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諦-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 - 千佛山

師與鳩摩羅什、玄奘、義淨同稱中國四大譯經家，影響非常深遠。

由於師的譯經事業，為中國開啟了攝論宗和俱舍宗，也為唯識學揭開研究的緒端。

師天資敏銳，辯才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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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鳩摩羅什、玄奘、義淨同稱中國四大譯經家，影響非常深遠。

文：編輯部出處：高僧傳略記期數：217期2007年8月刊 真諦（西元499~569年），西印度優禪尼國人，為婆羅門族。

師與鳩摩羅什、玄奘、義淨同稱中國四大譯經家，影響非常深遠。

由於師的譯經事業，為中國開啟了攝論宗和俱舍宗，也為唯識學揭開研究的緒端。

師天資敏銳，辯才無礙。

年少時，曾遊歷許多國家，參訪明師，又博覽群籍，所以精通古印度教的四吠陀與六論，並貫通佛教的經律論三藏，深得大乘佛法的法義。

師以弘揚佛法為本懷，乘船南遊，來到扶南國（高棉）。

梁武帝大同年間（535~546年），派張氾等人護送扶南國的使者返國，並訪求名德高僧、大乘諸論、“雜華經”等。

因此，扶南國便敦請師來中國，師欣然同意，帶著經論梵本二百四十夾，於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到達南海郡（廣東省南部），時師已年垂五十了。

隨即北上，沿途停留，歷時二年，才到達京都建業（南京），梁武帝對師恭敬禮遇，竭誠供養。

師原擬從事譯經，不久卻發生侯景之亂，梁武帝被困台城而駕崩。

師的譯經大願，受到挫折，於是向東去了富春（浙江富陽縣），縣令陸元哲崇信佛教，十分抜持師的譯經事業，召集優秀的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開始翻譯“十七地論”，但剛譯完五卷，因國難當前，於是譯經又中途夭折。

雖然，侯景禮請師返回台城受供養，但值此兵荒馬亂，佛法難以重振，師也不能有多大作為。

至梁元帝即位，為承聖元年（552），師住正觀寺（位於南京），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譯“金光明經”。

承聖三年，師曾往豫章（江西南昌）、新吳（江西奉新）等地弘揚佛法。

後隨太保（官名）蕭勃，越過大庾嶺，到了嶺南一帶，翻譯了“無上依經”。

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師再度來到豫章，沒多久，又轉往晉安（福建晉江）。

在這一段動盪不安的歲月裡，師輾轉遊化於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福建等地，棲無定所，卻仍隨緣翻譯經典和宣說佛法，甚至撰述疏文解釋經論法義。

雖沒有國家支持的譯場，也沒有譯經事業應具備的龐大組織，且處於漂泊的生涯中，師卻不曾中止他的譯經本懷，師為法流傳的精神值得佛弟子們學習。

師在中國翻譯不少經論，但不如他所預期的理想，他覺得此地道缺情離，本意難伸，不禁慨歎弘法非時，更觀察機緣，於是準備去楞伽修國（斯里蘭卡）。

然而僧俗二眾虔誠挽留，師乃暫時居於廣東一帶，與梁朝的遺老們，重新修訂原先所翻經論。

遇有文旨乖背者，即予以修潤、訂正，使得文旨始末一貫、流暢通順。

陳文帝天嘉二年（561），師飄泊異鄉的心情，更增悲切，於是乘小船到梁安郡（廣東惠陽一帶）準備換大船返回印度。

學徒聞訊而來，懇請留下，於是暫且住在海邊，伺機西返。

天嘉三年九月，師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毅然搭船西航，不料海上吹起狂風，把船吹回廣州。

師深刻體驗到業緣所繫，於是斷絕西歸的念頭，決心留在中土弘法利生。

當時，廣州刺史歐陽頠迎請師住制旨寺，為菩薩戒師，並請師譯經。

天嘉四年，師應慧愷等人之請，翻譯“廣義法門經”、〝唯識論〞等，僧宗、法准等遙聞師新譯經典，於是跋山涉水，不遠千里，來向師請益。

師十分欣悅，乃為他們翻譯〝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等。

翌年，又譯講〝俱舍論〞。

天嘉七年，師重新整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述法義。

陳廢帝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論〞終於完成，師又講〝攝大乘論〞一遍，翌年，翻譯〝律二十二明了論〞。

此時慧愷代替師為僧宗、道尼等二十餘人及其他學士七十餘人講解〝俱舍論〞。

六月間，師心生厭世，於是攀越南海郡的北山，準備捨命乘風而去。

慧愷得到消息，急忙趕到北山挽留，僧俗二眾亦紛紛前往勸阻，師才心回意轉。

時，僧宗、慧愷等欲請師回京師建業，不料京師一些權貴擔心師的到來會奪取他們的榮華，於是上奏皇帝：「南方所翻譯的經典，大都是宣揚無塵唯識的道理，其言論與國家治術相違背，會障蔽國風。

」因此，回京師的計劃，就無疾而終，而師在南方所譯的經典，也無法向北方流傳。

光大二年（568）八月，慧愷講〝俱舍論〞未及半部，竟然病逝，師為之大慟，惟恐〝攝大乘論〞、〝俱舍論〞從此無人弘傳，特別邀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使斷絕。

師並接著講“俱舍論”，但講到第五「惑品」時，也因病中止！於陳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世壽七十一。

弟子法海收集其文稿，編為部軸。

師平時生活嚴謹，衣食之奉，節儉知足。

弟子等受師的薰陶，也都勤奮學習，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篤實的學風。

師於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來中國，至陳宣帝太建元年（569）示寂，共二十三年。

師抱著極大的弘法熱忱，攜來二百四十夾梵文經典，如有國家的護持和助譯人才，全部譯成將高達二萬多巻；但時值紛亂的南北朝時代，使得師浪跡天涯，消耗大半的歲月。

然而，師隨地譯出的經典，仍為當時諸譯師所望塵莫及。

師所翻譯的經論記傳，共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卻只是所携來梵文經典的數夾而已。

師雖廣譯眾經，卻偏宗於〝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ㄝ故有攝論宗開祖之譽。

師六十歲以後，已漸善解華語，當時擔任筆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愷、法泰等，師晚年的譯事，慧愷是最得力的左右手。

師徒相處既久，情誼益篤。

師曾喟然長嘆再三，慧愷驚訝地問：「為什麼嘆氣呢？」師曰：「你們虔誠修學佛法，實在符合參與傳譯經典的條件。

只是我深深遺憾處在這不是弘法的時代，妨礙了我來弘法的本願。

」慧愷聽了悲傷不已，隨後聲淚俱下，跪而說道：「您秉持大法，從西方遙遠來中國，眾生尚未領受法益，怎能讓佛法埋沒呢？」師以手指向西北方說：「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我們死後，佛法定會弘揚光大，只是我們不能親睹盛況，所以才嘆息。

」 師所傳之學，在梁、陳二代並不顯著，但師圓寂後，諸弟子極力在各地宣揚。

從廣州延至閩、越，漸至九江、建業等處，到了隋代和初唐，師的學說更盛行一時，尤其“俱舍論”和“攝大乘論”，已蔚為當時的大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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