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人格，改进社会_教育部

原标题：陶铸人格，改进社会. 刘云杉，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重点研究高等教育社会学和 ... 陶铸人格，改进社会 2020-11-1808:00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原标题：陶铸人格，改进社会 刘云杉，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重点研究高等教育社会学和微观教育社会学（教师与学生发展、课程与教学、学校文化与学校改革）。

出版专著《学校生活社会学》和《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教师角色演变》，合作出版著作一部。

获教育部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3）；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兼任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级研究院兼职教授等职。

原文刊载于《学堂兴师道立》，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四十不惑。

学科重建四十年之际，我们开始认真整理百年前学科创建时，先贤们的文字、著述与活动——开设的课程、培养的学生、创办的学社……如同侦探，在陈旧的报刊、各种散落的著作中找寻蛛丝马迹，再拼图一般尝试复原旧时的图景：曾为这个学科做过贡献，曾在这个学系工作过的有名或者无名的人物，我们都恭敬地把他们请回来，并列在“人物小传”中；编年记载的“大事记”，琐碎的小事与重要的大事，既被时间拉平，又诚实地镌刻着时间的厚度；我们试图重新进入当年的思考与论题，隔着岁月山河，有的论争虽中断，多数仍是今天的思虑。

四十年忙于开疆拓土，院史整理是一趟迟到的回乡之旅，在书写族谱中，在和先辈们朝夕相伴中，我们把心思沉静下来，洗净彼此脸上的尘埃，显露出陌生中明晰的相似——隐秘却明确的精神连带，学科基因顽强地传递。

展开全文 北京大学教育学科是危机催生的学问，有极强的家国情怀，既虑庙堂之高，更忧江湖之远：“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在国与家之间，在教与化之间，从哪入手呢？彼时的认识既宏阔又温情，如何培育健康正直的道德情感?移风易俗，天下皆新，天下方宁，然而风俗习惯的转变是缓慢的，用鼓吹、宣传、政治和法律的方法来推行，药力或者太浮，或者太猛，成效有限；强根固体，最根本的途径是教育，靠的是教育的持久绵力，靠的是教育向下用力、往深使劲。

1919年3月，以“增进平民智识、唤醒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成立，期望通过露天演讲的方法，实现教育普及与教育平等。

许德珩讲演“勤劳与知识”，希望劳动人民可以做有知识的劳动者。

1920年1月，北大平民夜校正式开学，以“增进平民普通知识、改良社会”为宗旨，主要面向失学儿童和成人，蔡元培校长还就此发表了演说。

陶孟和指出：“平民教育不只是劳动者的技能或是职业训练，而是能发展劳动者的精神，让劳动者体验到超出日常经验的文化生活，这才是劳动者尊严所在。

”他转引魏奇（EduardWeitsch）的话，提出劳动者对其从事的职业要有深远的眼光，“须以非常之精神，从事于故常之事业”。

教育根本，首重师资；办理学堂，首重师范。

师范何以重要？清季赴日本考察教育的官员发现，日本高等教育学校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虽于学理颇能胜任，往往不明教育原理，因而不能陶铸人格。

用今天的话来说，学历高未必能胜任教师专业，教师有其专业特质，如何进入教育原理、教育有何特殊的方法意识与学习途径？首推实地调查。

1921年8月，蒋梦麟等发起组织了“实际教育调查社”，取“从事实上调查，作实地的研究，以为实行改良的基础”之意。

1923年，北京高等教育访问社成立，其宗旨在“调查北京高等教育之详细状况，作精确的统计，以尽其研究教育之兴趣”，其方法在“通函京中各专门大学，请其裁答，或绘就表格，送请填写”。

其次强调参观考察。

参观之于教育，如同实验之于理化，同其重要，教育系可无实验，而不能不参观。

教育学系学生素有前往日本考察的前例，增长知识，以便借镜，大学学制、课程、图书馆、学术活动、青年思潮，均放在具体社会情势下做整体性的观与察、体与悟。

其三，办学实验。

研究教育不能仅是课堂听讲，或空探理论，所学不能与实际分离，知行相须，做中学，学且做，创设附属学校在教育系发展的不同时期皆为要事，既供师生之实验，亦为全国树立楷模。

教育是一门实践的技艺，人是教育的中心，教育不能目中无人——未来的教师需要选择心术纯正、成绩优良者，择人尤为重要；育人则在生活，师生奉行生活教育。

1935年北大试行导师制，教育学系先试行，师生之间相亲相近，性情相感相通，学业的熏陶、人格的涵养，皆在共同的教育生活中： 教育系为什么能这样活跃呢？第一，因为它有自己的学习团体——新教育社，这是在陶行知先生感召下产生的。

第二，它有自己的工作中心——实验学校，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每一位同学对教育的目的有充分的了解，他们知道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人民，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生活，他们知道，不仅是教育别人，并且也教育自己。

活泼的教育生活滋养了教育学人何种性情、何种精神？教育学人的心与教育实践是相通的，与社会生活是相通的。

恰如钱穆先生所言：“研究人文学科须时时向外通气，正须在万变日新的人生大社会中求新呼吸，正须面对人群当前的现实需要，把握人生当前现实问题，而使彼所研究这一项学科，不断有新生命，有新创辟。

”教育学系师生的论文，既能呼应宏大的教育危机，能通感社会痛痒关切处，他们思虑教育与生活的脱节，忧虑填鸭式的教学法，批评训育的分离、师生之间只是知识关系——有关切，才有思虑，也才有深究。

置身真实的教育情境，面对诸多问题，教育的学问从来不是只看书本，只看圣贤，鹦鹉学舌，照抄照搬，对实践不知不问，对民生冷暖不知或知而不问。

对此，钱穆先生曾经批评：“不知不问，是不智；知而不问，是不仁；不仁，是情感上的麻木，不智，是理智上的糊涂。

”教育的学问用平民的情怀、实践的技艺磨砺教育学人的品格，他们耳聪目明，既仁且智，通情达理，敬业乐群。

崇实的教育实践培植了教育研究何种学术品格？胡适在对杜威演讲的现场翻译中，夹带了不少自己的理解。

他指出，一切学术方法所得之渊源，不外三种：（一）古代相传而来者；（二）由先进各国抄袭而来者；（三）以自己心思脑力经验，用科学的精神、试验的态度研究而得之者。

前两项属于摹仿，皆有流弊，惟独第三项，绝无流弊。

因此，试验的态度、试验的方法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

试验表现为因地制宜，谨慎取舍，姜琦、邱椿在研究教育行政管理时，客观比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各自利弊，在授权专家与尊重民众之间，在委员会制与领袖制之间，因事因人谨慎权衡，绝对中央集权，绝对地方分权都不可能，应走“允执阙中”的道路，需要折中的办法；绝对信任专家与绝对信任民众都不可能，最好办法是保持“黄金的中度”。

如此判断与见识，今天仍让人信服。

以试验态度面对世事，在复杂的情势中权变，这是教育研究的理智与通透。

北大教育学科的底色是通。

在中西术语的“转译”、新旧话语的通融之间，学科不断确认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教育生活中，教与育是通的，师与生是通的，学术与实践是通的；面临共同的实践与问题，学人之间是相通的，学科之间也是相通的。

通即不隔、不肢解、不分裂，通即通融、通透与通达。

学科建设走到今天，在科学化、制度化中越来越细密、越来越抽象，在卷入评估指标竞争的舍本逐末中，这是我们格外需要警醒的：快速奔跑中不可遗忘教育、教育学、教育研究的本原！ 13.阎凤桥： 14.李曼丽：我在高教所学习的温暖回忆 15.文东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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