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開到荼蘼花事了

由著名詞人林夕填詞，天后王菲演唱的《開到荼蘼》，是一首傷感的情歌，少男少女們都很喜歡。

歌中有一句「心花怒放，卻開到荼蘼」，頗有些宿命的意味。

據說林夕寫這首歌送給王菲，是為了開導她坦然面對自己失敗的婚姻，同時也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花開荼靡時，必將是滿地凋零，所有的紅顏都將美人遲暮，所有驚心動魄的愛情都將變成味同嚼蠟的生活。

這首歌詞源自宋代王淇《春暮游小園》詩：「一叢梅粉褪殘妝，塗抹新紅上海棠。

開到荼蘼花事了，絲絲夭棘出莓牆。

」《紅樓夢》中也有這樣的情節，女孩麝月抽到了一支花簽。

花簽的名字是「荼蘼」—韶華勝極，背面寫著，「開到荼蘼花事了，塵煙過，知多少」，以花喻人，暗示麝月的命運，花已凋謝，一切將歸於塵土。

用「開到荼蘼花事了」來比喻北宋王朝的命運，在美麗中包含著殘酷。

北宋，一個強大的王朝，它創造了燦爛奪目的文化藝術；它坐擁中原廣袤的大地和江南富庶的原野，比同期的西夏、遼國和金國有更加發達的制度文明；她擁有眾多的人口、先進的武器和數量龐大的軍隊；擁有其他三國望塵莫及的綜合實力。

但是，就這樣一個強大的王朝，卻頻頻遭受外族入侵，屢屢賠款以金錢換和平，最終灰飛煙滅於金人的鐵蹄之下。

事實上，強者擁有的是通行證，弱者只能擁有墓志銘，對一個國家來說，金錢和妥協永遠換不來和平。

強盛的北宋王朝，猶如海灘邊美輪美奐的沙雕，在還處於半部落社會的金國如潮水般的衝擊下，一夕之間便轟然倒塌，是暴風雨來得太猛烈，是海岸鬆軟的沙子基礎不牢固，還是設計師的設計缺陷，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沉重的謎題。

正如「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一樣，一個覆滅的王朝背後，總有幾個混蛋的國君。

作為一代亡國之君，宋徽宗趙佶是個倒霉蛋，我們不能說宋徽宗是弄死北宋的罪魁禍首，但我們可以說，是宋徽宗親自搬倒了支撐北宋的最後一根柱子，他在執政期間的種種荒唐和不堪，使他成為亡國之君的典型代表。

卿本佳人，奈何做帝王

宋徽宗趙佶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

他在位二十六年，除了登上帝位第一年表現正常像個有道明君之外，其餘二十五年間都是個荒淫無恥的混蛋。

人生就是一列有來無回中途永不停靠的火車，誰也無法買到回程票，如果你不小心上錯了車次，那迎接你的將是撲面而來的悲劇，趙佶就是上錯車的乘客。

他本不該做皇帝，他應該是中國文化史上燭照千秋的藝術大師，「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他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全才。

他的詞極負盛名，亡國後寫的《燕山亭》曾被王國維拿來和詞人皇帝李煜作對比，稱為「血書」；他創造的瘦挺爽利、側鋒如蘭竹的「瘦金體」獨樹一幟；他「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的工筆花鳥畫聞名天下。

歷史湮沒了宋朝，但沒有湮沒他的藝術才華，趙佶的作品現在可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

但可悲的是，他是個胡作非為的亡國之君。

總之，這是一段混沌錯位的人生，他是一個精神錯亂的皇帝，就像香噴噴的天津大麻花，整個全擰。

所以元代的脫脫在《宋史》中評價，宋徽宗「諸事皆能，唯獨不能為君」。

甚至有人說「宋不立徽宗，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把宋徽宗看成是北宋亡國的第一責任人。

趙佶雖為神宗之子，卻非嫡出，本無希望做皇帝。

宋神宗死後，宋哲宗繼位。

但宋哲宗趙煦八歲開始幹了15年皇帝，死的時候只有23歲，連個兒子都沒留下。

哲宗去世當天，向太后垂簾聽政。

按照禮法，應該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或者年長的申王趙佖為帝，怎麼也輪不到趙佶。

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趙佶平時表現得溫良恭儉讓，品位高雅，精於繪畫書法填詞作賦，再加上每天給向太后早請示晚匯報，給向太后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同時，宋神宗留下的幾個孩子也是個個不成器，這就讓趙佶有了「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機會，向太后力主立趙佶為君，但宰相章惇極力反對，說「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直接攻擊趙佶的人品輕佻浪蕩，關鍵時刻，知樞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議，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也相繼表示贊同。

章惇勢單力薄，不再爭辯。

趙佶就這樣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寶座。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但興趣也可能讓人誤入歧途。

一身文藝浪漫氣質的趙佶，對治理國家經世致用的知識不感興趣，反而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到了發展文化事業上，促進了北宋文化藝術的大發展大繁榮。

這是他對歷史的貢獻，同時也是遭後人詬病的主要原因。

趙佶在執政期間，成立了翰林書畫院，將畫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位置。

他還慧眼識英才，精心培養了宮廷首席畫師張擇端，支持他完成了千古名畫《清明上河圖》。

貪玩的趙佶還是個鐵桿的「足球迷」，據說也有一身的好球技。

在他的帶領下，成立了宮廷男子驢球隊和女子馬球隊。

他大力發展、推廣蹴鞠運動，也就是現在的足球運動，培養出高俅等一批球技精湛但心眼很壞的球星。

「我本是臥龍崗上散淡的人」，趙佶本應該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一個風流多情的男子，本可以在宋朝的安樂窩裡做一個吟風弄月的詩人，做一個馳騁街頭腳法精湛的足球健將，但是一切如夢如幻如泡影。

在國家如「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危機時刻，趙佶沉溺於文藝的世界悠遊享樂，沒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關係。

當時主要矛盾是宋朝與虎狼環伺的金、遼、西夏之間的民族矛盾，或者說是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矛盾，而不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發展的矛盾。

然而趙佶本末倒置，不去擴充軍備強大國防，反而集中精力大辦書法和繪畫事業。

在強敵面前，一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軟弱，在金人兵臨城下時，缺乏一個男人的擔當，匆忙間傳位於兒子趙桓。

但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北宋王朝毀於一旦，宋徽宗趙佶和兒子宋欽宗趙桓被金人俘虜，和大批宮女、臣子一起被擄往荒寒大漠，遙望故園，但受盡屈辱，至死未歸。

趙佶本是在安樂窩溫柔鄉中長大的公子哥，從未嘗過苦痛磨難的滋味，筆下的詞自然呈現出雍容華貴的氣象。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從金碧輝煌的京城到荒無人煙的北國大漠，從一國天子到籠中囚徒，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亡國之後，趙佶的《眼兒媚》，一改往日神色，飽含了滄桑血淚。

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

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

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趙佶懷念那「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的汴京，這個當時世界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一夜之間淪落於金兵的鐵蹄下，曾經的萬里山河，曾經的瓊林玉殿，曾經「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早已「是非成敗轉頭空」，而今是「朝來寒雨晚來風」。

誰改變了趙佶？

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個混蛋，趙佶也是如此。

事實上，趙佶並不是個提籠架鳥只知冶遊宴樂的紈絝子弟，當皇家貴戚的子弟們聲色犬馬時，趙佶每日沉浸在筆研、丹青、圖史、射御之中，顯然是個勤奮好學、品位高雅的好青年，據說到十六七歲時，他已經「盛名聖譽布於人間」，知名度和美譽度都很高。

在登基之後，他也並非立馬胡作非為，而是心懷大志出手不凡，這顯然是要做有道明君的節奏。

他大刀闊斧地整頓朝綱，平息黨爭。

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表示出一種不偏不黨、除舊布新的氣魄。

他將被貶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純仁請回京城，赦免蘇東坡，將心狠手辣的宰相張惇流放到雷州島。

他發布詔書，希望天下人大鳴大放地批評朝政，提拔了一批賢良之臣。

他恪守「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在朝內大興節儉之風。

宰相張商英勸告他要克勤克儉，防止奢華，不要大興土木，抑制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

有一次，他讓人整修昇平樓，還特意囑咐工頭，如果張宰相經過這裡，須速把工人們藏到樓里去，不要讓他看到。

總之，全國上下改革的氛圍非常濃厚，年輕有為的宋徽宗，似乎要將暮氣沉沉危機四伏的北宋王朝，帶上中興的道路。

忽如一夜春風來，徽宗皇帝變化快。

趙佶並沒有在有道明君的道路上走多遠，就轉頭向著荒淫無恥的亡國之君的道路上狂奔，直到他玩物喪國，身死異鄉。

事實上，趙佶並不寂寞，近500年後，明朝的萬曆皇帝重蹈了趙佶的覆轍。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一個年輕有為的皇帝變得昏庸無比？其實，答案並不複雜。

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對一身文藝氣息的宋徽宗來說，絕對的權力或許還意味著絕對的幼稚。

趙佶登基之時，向太后還在「垂簾聽政」，趙佶也就是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手裡的絕對權力不多，加之中興大宋的雄心壯志，於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燒得北宋似乎有起死回生之勢。

第二年，太后結束「垂簾聽政」，將所有的權力移交給了趙佶，這個時候，權力這個魔鬼開始從魔瓶里竄出，逐步吞噬著趙佶的理智、良知和智商，直至他在瘋狂中滅亡。

在權力的催化下，他開始由著性子提拔他喜歡的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趙佶是個書法家、大畫家，是一個一身浪漫氣息的文藝青年，他自然喜歡那些有才有藝的人，比如蔡京。

蔡京是著名書法家蔡襄的弟弟，他藝術天賦極高，素有才子之稱，在書法、詩詞、散文等各個藝術領域均有輝煌表現。

他的書法造詣，不在北宋「蘇黃米蔡」四大家之下。

據說本來四大家的「蔡」就是他，但因為他名聲不佳，就改成了他大哥蔡襄。

作為文藝青年的趙佶自然很崇拜蔡京，他不改自己輕佻的本色，在一年之內，把他親手貶到杭州的蔡京一路提拔為宰相，從此走上了驕奢淫逸的喪國之路。

其實蔡京的發跡，得益於宦官童貫的傾力扶持。

童貫作為內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為皇帝徵集文玩字畫，當時還在杭州窩著的蔡京，在童貫搜集趙佶喜愛的文物字畫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內行的蔡京的指導下，童貫順利地搞到了王羲之的字、顧愷之的畫等真品，這讓童貫在徽宗面前大為露臉，作為回報，童貫沒少在趙佶面前說蔡京的好話。

此二人相互幫助提攜，把持朝政，最終形成了北宋歷史上被稱為「六賊」的統治集團。

獲得了權杖之後，蔡京頂著改革家的光環，大力打擊舊黨，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壞、規模宏大的政治迫害運動。

蔡京為趙佶提供了一份元祐黨人名錄，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聲享譽當時、以文化成就震爍古今的司馬光、蘇東坡、蘇轍、黃庭堅、程頤、范純仁等數百人。

喜歡炫耀的著名書法家趙佶書寫了元祐黨人名單，分別刻於端禮門的石碑和文德殿門的東壁之上，由著名書法家蔡京書寫的則在全國各地刻印並豎立石碑，昭告天下，並作出了黨人的父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任職，更不得擅入京師，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或親戚聯姻等荒唐的決定。

套用秦觀著名的一首詞，就是趙佶蔡京一相逢，便毀卻人間無數。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宋徽宗趙佶前後判若兩人的原因了。

首先是絕對的權力導致了宋徽宗絕對的腐敗；其次是絕對的權力導致了宋徽宗絕對的弱智；最後是絕對的權力催生了以蔡京為首的禍國殃民的「六賊」統治集團，因為，極端集權的皇權體制，是產生亂臣賊子的溫床。

享樂主義是穿腸毒藥

貪圖享樂、窮奢極欲是亡國之君的標準配置。

這方面，趙佶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首先是缺少擔當，貪圖安逸。

趙佶追求「豐盛、通達、安樂、闊氣」的生活，渴望在大宋建立一個「豐亨豫大」的太平盛世。

在這種享樂主義的指導下，趙佶窮奢極侈，濫增捐稅，大興土木，營造宮殿園林，鑄九鼎、建明堂，令童貫在蘇州、杭州設立了「造作局」，集中東南地區的數千名工匠，製造各種工藝品；令朱勔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從東南地區搜羅各種奇花異石，用船經大運河運往汴京，《水滸傳》里說的「花石綱」，就是獻給趙佶的奇珍異品。

按理說，喜歡奇珍異石是一種品位高雅的愛好，總比那個整天沉溺於酒池肉林的商紂王要風雅的多。

但是，「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趙佶的愛好成了全國官員的愛好，同時也成為全國人民的夢魘。

1123年，朱勔在太湖採得一石，該巨石高六仞，闊需百人合抱。

在造巨艦運送至京城後，宋徽宗極為高興，賞賜搬運船夫每人金碗一隻，朱勔的四個奴僕被封官，朱勔本人也被晉升為「威遠軍節度使」，那塊大石頭則被封為「盤固侯」。

就趙佶這智商，今後也只能看看石頭了。

趙佶智商出了問題的另一個表現，是崇信道教。

他虔誠地封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

像南唐後主李煜崇信佛教一樣，趙佶立志要把宋朝建成一個道教國家，大量修建道觀，每天樂此不疲地舉辦采陰補陽的宗教儀式，以追求長生不老永遠做皇帝。

趙佶不僅在智商上出了問題，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的問題更加嚴重，簡直是三觀盡毀。

他後宮粉黛三千人，猶嫌不足。

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著不如偷不著」，他別出心裁設置了行幸局，經常借下基層調研和公務接待的時機，微服出宮，沉迷於追逐聲色尋花問柳之間，整日和李師師等一干美女廝混。

他還命人在宮內設立市肆，讓宮女當服務員賣酒，自己裝成叫花子行乞其間。

就這樣，最後輸了人生玩掉了國家。

趙佶輕佻放蕩的另一面是「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經常放棄九五至尊的身價，和臣下打成一片，甚至一起玩曖昧色情的遊戲。

他比較喜歡的有蔡京那個擅演市井淫穢之戲以邀寵的兒子蔡攸，長得很帥能歌善舞的流氓宰相李邦彥等。

趙佶經常和他們幾個宴飲狂歡，插科打諢，不醉不歸，以至於「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

挨打並非因為落後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我國史學家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很多數據證明，宋朝乃當時世界第一大國。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近年來更有人通過黃金價格折算，計算出北宋的人均GDP達2280美元！宋朝的國民生產總值占當時世界的50%以上，最高達80%。

這是一個在當時世界上最為富有、強盛的超級大國。

但一個王朝的興衰，「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是什麼讓北宋王朝一夕之間便轟然崩塌？

首先是這個王朝的軟弱性格。

男人們血戰疆場，那是唐朝時候的事情了。

唐時社會的普遍心態是「寧為百夫長，不為一書生」，崇尚「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英雄，士人們往往通過戰功獲得功名利祿。

而到了宋朝，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當時民間流行一句話，「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還有一種說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

意思是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

在「娛樂至死」的心態下，宋朝猶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龍，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流連於花前月下青樓楚館，在淺吟低唱中送走流光。

後世的梁啓超說得好，「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雖然宋代綜合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致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這一點，頂層設計者太祖趙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次是政治改革的時機把握不當。

法國人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闡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膽推進，更需要審慎設計的道理。

若宋徽宗地下有知，可以拿來看看。

趙佶懷著一腔理想，廢棄了持重保守的司馬光主義，採取了積極進取的王安石主義。

改革當然是必要的，但改革的時機和制度設計極不合理，使表面正義的改革成為臣下腐敗藉機斂財的手段，導致民怨沸騰，失去了執政的正當性。

第三是全社會瀰漫性腐敗。

這也是這個王朝滅亡的終極原因。

落後就要挨打，而腐敗同樣挨打。

腐敗帶來的嚴重後果不是外敵入侵，而是民眾的反抗。

隨著方臘的揭竿而起，「河朔、山東群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萬計，少者屯聚」。

對此，宋徽宗在《罪己詔》中進行了深刻的總結，「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薦興，使民不能自存，乃轉而為盜」。

軍隊的腐敗更令人驚心動魄，使本來裝備質量、兵員數量遠勝金朝的軍隊，在金人的鐵蹄之下一觸即潰。

將領貪財贖貨、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剋扣軍餉，這一點和晚清極其相似。

而宋徽宗又將軍隊長期交給只會踢球的高俅主管，焉能不敗？而在趙佶治下的北宋朝政，更是一團漿糊。

他重用「六賊」，縱情聲色，耽溺道教，大造道觀。

而「六賊」則賣官鬻爵，貪贓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無所不用其極。

總而言之，北宋晚期的腐敗是嚴重的體制性腐敗，到此時，北宋王朝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可見，北宋不是亡於金人之手，而是死在體制性腐敗之下。

所以，北宋不是被打死的，而是病死的，此言不誣。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一個國家來說，是個值得永遠銘記的話題。

當花開正艷時，為政者要知道「開到荼蘼花事了」的道理。

摘自《欲將沉醉換悲涼——北宋詞人的命運沉浮》文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