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爸爸的救濟之路-下集：大法官的不受理 - 一起讀判決

關於行政處分程序再開部分，蘇爸爸提到兩個可能的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謂「發現新證據」，蘇爸爸認為後來的郭姓長官的刑事確定判決屬於新 ... 跳至內容區 25三月2020一起讀判決憲法 蘇爸爸的救濟之路-下集：大法官的不受理 一、前情提要 (一)悲劇的發生 蘇滿堂先生的兒子蘇詠盛在96年入伍，99年4月27日從4樓墜落不治。

國防部調查後，認為蘇詠盛是因為郭姓長官不當管教，受到極大壓力刺激後，無法忍受控制自己的行為舉止，而跳樓自殺死亡。

99年8月31日，國防部依照軍人撫卹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核定蘇詠盛因病死亡（Ａ處分），蘇爸爸夫婦沒有在期限內申請重核而確定。

(二)郭姓長官的刑事案件 原本，軍事檢察官認為蘇詠盛是因為受到郭姓長官不當管教，承受極大壓力刺激後，無法忍受控制自己行為舉止，而跳樓自殺身亡，但也認為不當管教和蘇詠盛自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因此起訴郭姓長官的罪名是「長官凌虐部署罪嫌」。

後來軍事法院判決認為郭姓長官的凌虐行為，對死亡結果客觀上能預見並有相當因果關係，變更起訴法條而判決「長官凌虐部屬致人於死罪」，郭姓長官上訴後，高院駁回而確定。

(三)以另案判決申請重新核定 101年12月，蘇爸爸在收到高院確定判決後的3個月內，拿著這份判決，認為蘇詠盛是經郭姓長官不當管教，致生急性壓力疾患而跳樓死亡，符合軍人撫卹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因公死亡」要件，請求國防部重新核定，但國防部維持「因病死亡」的認定（Ｂ處分）。

蘇爸爸夫婦訴願未果後，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訴訟決定及Ｂ處分，以後來的判決作為新證據，請求國防部依照行政程序法128條規定，重開行政程序、重新核定「因公死亡」撫卹。

(四)行政法院認為不符合行政程序再開要件 關於行政處分程序再開部分，蘇爸爸提到兩個可能的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謂「發現新證據」，蘇爸爸認為後來的郭姓長官的刑事確定判決屬於新證據；另一個則是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3款、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1款規定的「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首先，行政法院認為所謂「發現新證據」，是指於作成行政處分業已存在，但為申請人所不知，致未經斟酌之証據而言，並不包括作成行政處分後始發現之證據。

蘇爸爸拿出的判決，在A處分做成之時，並不存在，不符合重開行政程序的要件。

其次，Ａ處分雖然是依照軍事檢察署的函文做成，函文的見解被最後郭姓長官的確定判決而變更，但是函文並不是裁判或行政處分，也不符合要件。

最後，行政法院也認為在實體方面無法確切證明蘇詠盛為急性壓力疾患者，並因猝發疾病而死亡，因公死亡撫卹要件不符。

蘇爸爸在窮盡救濟途徑後，向大法官提出釋憲聲請。

聲請解釋的規定及不受理的理由 依照不受理決議，蘇爸爸認為違憲的規定包括；法務部93年11月3日法律字第0930044067號函，以及軍人撫卹條例第8條第3項。

其中，法務部的函並沒有出現在判決當中，但蘇爸爸認為判決有實質援用。

93年間，教育部發函問法務部，當學校教職員申請退休時，如果因為遺失而無法出具服大專集訓、分科教育等兵役文件，以致沒有辦法一起採計義務役年資，後來當事人在複審期限後，才提出證件請求重新核定，算不算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的「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 函文的提供了前大法官林錫堯書中的見解，也就是法院判決所採的：「發現新證據」，係指原處分作成時已存在，但於原程序（包括救濟程序）內未使用之證據。

不受理決議認為確定的終局判決，並沒有使用到法務部的函文、軍人撫卹條例第8條第3項也沒有成為判斷的基礎，不符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的要件：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黃虹霞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為人民發聲是大法官本份 在黃虹霞大法官提出、黃瑞明、詹森林及謝銘洋大法官加入的不同意見書認為應該受理。

首先，被害人因為軍中長官凌虐致死，值得大法官特別關注。

如果不是顯然沒有根據，應該受理作成解釋，彰顯司法為民包含保護被害人的意旨。

其次，蘇爸爸認為確定終局判決實質援用法務部的函、該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並不是顯然沒有根據。

這個函的見解跟最高行政法院表示見解相同，經過反覆引用，應該符合實質援用的情形，至於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是不是來自法務部這個函文，並不需要去管。

再者，所謂新證據不包括處分後始存在之新證據，確有可議，而且逸脫立法原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如果司法無法救濟，只能由立法者修法，比如104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將「新事實、新證據」明文規定涵蓋到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這樣就是讓司法人等著被立法者打臉。

關於新證據是否含行政處分作成後始存在者之實務見解與學說爭議，攸關人民的訴訟權與財產權。

實務界的見解顯然可議，而行政法學界也只有林錫堯大法官採取跟實務界相同的見解。

不同意見書認為，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的「發現新證據」，應該包含「於行政處分作成時尚未存在，而於行政處分作成後始存在之新證據」在內，才符正當法律原則及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等之意旨。

另外，意見書也從另外一個方向論述，認為從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3款、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1款規定的「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來看，這裡講的判決基礎，對應到行政程序的重開，應該把判決改成行政處分。

也就是「為行政處分基礎的其他行政處分，依其後的行政處分已變更」。

如果國防部作成Ａ處分的基礎是起訴書，應該認為起訴書的地位相當於行政處分基礎的其他行政處分，當起訴書所載的起訴法庭已經後來的裁判變更，已經符合行政程序再開要件。

況且，在郭姓長官高院確定判決，依照證據認定蘇詠盛遭到虐死，雖然蘇爸爸是以確定判決作為新證據，他的意思也可以說是以判決用來證明蘇詠盛遭到虐死的證據，這些證據在Ａ處分作成時都已經存在，但卻是軍檢起訴書所沒有審酌到，應該屬於新證據，原判決的結論仍然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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