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曹操的形象——“英雄”與“奸雄”

《三國志》中，曹操是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還用相當數量的篇幅刻畫其細微舉動，通過曹操一句話，一件事來達到 ... MdEditor 歷史的塵埃：曹操的形象——“英雄”與“奸雄” 語言:CN/TW/HK 時間 2021-05-2816:42:42 豫鑑歷史 主題: 文化 “英雄”與“奸雄”——《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學內涵曹操的形象歷來為人們所爭議，尤其是三國文化熱持續升溫的今天，對於怎樣在新的時期評價曹操（這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新時期”一樣，雖然目的、意義、實質已大為不同）應當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本文無意於此重複。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英雄”也好，“奸雄”也好，曹操形象（此文指文學形象，含《三國志》及《三國演義》中的不同形象，有關問題下文詳述）之所以進入千家萬戶，自有其頑強的藝術生命力和不朽的美學價值。

本文的目的亦即是想從曹操形象的美學意義方面略陳固陋。

一、《三國志》作為文學作品對曹操形象美學價值的肯定——英雄的產生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在文人筆下主要是《三國志》的影響。

毫無疑問，《三國志》是一部史傳作品，但正如有人認為《史記》是一部歷史小說一樣，《三國志》也同樣具有文學作品的性質，或者說具有小說的因素，只不過，它是在完全依賴歷史真實的情況下，作者進行了文學加工。

周亮工在評《史記》中項羽被圍垓下、與虞姬唱和時說：“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即有作，有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①”。

其實，對於任何成功的史傳著作均可作如是觀。

所謂“筆補造化”，正是指作者對歷史人物言行的藝術加工。

《三國志》對曹操藝術形象的塑造，立足於史實，成功地描寫了曹操在動亂社會現實中體現出來的政治、軍事、文學等方面的聰明與才智，其寬廣的政治胸懷、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超乎世俗的治人用人韜略、傑出的文學創作成就，無不為後人所讚賞。

曹操所表現出來的這些特點，集中地體現了人類在與自然、社會的抗爭中頑強、不屈、美好的品質，換句話說，這些特點代表了人類最崇高、卓異、優秀的特徵，是“美”這一深刻內涵在“人”的行為中的凝聚與擴散。

人們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人性優點，這一優點，就象一輪迷離夢幻般的光環突然之間變成了屹立在自己面前的現實，給人們以無限的慰藉與力量。

就這一點來說，《三國志》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使人們相信，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人們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聰明才智戰勝來自自然的、社會的各種困難，最終取得成功。

陳壽對曹操智慧與才能的肯定，實現了對曹操英雄形象的塑造。

《三國志》中，曹操是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還用相當數量的篇幅刻畫其細微舉動，通過曹操一句話，一件事來達到肯定、頌場的藝術效果。

陳壽在為曹操作傳之始即說：“太祖如此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這幾句話，可以說是對曹操青少年時期的準確概括。

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來曹操性格複雜的預兆，從側面為下文叱吒風雲、權傾朝野作好了充分的鋪墊。

接著在平定黃巾起義後，曹操任濟南相，作者描寫了他將原來“長吏多阿附貴戚，髒汙狼藉”的混亂局面一變而為“郡界肅然”的政績，裴注引《魏書》亦評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另外，冀州刺史王芬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候，以告太祖，”但因“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這兩年事，足以說明，世人對曹操“未之奇也”只是暫時的。

獻帝初平元年（190年），討伐董卓時，曹操初步顯示出了其果敢、驍勇的性格，面對強大的敵人，儘管各路諸侯按兵不動，曹操仍孤軍奮戰，以至於人馬俱傷，狼狽逃去。

但他並未就此罷休，回到諸軍陣前，仍然不卻鋒芒，一面責讓眾軍，一面出謀劃策，試圖說服諸侯軍，力殺董卓。

曹操的這種不屈不撓的性格表現，一直貫穿於他一生當中，也正是因為他有這種頑強的意志、堅韌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才使他最終成為“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由“世人未之奇也”成為“世之奇人”。

顯然，曹操自身的才能、氣魄、力量、精神、氣質等等是形成曹操英雄形象的基本美學內涵，它們構成了曹操形象的基礎，成為曹操英雄形象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因素。

二、《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背景——“奸雄”的出現孫盛《異同雜語》雲：“太祖嘗問許子將（按許邵字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太祖大笑。

”湯用彤《讀人物誌》亦云：“《後漢書》言許子將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另外，《世說新語·識鑑》也說“曹公少時見喬玄，玄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

”這是將曹操視為“治世英雄，亂世奸雄”較早的材料。

其中劉邵的說法為世人所公認，而喬玄之說，在《世說新語》劉孝標註中已予以否認。

《三國演義》也直接取用了劉邵的話。

總之，不管怎樣，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一說由來已久，據史料，它也為曹操所接受，曹操聽後竟“為之大悅”②、“大笑③”。

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蓋曹操素以創業自任也”。

④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無論古今，“奸雄”二字，無非有兩個含義：所謂“雄”，指英雄，其義甚易理解。

而所謂“奸”，則應結合曹操的思想、行為及表現來理解。

曹操聽了別人稱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興，正是因為他沒有把這句話視為對自己的貶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計謀、智慧、權變，並決心以此來發揮自己的特長，在亂世中一顯身手。

其實，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敗不具備這種“奸才”的劉備、孫權，也正是靠使用這種手段。

如果客觀、歷史地看問題，那麼，這些手段的使用，無非是“適者生存”而已，並不像後世“臉譜化”的戲曲舞臺上所展示的那麼陰險、毒辣、殘酷、卑劣。

當然，曹操所採取的手段，有時頗為殘忍，但是，作為封建軍閥，作為在亂世中奪取權利的領袖，有誰能避免得了這種殘忍？劉備、孫權是否自始至終是以“仁義”來奪取蜀漢與東吳統治地位的？恐怕都離不開殺戮。

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他們都屬於爭權奪利的軍閥，其中只能是智者勝，勇者勝，得人心者勝！其實，從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作用看，曹操都遠遠超過劉備、孫權。

這樣的曹操，我們怎能以臉譜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曹操由歷史走上舞臺（指臉譜化的戲曲藝術），並作為“白臉奸臣”而家喻戶曉，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影響，再加上毛綸、毛宗崗父子的評點，曹操的臉譜化迅速固定。

儘管《三國演義》及毛評之前已有不少擁劉反曹的觀點，但是，那僅僅是出於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關鍵所在也僅是應該尊誰為正統的問題，並沒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變。

雖然反對他，仍然把他作為一個英雄（或者說是歷史上的“奸雄”）來看的，如典型的習鑿齒的觀點：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晉）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肯俯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晉書·習鑿齒傳》）顯然，習鑿齒是欲讓晉承漢祧，擁劉反曹。

其他如朱熹等反對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對曹操本人，而是反對以魏為正統。

說透了，這是一種社會需要、政治需求。

但到了《三國演義》，尤其是毛宗崗的評點，情況則大不相同。

毛宗崗在評點中，對曹操大加撻伐，稱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並把他與諸葛亮“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關羽“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相對照，其目的顯而易見。

就小說美學來說，毛宗崗無論對關羽、諸葛亮，還是對曹操的評點，在人物的美學方面的成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但問題在於，就曹操本人來說，他卻使曹操的形象大為改觀。

評點中，毛宗崗不斷以各種語言攻擊曹操。

如在小說中曹操聽了劉邵的話，不怒而喜之後，毛評道：“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懷好意。

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

”曹操馬踏麥田，割發代首，毛評道：曹操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諸侯，又借諸侯以攻諸侯。

至於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亦可借，欲申軍令，則自己之發亦可借。

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毛宗崗之語均引自毛宗崗評點本《三國演義》，下同。

）赤壁大戰之後，曹操痛哭郭嘉，認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

”毛評道：曹操前哭典韋而後哭郭嘉，哭雖同，而所以哭則異；哭典韋之哭所以感眾將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眾謀士也。

前之哭勝似賞，後之哭勝似罰。

不謂奸雄眼淚既可作錢帛用，又可作挺杖用。

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愛。

毛宗崗的這些點評，是使曹操成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後的戲曲舞臺競相把曹操固定為“白臉”而使之臉譜化，漸漸由正面歷史人物演變為舞臺反面角色，這已離開了歷史真實。

三、“英雄”與“奸雄”作為文學形象的合理性與統一性曹操的形象，不論作為英雄，抑或是奸雄，都符合“真實”二字，《三國志》使之成為英雄，符合歷史真實，《三國演義》又使其變成奸雄，則符合藝術真實。

從文學角度看，英雄與奸雄儘管有種種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藝術形象；從文藝美學方面看，又都是美的，都真實地反映了生活，給人以啟迪，給人以智慧，有效地體現了社會意義。

《三國志》的作者用極其詳實的歷史資料，通過文學加工，塑造出了真實飽滿、栩栩如生的歷史英雄曹操。

這種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真實的，只是在細微未節的描寫當中，進行藝術創造，其目的是為了更加歷史人物使真實、更加符合歷史原貌。

因此，可以說。

《三國志》中的英雄曹操是由歷史所造就的，曹操與歷史共存，猶如一朵晶瑩透明的浪花，閃耀在人類漫漫的歷史長河中。

這樣的英雄能夠適應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能夠為社會進步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國演義》（及毛評）則是在歷史真實（或者說是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另起爐灶，另立樓閣，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人物形象已遠遠拋開了史實，形成了純文學化的人物形象。

如果說，《三國演義》中有不少歷史事件的話，從作者思想來說，這些事件主要是用來為作者的思想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反映人物的歷史面貌。

《三國演義》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歷史演義小說，說它非常成功，就是因為它塑造了許多立體化的人物形象，當然也包括曹操。

本來在《三國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現出了個性特徵的複雜化，但在《三國演義》中，這種複雜化尤其突出，作者羅貫中把《三國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儘可能地放大，並運用自己的觀點來演繹、深化曹操。

這樣，《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不僅是能文能武、屢建奇功、智勇雙全的英雄（這是作者依據歷史事實而表現出來的歷史真實），而且也成了陰險狡詐、凶惡殘忍、卑鄙無信的奸臣，這也正是毛宗崗動輒斥之為“奸雄”的真正內涵。

作為奸雄的曹操與作為英雄的曹操同樣都是成功的。

《三國演義》通過對曹操的立體塑造，成功地展示了動亂的社會現實中曹操的典型形象。

為了國家的統一，為了取得最後的勝利，他竭盡全力，思賢若渴；為了戰勝對手，他博採眾議，擇善而從；為了鞏固實力，他積極號召發展生產，造福一方，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仍然縱橫沙場，征戰不休。

一生孜孜以求，鬥志永不削減。

我們看到的曹操是一個胸懷壯志、鞠躬盡瘁的政治家。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陰森可怕、舉動無常、捉摸不透、殺人如草芥的軍閥。

這就使其性格表現為兩面性。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種兩面性，《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藝術真實性將大為減弱。

因為這種性格複雜化的表現，恰好說明人的思想並不是單一的，而是隨場合、環境的不同而發生不同變化。

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曹操的形象前後有著許多不同，這些不同都有其社會存在的合理性。

而且，我們不難發現，《三國演義》基本上還是以《三國志》為依託，許多事件（尤其歷史大事）都直接取材於《三國志》，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又有統一性的一面。

就曹操形象本身來說，二者也有許多一致之處。

因此，曹操的形象無論“英雄”或“奸雄”，其美學價值都集中體現在曹操這個人物的自身之中，《三國志》（尤其是裴注）中“英雄”的曹操常有許多可謂“奸雄”的因素，而《三國演義》（含毛評）的“奸雄”曹操無非是作者將這些因素誇大並以此作為擁劉反曹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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