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與迷惘 台灣轉型正義的追尋」演講紀實

這場演講為〈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的第二場次，演講當天出席相當踴躍，總共約120位聽眾蒞臨演講現場，亦有多位國內學者、NGO工作者、政治 ...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NewTaiwanPeaceFoundation 跳至內容 ←「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三）：告密者、我和我的監控檔案 歷史上的今天：教育家林茂生紀念日→ 「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二）：「失落與迷惘──台灣轉型正義的追尋」演講紀實 發表於2022-03-09由whitecrow 2022年2月26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應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邀請，以〈失落與迷惘：台灣轉型正義的追尋〉為題進行演講，並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副董事長王美琇擔任主持人。

這場演講為〈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的第二場次，演講當天出席相當踴躍，總共約120位聽眾蒞臨演講現場，亦有多位國內學者、NGO工作者、政治受難者參與討論。

中研院社會所吳乃德研究員發表〈失落與追尋：台灣準型正義的追尋〉專題演講。

王美琇：轉型正義政府做不夠，民間更不能鬆懈 王美琇於開場時表示，還原歷史真相、對加害者究責、對受害者補償等轉型正義工作，蔡英文政府執政近六年，並沒有處理得很好。

王美琇慷慨地說道：如果大家都知道二二八事件的背後元兇是蔣介石先生、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逮補政治犯的元兇是蔣經國先生，那蔣萬安先生還敢出來選舉嗎？蔣萬安有為家族的過往道歉嗎？ 王美琇強調，還原歷史真相要加快腳步，因為，歷史記憶攸關整個民族的記憶。

有民族的記憶，才知道做台灣人的意義和驕傲。

現在政府轉型正義工作做不好，民間仍要不斷的還原歷史真相、說故事，並公諸於眾。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王美琇副董事開場致詞。

吳乃德：轉型正義牽涉複雜倫理和政治議題，沒有想像中容易 吳乃德一開始便指出，大家都以為做轉型正義很簡單，都以為自己會做。

事實上，轉型正義除了法律之外，還牽涉複雜的倫理和政治議題，既不好做，也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

而且，每一個國家都很獨特，民主化的過程皆不一樣，沒辦法直接挪用別人的經驗套用在台灣。

吳乃德說，大家熟悉的轉型正義概念包含三個重點議題：揭露真相、補償和究責。

但其實每一個議題都很麻煩。

這一場演講的目標是要提供聽眾一些背景，讓大家一起想想看該怎麼做比較好。

轉型正義工作應盡力保持中立 吳乃德說，無論轉型正義工作怎麼小心的執行，總沒辦法避免對曾經參與威權政權的人士造成傷害。

基於將不必要的傷害降至最小化的原則，轉型正義主責機關，要無所不用其極的保持政黨中立。

南非當初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時候，委員徵集作業廣邀社會各界參與，提出初步的299人名單之後，還要一一面談、篩選，確保委員會組成不會太偏頗、政黨性太強。

最後再由17位委員中，選出大家熟悉的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DesmondMpiloTutu）擔任主席，副主席則是由一個白人國會議員、也是非洲南部衛理公會的會長博雷內（AlexanderLionelBoraine）。

上述兩者都是具有聲望的宗教領袖。

其他委員有的是人權律師、也有的是社工，他認為這樣的組成比較不容易發生類似台灣的「東廠事件」。

吳乃德說，謹慎處理轉型正義組織的委員薪水來源，也是保持中立的重要一環。

屠圖主教的薪水是由教會提供，博雷內的薪水則是由企業捐贈。

儘管如此，博雷內任內仍調查了很多企業的轉型正義問題，企業家們因此很氣憤他過河拆橋的行徑。

吳乃德認為，轉型正義組織的委員不領政府的薪水，是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

反觀台灣就相對麻煩，因為教授們如果借調去促轉會，如果不依照公務人員的標準給付薪水，就完全沒有收入。

不過這一個問題並不難解，只要來做轉型正義的教授的薪水不要超過原本在大學的薪水即可。

吳乃德也說，轉型正義工程本質上是歷史法庭，因此受害者不太適合當陪審員。

轉型正義的機構必須不斷表態，讓社會肯認其獨立自主的特性。

以南非為例，屠圖主教就曾經威脅辭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因為曼德拉(NelsonRolihlahlaMandela)不願意處理所屬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內部問題，包括謀殺白人、性侵害事件等。

界定「受害者」、「加害者」有其困難 吳乃德說，受害者看似容易辨別，可是在台灣卻有一個問題：很多白色恐怖被槍斃的人是共產黨員。

1948年共產黨內部的會議甚至說要加速在台灣吸收共產黨員，並成立武裝基地，例如鹿窟就是一例。

這一些人算是受害者嗎？立法院在討論二二八事件賠償問題的時候，國防部的代表主張，賠償曾經的共產黨員不是正義，因為他們要推翻中華民國！ 但事實上，歷史總是不單純。

台灣的共產黨地下黨員組成的樣貌很多樣，有領導者、有糊塗加入者、有具有社會抱負的、有文盲搞不清楚狀況者。

是不是所有人都算是受害者？我們現在還沒有答案。

所以台灣目前的方式是一律提供補償，除非當初被逮捕的時候持有武器，明確以武力顛覆政府。

針對公務員奉命執行任務，吳乃德以侯友宜為例，當年侯奉命帶隊攻堅雜誌社，事前情資顯示會有激烈抵抗，但是侯友宜還是下令強攻，導致鄭南榕自焚，侯友宜是否思考過攻堅的後果？這涉及到道德爭議。

吳乃德提到，針對加害者如何究責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加害者應該被究責，因為他們期待威權時期的公務員有能力根據自己的良心，反對上級的命令，不造成傷害。

可是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如果期待公務員根據自己的良心反抗上級命令，會造成國家運作上的混亂，例如，當解放軍攻過來台灣的時候，如果負責動員的公務員是反戰主義者，害怕死傷慘重而不願意認真動員，那怎麼辦？ 吳乃德也拋出提問邀請大家共同思考，我們如何看待服從命令，不反抗統治者意志的公務員？例如，該如何評價那些只是坐在辦公室處理猶太人大屠殺相關行政事務，而未直接參加屠殺的公務員？吳乃德認為，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需要社會共同思辯、反省後才能凝聚共識。

線民爭議與檔案開放的風險 吳乃德接著以東德為例，希望針對近期爭執不休的「線民」問題，給予聽眾一些參考的思考方向。

他指出，儘管東德秘密警察製作的監控檔案數量龐大，但檔案開放以後，約有100萬人申請查閱，卻只有40多萬人有查詢到自己的檔案。

另外，如果發現自己的親人就是線民，那又怎麼辦？於是後來德國政府就宣傳，呼籲民眾不要再來看檔案。

吳乃德進一步探問：線民真的是加害人嗎？他們有直接讓人受害嗎？他指出，監控行為並不正當，但也有人認為，被監控充其量只是人的情感受傷，卻不一定真的傷害到人。

吳乃德指出，我們或許可以評價「線民」是一個協力者，但不是一個加害者。

吳乃德說，不只是台灣面對「線民」的議題。

波蘭在民主化過程中，波蘭共產黨就有一個核心人士警告民主派，最好不要動檔案的主意，因為，過去的線民，都是現在的民主派的人。

後來不出所料，波蘭國會共有六十一個民主派議員是線民。

另外，也有波蘭的歷史學者看過線民監控檔案，看了之後，還是說不要公開比較好，因為曾經的線民都是現在的民主派人士。

吳乃德也說，台灣有一些歷史學者主張全部開放檔案，他懷疑這一些學者是不是沒有看過檔案，不清楚這一些檔案的真確性，也不知道開放之後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他舉例，有一份檔案的內容為調查局和文工會審查黨外雜誌的會議紀錄，結果竟然紀錄了該黨外雜誌的編撰成員與他人租屋幽會。

檔案公開之後，檔案內容被太太發現，造成夫妻不睦。

諷刺的是，當初主持那一場會議的警備總部將軍，似乎還比較在乎隱私，痛罵這一種私生活的事情不應該紀錄。

吳乃德表示，有一些人說：「有真相才能和解」；實際上，當你知道真相之後，又和解了什麼？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和解」的概念模糊，實踐也很困難 吳乃德說，有一些人主張必須紀念蔣經國，因為可以達成和解的功效。

他質疑，當我們說「和解」的時候，我們背後的意思是什麼？和解是一個很高尚的概念，沒有人敢反對，但是誰跟誰要和解？什麼狀態才算和解？如何個和解法？這一些問題都沒有人仔細談論。

他說，有十幾個國家負責轉型正義工作的機構名稱都有「和解」一詞，但後來「和解」一詞漸漸被移除，原因在於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和解，以及如何和解。

吳乃德說，有一些人主張，政治上沒有和解，只有互相容忍。

另外一些人提出對於「和解」的定義，是「和過去的敵人一起生活的狀態，不一定要愛他們，但至少可以共存」。

如果根據上述定義，他認為台灣某種程度上已經「和解」。

吳乃德也對紀念碑的設置作出評價。

他說，中正紀念堂、七海官邸都是廣義上的紀念碑，而設置紀念碑的舉措就是為了政治上的目標，為了鞏固否些價值或政治意涵。

例如美國南方有700多座李將軍(RobertEdwardLee)銅像，其中有許多是內戰後由白人設立，其目的是為了提倡白人至上主義。

他感嘆道，堅持要設置紀念碑的人，為什麼無法體認台灣人對蔣介石和蔣經國有著衝突的情感？無法體會威權時期受害者及家屬的心情？有中正紀念堂存在，如今又有七海園區，社會大眾勢必會繼續爭執下去。

未來的轉型正義工作首重「對話」 吳乃德最後總結道，轉型正義是一個不斷對話的過程，不是一個人跑出來說了什麼，一個團體組織做了什麼就結束了。

在促轉會的任務即將告一段落之際，吳乃德主張，未來最重要的工作是「對話」，檔案管理、開放的問題只是其次。

他說，針對所謂威權時期的那一段歷史，不同意見方從來沒有真正對話過，總是各說各話。

他心目中真正的對話，不只是各自寫文章表述自己的意見，而是兩方可以坐下來面對面，針對彼此的提問好好回答。

如果真有這種對話機會，他想要問藍營人士，你們也承認二二八事件有人死傷，那你們要如何面對受害者家屬？ 吳乃德說，轉型正義推動至今，至少目前的共識是監控朋友和親人很不對。

但他又說，身為一個曾經的被監控者，他會說至少自己現在活得很好。

他說，促轉會曾經有邀請他去看檔案，但他不想看。

因為當初很多線民都是年輕人，各有不同的動機而成為線民，不過那些人現在一定都很後悔。

不過他一再強調，這是他個人的想法，很多人可能不這麼想。

當不同人對威權統治時期的評價有分歧時，又該怎麼辦？吳乃德認為，一個社會要形成共識很難，尤其涉及認同；只是，面對不同認同的人，最好仍能保持互相尊重，避免互相刺激。

相較於過往，吳乃德老師此次演講著重於反省和解的意義和指出對話的重要性，有一些聽眾並不見得能完全接受這樣的觀點。

不過就如同吳乃德老師所言，轉型正義工作是一個不斷對話的過程。

或許，他正就在示範，一個對話的過程如何具體實踐。

吳乃德老師與現場聽眾對談。

人權工作者艾琳達女士現場提問，發表對轉型正義的看法。

政治受難者林樹枝前輩現場提問。

吳乃德老師與聽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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