中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尤為突出。

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指出：“現在一方面，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深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毒害，有極少數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央在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

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

事實証明，他們不但可以而且已經對我們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

”國際上，對中國向何處去，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很顯然，要做到一心一意往前看，還需要暫時向后看。

為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上來，必須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所走過的道路，科學總結黨在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

撥亂反正既要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也要正確認識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排除右的干擾，把黨和國家事業推向前進。

但這樣做，勢必涉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事業和思想問題。

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正確處理這個問題，黨內和人民群眾中就會發生嚴重思想混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就會迷失方向。

本來在1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然而，形勢的發展說明，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已經繞不過去了，需要加快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在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

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

國際上也在等。

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

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當然，需要一個好的稿子。

”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討論通過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這個講話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進行了初步總結。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此基礎上開始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鄧小平作為起草決議的主持人，在起草之初的1980年3月，就提出三條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作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決議討論稿寫出來以后，從1980年9月起在一定范圍內征求意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同年10月黨內4000名高級干部的討論。

這是發揚民主，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總結。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科學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

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執政取得成就是主要的。

忽視錯誤、掩蓋錯誤，忽視或否認成就及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都是錯誤的。

決議有力地推進了黨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第一，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

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

就他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

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決議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多方面的內容和活的靈魂，即貫穿於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作了科學的概括，並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黨的行動﹔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必須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黨的理論，保証黨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第二，決議首次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已經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主要點作了概括：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斗，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對於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具有重大意義﹔必須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國防建設要同國家的經濟建設相適應﹔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建設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

這十個方面的概括，實質上初步提出和回答了在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隨后，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以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而載入史冊。

以此次會議召開為標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

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糾正了“左”、右兩個方面的錯誤觀點，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推動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

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

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

這樣的基礎是可靠的”。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以來，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多麼艱巨繁重，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動搖，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勝利發展。

在中共十二大開幕式上，鄧小平明確指出：“和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

”“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

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

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1989年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鄧小平明確指出：“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

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鄧小平的闡述，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清醒認識和堅定意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

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這一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証、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防戰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三、《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促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貫徹和進一步發展 2021年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歷史問題的第三個決議。

它的形成，與中國共產黨對在對外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二十一世紀發展的探索密不可分。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

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事業取得重大成就，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為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也清醒認識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鬆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干群關系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

中共十八大召開不久，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社會主義從來都是在開拓中前進的。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為它確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這篇大文章上都寫下了精彩的篇章。

現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

”他強調：“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把握，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這一點不容置疑。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還面臨很多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和待解的難題，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認識和處理都還處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點也不容置疑。

對事物的認識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而對社會主義這個我們隻搞了幾十年的東西，我們的認識和把握也還是非常有限的，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發展。

”“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

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

”他號召：“全黨同志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發揮歷史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和不變，永遠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敢於和善於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

”上述講話，充分顯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進的清醒、決心和意志。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機活力，黨心軍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奮，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証、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在領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以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深刻總結並充分運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中共十九大著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鄭重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把這一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實現了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大會報告用“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全面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

大會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不懈奮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同時，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進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各種風險挑戰﹔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中共中央認為，在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在黨和人民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重大歷史關頭，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在建黨百年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斗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繼續奮斗的需要。

在2021年慶祝建黨一百周年之際，全黨范圍內開展了黨史學習教育，全社會開展了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

習近平發表《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這為總結歷史、起草歷史決議創造了良好條件。

中共中央就起草通過歷史決議，專門組織了在黨內外一定范圍征求意見。

從反饋意見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一致認為，黨中央決定通過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鄭重的歷史性、戰略性決策。

建議這次全會在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重點總結新時代黨和國家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及積累的新鮮經驗。

決議征求意見稿出來后，又在一定范圍內征求意見並酌情加以吸收。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決議3萬多字，共分七個部分。

前四個部分對黨在四個歷史時期帶領人民進行英勇頑強奮斗的歷史進行了系統闡述，每個部分都從黨在這個歷史時期面臨的主要任務入手，實事求是地進行簡明系統闡述，並用四個“偉大飛躍”對每個歷史時期的偉大成就，作出畫龍點睛式概括。

第五部分從五個方面總結了黨的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第六部分用“十個堅持”概括了黨的百年奮斗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歷史經驗，第七部分圍繞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向全黨發出號召。

決議重點是第四部分，在闡述新時代主要任務、新的歷史方位基礎上，深入闡述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人民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最新成就。

第一，在中共十九大報告的基礎上，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作了進一步概括。

新增了“明確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將原來“八個明確”中的第八個明確中的“黨的建設”獨立出來，增加了“明確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形成了黨的領導和黨的自身建設“兩個明確”的格局。

第二，將中共十九大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概括從一個重大時代課題擴展為三個重大時代課題。

即在原來的“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新增了“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及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第三，用三次理論飛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概括。

在黨的百年奮斗過程中，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凸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四，明確“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提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五，總結了新時代十三個方面的具體領域成就，實際涵蓋了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大方略、重大工作、重大舉措、重大成就，是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具體發展領域的體現，既是成就，也是經驗，還是面向未來的戰略總結。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踐行初心使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個新的歷史決議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牢記初心使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書，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同中國共產黨的前兩個歷史決議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必將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進一步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奮力爭取更大榮光。

這個新的歷史決議在全黨全社會的深入學習貫徹，必將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發展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通過的三個歷史決議，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理論成果，對於全黨上下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更好地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並不斷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創造新的偉大成就。

（注釋從略） （張神根：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研究員﹔黃曉武：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編審） （來源：《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