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公共電視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

花岡一郎先割斷妻兒的喉管再切腹自殺，二郎則與家族以泰雅族傳統上吊方式自殺，整個家族都吊在一棵大樹上，當日軍發現時無不動容震撼。

事後有人質疑這是日本人刻意偽造的 ... ｜還原歷史真相｜‧｜霧社事件七十三週年回顧｜ 族群認同．在血腥回憶中飄盪文／江冠明 風，挑起片片緋櫻，卻始終吹不清七十多年前遺留於霧社山區的那段歷史謎團。

而真相如誘人的果實，吸引後人不斷踏入追尋的行列，以報導文學、以漫畫、甚至於電視戲劇，企圖描繪思索出歷史的具體面貌。

一個月前，霧社事件剛剛屆滿七十三週年，如今再度回顧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花岡二郎等等這些姓名和故事，除了溯及過往，更為了接續我們對歷史的探索。

◆一郎二郎　為何殊途同歸？ 霧社事件在當年引起很多的爭議與猜測，事件發生時，有媒體記者誤以受過高等教育的花岡一郎（達基斯／荷歌社人），是霧社事件的陰謀者。

因為只有像他這樣高級知識份子，才能發動如此具有龐大規模與震撼性的慘烈戰役，因此批評他背叛日本人刻意栽培養育之恩。

後來發現，事件發生後沒多久，他和同樣身份的花岡二郎分別切腹與上吊自殺。

這對兄弟留下遺言：「花岡二人非離開世上不可，蕃人的出役太多，竟然造成如此情勢......昭和五年十月廿七日上午九點」，推算戰役時間，幾乎在事發不到幾個小時，兩人分別與家族一起自裁。

花岡一郎先割斷妻兒的喉管再切腹自殺，二郎則與家族以泰雅族傳統上吊方式自殺，整個家族都吊在一棵大樹上，當日軍發現時無不動容震撼。

事後有人質疑這是日本人刻意偽造的自殺場景，因為發現花岡一郎的遺書，除了書寫在牆壁上的字跡，還有遺書遺留在現場。

不過，根據口述歷史，花岡一郎在事件前一夜彈琴時，出現手發抖的現象，還有，照理他應該帶學生參加祭典，卻沒有帶學生參加，加上他屢次與上司爭執後調離馬赫坡轉任波阿倫，這些種種跡象顯示，他事先已經知悉事件。

問題是花岡一郎的立場和判斷為何？也許他知道大勢已定，只有靜靜地等待事件發生，讓命運來決定一切。

參與事件者也是當年把莫那魯道從台大爭取回鄉入葬的關鍵人的後裔、現任霧社農會總幹事邱建堂說：「我從許多口述歷史，推測他當時已經知道，為什麼他沒有通報日本人，也沒有出面阻止？這是很值得我們深入去思考的問題。

」 ◆莫那魯道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霧社事件的起因，推斷是來自太多的勞役，以及當地日警過度壓迫所造成；還有人際關係的種種摩擦，日警以政治婚姻娶泰雅族頭目女兒或親人，而後又遺棄妻兒，造成部落種種積怨。

該事件之慘烈，引起當時各界的爭議與討論，經過數十年的遺忘，一九九○年十月廿五日邱若龍在文史研究者鄧相揚的鼓勵下，繪出第一本《霧社事件》漫畫書，該書所引用考據相當完備翔實，幾乎是在鉅細靡遺的情境下，將霧社事件的來龍去脈勾勒得清清楚楚。

當時，邱若龍遊走在泰雅族部落間長達五年以上，對於各個部落的黥面紋路和織布紋路，他一眼可辨。

在鄧相揚不斷催促鼓勵之下，邱若龍花費五年時間才完成漫畫書，該書已被翻譯成日文版。

馬赫坡的巴萬達那哈稱邱是「原住民的俠客」，巴萬稱許他的書是「挖掘被遺忘的英雄人物之事蹟......要告訴原住民，在這混沌不堪的時代裡，去彰顯發揚莫那魯道的精神。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 鄧相揚以一個民間學者，投入數十年的心力默默追蹤霧社的史蹟，一九九八年出版《霧社事件》與《霧重雲深︱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族家庭故事》（獲得第十六屆時報報導文學獎），二○○○年《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這些書籍，最令人震撼的是鄧相揚追蹤到劫後餘生的家族故事，且挑戰日本人與泰雅族婚生子女的家族故事，這些事件的後裔夾雜在文化認同與血緣認同的矛盾中，有些當事人願意走出陰影面對歷史，重新詮釋自己的生命故事，但也有人躲在陰影不願意面對。

◆凝視閱讀　鄧相揚著作論真相 鄧相揚的書中有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這是他多年的苦心收藏，有許多照片是報導人林光明、高彩雲、井上、林木徹交給他的。

這些報導人相信鄧相揚，願意把生命故事和歷史影像交給他，相對這也帶給鄧相揚沈重的歷史使命感。

未料，《霧重雲深》出版後，竟然引發霧社事件某位後裔上法院告鄧相揚誹謗，因為該當事人不願面對具有原住民血緣的事實，認為會影響他的社會地位。

這帶給鄧相揚沈重的打擊，然而另一方面，也有相關後裔站出來為他辯護，令他感動莫名。

鄧相揚事後表示，這反映台灣歷史的宿命，究竟有多少人能夠超越血緣認同呢？ 凝視、閱讀前述三件鄧相揚的霧社著作，會感受強烈的震撼力，有一種難以言盡的歷史悲情漫漫流過眼前。

回顧霧社歷史文獻，從一九三一年小石駒吉、五十嵐石松寫《霧社事件實記》，同年總督府出版《霧社事件的顛末》，相繼，江川博通、山邊健太郎、戴國輝、高永清、見上保等等寫過霧社事件，許介鱗也編過《證言．霧社事件》，被日本人認為理蕃的模範村霧社，為何會發生如此慘烈的事件，最後竟迫使當時總督下台辭職謝罪，還衝擊改變了日後日本政府的理蕃制度？ 其實，從政治人權來看，台灣今天有必要重新研究與檢討霧社事件，還有原民會、原住民立委和知識菁英更應該反省自己的作為，有多少人能夠像花岡一郎花岡二郎面對「大義自裁」，或是如走向悲劇的六個部落族人面對祖靈文化，坦蕩蕩無愧於千秋萬世？ ◆目睹事件　慘烈二字不足形容 雖然外界非議霧社事件中泰雅族賽德克族人的獵首行為，但是，當日本人看見數百族人上吊，有些家族全吊在一棵樹幾乎把樹壓垮的情景，還有遇見泰雅人奮不顧身、壯烈地衝向火線肉搏的景象，對泰雅式的悲壯無不肅然起敬。

一九九一年筆者追隨邱若龍的腳步，進入霧社與清流探訪參與事件的遺老，他們僅剩隻言片語。

經過二次霧社事件的震撼，以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國民黨對復興鄉泰雅族與阿里山鄒族的整肅殺戮，更造成所有山地部落對歷史的集體選擇性遺忘。

現在從事霧社文史調查的邱建堂和郭明正，都是出生於戰後，兩個人都是高中之後才耳聞霧社事件，進而步步追查，他們發現部落的人都不願意多談。

這些傳聞透過當事人，現已成為田野的口述傳說，仔細反思，霧社事件不是「慘烈」二字足以形容。

閱讀邱若龍與鄧相揚的書，裡面有多少沒有名字的英雄烈士，多少記憶如那些被獵首的頭顱睜開雙眼，落在地上依舊凝視遠方。

在哈本溪戰役中，不同部落的泰雅族人相互殺戮，那是血腥還是聖戰呢？有多少人了解在戰役中，每個獵首的戰士一邊作戰一邊在額頭黥面，它的意義是什麼？當日本人詢問投降者和婦女一句「為什麼？」時，許多人的回答是：「Gaya！」。

Gaya的意義是泰雅族的文化生命禮儀，一個男子的成年禮是獵首，部落有糾紛也是依照Gaya獵首來仲裁，其實Gaya相當於現代的法律，對於泰雅族人而言，Gaya包括部落種種風俗禮儀，是法律是紀律也是禁忌。

現代人很難去理解，泰雅人為何以獵首形式來反抗，或許今天可以用「文化認同」來詮釋。

◆出草行為象徵文化認同有異 霧社事件反抗者砍掉日本人的頭顱，同樣霧社二次事件中，親日蕃也是用砍頭的方式，包括刻意縱容的日本人也是暗中授意可以「砍頭！Gaya！」。

日本理蕃後，強烈禁止部落獵頭儀式，不准黥面，種種壓迫導致泰雅文化祭儀開始瓦解。

霧社事件裡日本人成為「Gaya」的對象，莫那魯道各頭目下令對日本人出草，是事件中值得注意的重點。

兩個被誤殺漢人據傳是穿日本服，很清楚這是「文化認同」的戰爭。

二○○○年鄧相揚以〈Gaya與霧社事件〉試圖提出新的見解，寫在前衛出版的《霧社事件》書中。

霧社事件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所有台灣的歷史事件，尤其是喜歡以「忠奸二分」論調的中國人或台灣人，更難以理解。

令人佩服的是，鄧相揚和邱若龍毅然挑戰歷史深處最難以言盡的曖昧，他們深入田野調查，讓目擊者說出歷史真相，以及他們的肺腑之情。

霧社事件的悲劇性，若從文學角度來看，遠遠超過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傳聞莫那魯道在馬赫坡的最後工寮，親自槍殺孫子和命令家人上吊；傳聞花岡二郎在一旁等待，花岡一郎以日本切腹禮儀完成後，再以武士道斷頭。

為什麼花岡一郎堅持用日本武士道，這是「文化統戰」的策略嗎？花岡一郎是臣服於日本文化？還是他想用日本武士道來征服日本人的文化呢？花岡一郎的死是別有用心的，問題是今天台灣人有幾個能夠深刻地去反省花岡一郎切腹的悲劇文學意涵呢？ 又傳聞，花岡二郎在花岡一郎死後，一個人回到家人集體上吊的地方，自己穿著日本羽織服外披賽德克服，腰配賽德克蕃刀，跟隨家人一起上吊自殺。

為什麼花岡二郎穿日本服再披賽德克服，這裡面的隱喻是什麼？腰間不是武士刀而是蕃刀，這又象徵什麼？他選擇賽德克在樹上吊的形式，為何他沒有走花岡一郎的路？傳聞中，他們討論過最後的死亡佈局，就為了讓後世反省、沈思與困惑。

花岡二郎的妻子高彩雲看見自殺的場景時，她說：「他一定有很多話要說？」他們的死想要告訴後人什麼話呢？ 邱若龍與鄧相揚的霧社事件書籍，只是一個序幕，讓台灣有機會去認識霧社事件，去理解霧社事件的意義與真相。

希望霧社事件的後裔，能夠出來書寫更多的觀點、詮釋更多的角度，因為整個事件過程發生太快，許多決定是那麼急促，是那麼本能率直地反映生命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