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陪伴不再是甜蜜的負荷憂鬱症照顧者的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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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內對憂鬱症的意識逐漸抬頭,陪在患者身邊的照顧者面臨的心理拉鋸 ... 管理服務即涵蓋患者家屬的個別諮商、家庭治療等,也會開設家屬支持團體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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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近年國內對憂鬱症的意識逐漸抬頭,陪在患者身邊的照顧者面臨的心理拉鋸及其需求也逐漸浮出檯面。
圖為陪伴者情境示意。
圖/林琮恩攝
【專題記者傅有萱、王薇妮、林琮恩綜合報導】「身為一個(憂鬱症)照顧者,經過三年我不知不覺因為壓力過大,而自律神經失調。
」2019年底,知名YouTuber理科太太發布了影片,表明因老公受憂鬱症所苦,自己的生心理狀態亦欠佳,將暫停拍攝影片靜養一年。
事實上,在台灣關於憂鬱症的討論不曾止息,然而相較患者本身,像理科太太這樣的「照顧者」卻鮮少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而他們在照顧患者過程中承受的負面影響也較難受到正視。
「Asusual」可以嗎?陪伴者的戒慎恐懼如何解套?
日前,藝人吳宗憲於節目中發表關於憂鬱症的言論,認為患者的發病原因僅為對現況感到「不知足」。
此話一出立刻引發社會輿論,對此理科太太也發文回應表示,許多人在規勸患者「要知足、想開點」的同時,卻忽略了他們是因為生理因素而無法想開。
「會得憂鬱症絕對不是因為不知足。
」就讀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的陳怡靜無奈地說道。
即將升上大二的那年暑假,陳怡靜因失眠問題,在男友孫培剛的建議下就診,卻意外得知自己罹患憂鬱症。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打亂了她的生活步調,由於擔心自己給男友添麻煩,陳怡靜甚至產生了分手的念頭,「我還要繼續跟他在一起嗎?這好像就是在拖累他。
」
得知女友罹患憂鬱症後,沒有任何相關經驗的孫培剛,開始蒐集資料並試著調適心態。
他提到,雖然大家都對「憂鬱症」略有了解,但當真實發生於自己的生活圈時,卻不是人人都能體諒患者及照顧者。
「其他人知道女友的情況後就常問我有沒有花時間陪伴她、跟她吃飯等等。
」但孫培剛認為,知悉患者的情況後,人際圈中的朋友皆可以是照顧者,能適時給予患者能量,「我們都在同樣的位置。
」
面對女友的情況,孫培剛並無更動原先的相處模式,「不要把他們當患者,當一般人對待就好。
」他認為現代社會中人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憂鬱症傾向,因此不必過度反應。
且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他透過網路瞭解到,照顧憂鬱症患者時「Asusual(一如往常)」的對待是關鍵。
然而他也表示自己仍會受到女友狀態影響,因此常需要檢視並調適自身心理狀態,「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若有一天撐不住了,我也會去尋求醫生的幫助。
」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坦言,對照顧者來說,長久地維持原況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照顧者最後要不就是跟著陷下去、要不就是與患者漸行漸遠。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也建議,一如往常的陪伴雖是基本的照護模式,但若要讓患者更快地回到生活常態,則需要觀察他們整體的生活環境並從中慢慢找到待改善之處,「慢慢地往前是對的,但不能一直Asusual,否則會困在同樣的困境中。
」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建議照顧者多方觀察患者,適時並適當的協助照顧者回歸生活常態。
圖/林琮恩攝
受傷的療癒者患者與照顧者的角色轉換
「我們學了一堆理論、學會怎麼聽別人講話,但在家裡時卻不一定會是這樣的角色。
我還是會覺得家人很煩、希望他們不要跟我講話。
」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邱俊穎坦言,因就讀科系被賦予的社會期待,讓他在身兼照顧者與患者的雙重身分下有些壓力。
兩年前,母親突然向家人吐露輕生念頭,幾經溝通與勸導後邱俊穎與家人陪同母親就診,確定母親罹患憂鬱症。
初面對母親的病狀,邱俊穎也措手不及,「媽媽較常和我姊姊傾訴,讓我其實有些自責。
我想是不是我平常沒有建立好和他的關係,他才會連想自殺的想法都沒跟我說?」
升上大二前的暑假,邱俊穎也罹患憂鬱症,但並未讓家人知情。
在他陷入嚴重低潮時,母親亦同時發病,兩人時因小事產生衝突。
母親甚至有時候會說出「這麼辛苦要不要死一死算了」等言論,「因為當時我也處在同樣難熬的狀態下,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安撫他」。
心理輔導相關科系的包袱,也讓邱俊穎感到自責,「我明明是學習這些的,卻連家人遇到的事都沒辦法處理好。
」
在邱俊穎回復良好狀態後,則盡可能時常陪伴母親聊天、聽他分享內心想法與情緒、載他去看診等等。
對邱俊穎而言,身為患者兼照顧者帶給他不少幫助,「正因為我也經歷過,所以更能理解憂鬱是怎麼一回事。
」
挽起袖子,邱俊穎手腕內的刺青字樣「Woundedhealer(受傷的療癒者)」一詞來自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GustavJung),代表著能夠治癒別人的人自己必定也受過傷。
這是他送給自己的20歲生日禮物,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我提醒自己要好好處理自己的傷口,並與傷口並存。
」 圖/林琮恩攝
撥去烏雲的那雙手醫療協助憂鬱症家庭重回日常
其實,像邱俊穎這樣照顧者同時也身為患者的例子並不罕見。
方俊凱說明,一般到診的患者是家庭中憂鬱症程度最嚴重者,而其他家人也常出現焦慮或是適應障礙等問題,只是病徵較不嚴重。
因此他在診斷個案後也會詢問家屬是否也需要接受治療。
方俊凱舉例,曾有患者前來看診後,幾年內全家人都陸陸續續開始接受診療,「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家庭很可憐,但我認為能一起互相扶持、慢慢回復相對穩定的家庭狀態是很好的。
」在醫療系統介入後,此個案家庭中近20年的愁雲慘霧才得以消散。
由此不難發現,憂鬱症照顧者的所承受的情緒壓力極大,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長余春娣過去的論文中也提到,與憂鬱症患者共同生活者,其實也是罹患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等情感性疾患的高危險群。
台大的「OVERBLUE跨越憂鬱」團隊以憂鬱症照顧者為主要關懷對象,團隊共同發起人邱子瑜說:「照顧者群體的需求相對比較隱性,在社會上的曝光度也較患者本身來得低。
」
邱子瑜以友人及自身作為憂鬱症照顧者的經歷,陳述照顧者身為親密伴侶時面臨的心理漩渦。
他表示,為了陪伴身為患者的親密伴侶,照顧者時常需要犧牲額外時間,無法盡情從事自身興趣或紓壓活動,伴隨不斷發生的爭吵,常讓照顧者產生矛盾。
「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到底讓他變更好還是變更差。
」他吐露,他們曾在與患者衝突後產生「為什麼要活得這麼累」的念頭,加上社交圈中輿論對於照顧者的種種要求,甚至使他們被指責為加深患者低落情緒的原因。
這使照顧者陷入很大的懷疑,「好像沒有人會真的去感謝你。
」
針對照顧者產生的自我懷疑,楊建銘說明,有許多案例中的照顧者都提出過相似的疑慮。
他說:「有的家長很愛自己的孩子,陪伴他、照顧他,希望他的憂鬱症快點好起來。
但後來家長會反過來想,會不會自己給孩子的壓力也是讓他憂鬱症惡化的原因之一?」在社會輿論的壓力底下,這些照顧者很可能因自我懷疑、自責、內疚等負面情緒,非但讓自己深陷痛苦的泥淖,也無法給予患者妥善的協助。
「許多憂鬱症患者的家庭中也有些長期問題,若家人也處在痛苦之中,讓一個痛苦的人去幫助另一個更痛苦的人,如此會讓家庭內部情況更加惡化。
」方俊凱提到,目前醫院的個案管理服務即涵蓋患者家屬的個別諮商、家庭治療等,也會開設家屬支持團體及相關講座,希望家屬藉由連結此類外部資源,促進整個家庭往更穩定的狀態發展。
「你沒那麼偉大」——給自己喘息機會照顧者亦能向外求援
楊建銘透露,照顧者總用盡全力希望將患者從憂鬱中拉出,卻無法輕易達到,最終常使自己也陷入低落,抑或開始疏遠患者。
「一方面要認知到患者生病了,另一方面要相信他們有能力好起來。
」若是自責情緒浮現時,楊建銘常以「你沒那麼偉大」這句話提醒照顧者,是疾病本身而非照顧者的言行使患者陷入低潮。
「那些一直陪在患者身邊的人,其實很值得給予掌聲,不過要注意的是,人在積極照顧別人的時候,往往會忘記自己的需要。
」方俊凱鼓勵照顧者,多加衡量自身心理狀態,並積極向醫療院所管道求助,也呼籲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有復原的力量與求援的權利。
隨著政府、非營利組織及醫療單位的倡導,憂鬱症相關議題漸漸被廣泛討論,除了導正大眾對於憂鬱症的錯誤認知外,也令其逐漸意識到這項疾病的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曾將憂鬱症列為2020年需重視的疾病第二名;此外,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光是在台灣就有約8.9%人口罹患憂鬱症,其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負擔嚴重程度之高,為所有疾病中名列第二。
而憂鬱症也是所有造成失能疾病的第一名,因此不僅是患者本身,他們身邊的家人、朋友、伴侶等照顧者也深受影響。
不同於其他疾病病患的照顧者,憂鬱症照顧者除了需要了解如何提供患者適當的協助外,更需要許多心理調適,才不致於受患者的情緒拉扯,或是照顧過程產生的自我懷疑而一同陷入憂鬱症的綑綁之中。
方俊凱引用《聖經》中「愛人如己」的概念提醒照顧者,「愛別人要像愛自己一樣,關鍵是要愛自己、保護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適當關注自己、不把焦點完全置放於患者身上,再進一步從旁協助患者,才是對患者、照顧者本身都有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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