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與東吳的戰爭：曹丕率領35萬大軍三路進攻東吳(1)

一、概述

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也就是劉備為陸遜敗於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

正當徐盛、潘璋等議乘勝追擊劉備之時，陸遜、朱然等卻認為曹丕擁大眾，明為相助，實則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擊。

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階往與盟誓，並征孫權的太子登入朝為質，為孫權拒絕後，便於九月遣三路大軍來犯：東有曹休、張遼、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須塢；西有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江陵。

孫權的對應就是遣呂范等督五軍，以舟軍拒曹休等；以朱桓為濡須督拒曹仁；諸葛瑾、潘璋、楊粲救朱然於南郡。

東路一線曹休軍略有斬獲；中路和西路則延至明年三月才有結果：夏侯尚軍圍江陵半年而不破，加上疫疾、怕被火攻，最重要的是因曹仁軍而被朱桓所破而被迫一同退兵。

這個結果恰好正如戰前賈詡、劉曄所料無功而還，此後蜀吳很快又和好，故此戰可以看成自襄樊之役、夷陵之役後，三家轉為戰略膠著狀態的分水嶺。

二、三路伐吳前曹丕的軍事行動

曹丕，曹魏皇朝的建立者，後受諡為文，也就是魏文帝。

八歲時能文，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

而據其所著的《典論．自敍》所述，十歲時就已跟隨其父征宛城，其後從征劉表、孫權時如同他的父親一樣留下一些詩詞歌賦，有《述征賦》、《浮淮賦》（《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溯淮賦》）等，建安十七年與二十一年曹軍攻濡須塢的戰役也有跟隨。

可以斷言曹丕應該對進軍濡須和江陵的路線是有大概的了解；這兩個戰略要地的環境有基本的認識。

曹丕於建安十六年被曹操立為五官中郎將、丞相副，留鎮鄴城。

期間發生了河間民田銀、蘇伯反，煽動幽冀，此時曹操征馬超、韓遂未返，曹丕納常林議後遣賈信討平，這算是曹丕第一次親自指揮戰鬥。

曹丕繼為魏王后，延康元年五月，張郃、楊秋、郭淮等降馮翊山賊鄭甘、王照，史稱「關中始定，民得安業。

」（見《三國志．郭淮傳》）涼州叛服無常的地方勢力也並起，西平麴演結旁郡為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武威三種胡斷武威之道路。

結果為金城太守蘇則聯同郝昭等解武威太守毋丘興之圍後，北進至張掖，誘斬麴演、討斬張進，降黃華，河西平。

建安二十四年漢中之戰時一同丟失的上庸諸郡，因為蜀漢內部矛盾導致孟達請降，曹丕乃命夏侯尚、徐晃破劉封，上庸太守申耽亦降。

曹丕代漢稱帝，十一月再命張郃跟隨曹真，與張既等征討安定的盧水胡及東羌，明年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牛羊無數，河西平。

曹丕在短短時間就先後討平馮翊、河西的叛亂，又讓曹操時掉的上庸諸郡重新掌握。

對內對外也算得上有所建樹，再加上自幼受曹操薰陶，對軍事理論有一定基礎，否則也不會於黃初三年閏五月，當得知征戰多年的劉備以樹柵連營七百餘里，對群臣說：「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

孫權上事今至矣。

」七日後陸遜破劉備的書信便到。

曹丕對自己的軍事才能是相當的自負，最重要的體現應該是曹真討破盧水胡等一役。

曹丕初聞胡決水灌顯美，便說：「昔隗囂灌略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

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

」破胡告檄到後大笑說：「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

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

」

順道一提，據《舊唐書．經藉志》所載，曹丕著有《兵法要略》十卷，可惜此書已散佚，令到後人無法更多的了解其軍事思想與謀略。

這就是黃初三年九月曹丕兵分三路伐吳時的心理寫照。

三、三路伐吳前曹魏與周邊的政治環境

東漢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戰後不久，一代歷史巨人、曹魏的實際創建者、超世之傑曹操在洛陽病故，突然群龍無首導致朝野危懼，再加上百姓的勞役頗苦、疫疾，已經出現零星的軍隊騷動；邊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無常的涼州地方勢力乘機判亂。

儘管已被曹操立為太子，但他的王位繼承權還是受到兄弟的質疑。

不過曹丕得司馬孚、和洽、陳矯等擁護下，很快就順利繼為丞相、魏王。

然後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是為魏國三公；以夏侯惇為大將軍、曹仁為車騎將軍，都督荊、揚、益州諸軍事、曹洪為衛將軍、夏侯尚為中領軍、曹休為領軍將軍、曹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吳質為北中郎將，都督幽、並諸軍事，把中、外軍政大權都掌握在宗親、親信之手。

這是必需的，漢、魏之際政局不穩，還有甚麼盡用譙、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國譙縣人）來當城守的瘋言。

槍桿子出政權下，讓宗親、親信掌握地方軍事大權已經算得上最溫和了。

同時也禁止宦人干預政事，黃初三年九月《甲午詔》擴大至婦人與外戚。

民生方面，允許百姓進入國家禁苑；將關口渡口之稅都恢復到什一；又派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

在尊孔崇儒、下詔選用賢智之士之外，最重要的是采陳群的九品中正制，這選吏的劃時代方法，一方面穩住大族之心；另一方面由吏部選用人才，即意味著減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屬員名額，有助於加強皇權；也可以讓漢魏之際已敗壞的察挙辟召制中，得到另一個可行的方法。

但不是代表就完全廢掉察挙辟召制，因為曹魏以後一樣用這方式來吸納人才，比方王基。

人們經常譏議丕對曾與他爭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據史書材料看，丕對曹植還不是很刻薄的。

比如當曹操考慮是否立植時，邯鄲淳曾在操面前「屢稱植才」，由是「丕頗不悅」。

但丕為帝後，雖殺了擁戴植最賣力的丁儀、丁廙並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終沒有對邯鄲淳進行報復，還以他為博士、給事中。

說明丕對其政敵也並非皆刻毒。

丕雖壓抑曹植，但畢竟沒有置之於死地。

從丕的政治設施來看，也有些不錯的。

拿丕與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屬中等偏上者。

內政算是暫時穩定下來且慢慢踏上軌道，外交方面，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武都氐王楊仆率族人內附。

孫權除了在曹丕的一次南征有軍事衝突外，奉貢、稱臣、遣返戰俘朱光和于禁等，寸功沒立的曹丕在代漢稱帝一事上，也確實需要孫權的稱藩，達至一個「遠人來服」的政治形象。

故他也暫時滿足於孫權的屈服，把荊州諸郡另立郢州，讓孫權統有荊州以作回應，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曹操的宿敵劉備，在曹丕代漢稱帝後，因為傳言獻帝已經被害，自立為天子。

本來應該如趙雲所諫先滅在他們立場的漢賊曹魏，但劉備恥於關羽被害，也可能要維持《隆中對》的「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戰略考慮下東征。

孫權因由於這一暫時無法妥協的敵對勢力下，暫時委身向曹丕稱臣，避免同時兩面受敵。

也就是其本傳所述的「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

」這點在《建康實錄．太祖上》就總結得很明白：「劉備稱帝號於蜀，即黃初二年也。

時權在公安，聞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為武昌。

召問知星者，將定三分之計......咨還說權曰：'臣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人。

'權納之。

」夷陵之戰最終以陸遜勝利告終，留在江北的蜀將黃權因為回歸無望，又不想降吳，結果降魏。

四、曹休領軍的前哨戰

其實早在黃初三年曹丕大舉伐吳前，曹孫這個短暫的利益同盟在除掉關羽後已經有軍事上的衝突，只是不為史家所察覺。

司馬溫公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便把《三國志．文帝紀》中「（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庚午，遂南征......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

」一句改寫成「六月，康午，王引軍南巡......甲午，王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於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

在採納了裴注《魏書》中「設伎樂百戲」等內容之外，把「南征」改寫為「南巡」，「征」與「巡」，一字之差，分別可大了；盧弼在其所著的《三國志集解》中就評：「是時孫權破關羽，定荊州。

曹公表孫權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奉貢。

曹孫方睦，何以有南征之事？」然後他再引用了何焯之言為自己作佐證：「丕將行禪代之事，託詞南征治兵以備非常，誠然。

」

實情果真如他們的判斷嗎？那應是他們沒有留意《三國志．曹休傳》這一條史料才導致有上述的誤判：「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

」

少年時曾旅居江東的曹休可能比較熟悉當地環境，先破歷陽、後燒蕪湖營有功而被遷作征東將軍，曹丕期後征孫權便以曹休為征東大將軍督張遼等二十餘軍，已經可以明確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吳前已命曹休徵吳；《公卿上尊號奏碑》更把此役的發生時間鎖定為曹丕代漢（黃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為碑中明確肯定了當時曹休已是「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再加上這一件事發生的時間為夏侯惇死後（夏侯惇死於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為鎮南將軍以後；所以此役是發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從歷陽渡江。

用兵過程，據孫權遣浩周與魏王曹丕的箋所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逕到橫江，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

卒得此問，情用恐懼。

」（見《三國志．吳主傳》注引《魏略》）屯牛渚的全琮戰敗後曹休直至蕪湖，燒掉孫權的士家數千營。

也許會有人認為把曹休的軍事挙動算進曹丕的南征會有點勉強，其實還有曹操於建安十四年的征吳為旁證。

正如前述，曹丕從征孫權曾作《浮淮賦》，根據其賦內容「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泛舟萬艘。

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得知是發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三國志．武帝紀》則記錄作：「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

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

曹操沒有發生過戰鬥，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開芍陂屯田，但實際上《三國志》、時人繁欽作的《征天山賦》有旁證、《後漢記》有實質證明這一被遺忘的出征，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後方以備隨時支援，像襄樊之戰時納桓階議，讓徐晃獨自征討關羽。

自在後方，一副大軍可以隨時救援之勢，激勵前方士氣。

那曹操軍這次與孫權軍有過交鋒嗎？答案也是有的。

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梅成，張遼督張郃等討陳蘭。

但于禁中了梅成的偽降計，讓他能與陳蘭一同轉入灊山。

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險，但為張遼一鼓作氣，「勇者得前」率軍討斬陳蘭等。

同時臧霸被別遣至皖討韓當使孫權不得救陳蘭，兩破韓當於逢龍、夾石，追至舒口；孫權又遣數萬分兵陳蘭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

張遼和臧霸是同級，根本不可能是張遼別遣臧霸，所以應是曹操下令。

孫權出兵救陳蘭，可見陳蘭極可能已降於孫權，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數破孫權軍。

回到曹休破歷陽、渡江襲蕪湖營這一事，其實算是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因為這標誌著曹軍非一定強攻濡須，可以繞過它渡江進攻三吳，這對比起《後出師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個新的戰略方向和不錯的開始。

延康元年這次南征，是否如田餘慶先生在《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論為，「大軍南征」時別遣滿寵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蘇高郵境內），與吳對峙期間擊破十部夜襲之兵呢？我認為是值得商榷。

從時間上來分析，同年七月孫權遣使奉貢，如同前述曹休襲蕪湖也是發生在七月，所以滿寵這次軍事行動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內發生，否則很難理解曹孫雙方在孫權奉貢後仍然會處於交戰狀態。

那麼至精湖前滿寵還參與江陵之役，參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劉備聞曹操定漢中後與孫權和議，八月孫權攻合肥一事，滿寵的行軍速度就算比孫權軍還快速一點，江陵之役最遲也要於延康元年六月完成。

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則滿寵斷難單獨率軍攻江陵，何況江陵城堅，也應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為孫權擅取曹丕下令放棄的襄陽，曹丕詔令曹仁與徐晃(、呂常？）破陳邵、奪回襄陽後再讓滿寵攻江陵。

朝延決定詔令鎮襄陽的曹仁至宛城是發生在他被拜為車騎將軍之後，曹仁遷作車騎將軍的具體月份雖不可考，但斷不可能比「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為大將軍的夏侯惇更早。

再粗略估計一下期間發生的事所需的時間，據孟達日後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

」假設從朝議至曹丕的詔令下達至襄陽的曹仁，約半個月；曹仁把兩城的吏民遷移至南陽，一個月吧；孫權的細作得知消息，傳予在公安的孫權後，靜觀其變一段短時間，才令陳邵逆漢水而襲取襄陽，一個月不算太長；曹仁得知陳邵據襄陽而上報朝廷，朝議後決定詔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書來回一個月；曹仁和徐晃渡漢水破陳邵奪回江陵，再讓滿寵至江陵，半個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

估計起碼需時四個月，明顯超出了前述的曹仁為車騎、孫權奉貢的時間範圍。

從邏輯上分析，若魏軍在六月前取得襄陽、江陵的勝利，那麼同年秋天柤中蠻王梅敷又怎會帶同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盧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還有，曹仁在奪回襄陽後遣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讓這麼多人投奔孫權？何況曹丕在曹仁取襄陽、徒依附民後拜他為大將軍，時間為黃初二年四月，換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奪回襄陽應是發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後，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孫行為，以及曹仁為甚麼要徒依附民，避免勞動人口進一步的損失。

滿寵的江陵之役也當是黃初三年的從征有功；至於滿寵至精湖，也應如盧弼所言：「精湖，詳見《蔣濟傳》，為黃初六年事，此傳誤書在黃初三年之前已，前後倒置。

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覺界限不明。

」

是的，《三國志．滿寵傳》中的錯亂甚多，像其後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後則是另一明證，因為曹休死於太和二年。

五、曹丕戰前的策略

其實早在延康元年「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時詔議「當興師與吳並取蜀不」？王朗認為：「天子之軍，比華山、泰山還要重大，誠宜坐曜天子之威嚴，不動若山。

假使孫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戰事不能迅速解決，必須出動軍隊來實現平定天下之勢，然後宜選謹慎持重之將，進攻寇賊之要害，觀察時機而後動，選擇地形而後行，一舉成功而不留後患。

今孫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就不要先征。

況且雨水方盛，並非行軍動眾之時。

」

王朗後半段說不要先出兵替孫權檔兵，且雨季時不是行軍的好天氣是對的；前一句也是對，他們實力不相伯仲，先讓他們互斗耗損實力。

但中間最關鍵的方法，目標和思路不太明確，遣一持重之將隨後進擊，到底是首先討伐誰？劉曄其後本來就把這關鍵的一步明確起來，偏偏曹丕不聽，且用實際行動來反證劉曄的話是對的，因為他在陸遜敗劉備於夷陵後親征並遣將三路伐吳也無功而回。

當初孫權遣使求降，曹丕問劉曄的意見。

劉曄認為：「孫權無故向我投降，一定是內部發生危機。

孫權不久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劉備怒，必大興師討伐他。

孫權外有強大的敵寇，部屬心情不安，又恐中國（曹魏）乘機進攻，故委地求降，一可防止中國之兵，二則藉助中國之援，以強其眾而迷惑劉備。

孫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

如今天下三分，中國十州中有其八。

吳、蜀各僅保有一州，憑恃險要，依託長江大湖，有急難時互相援救，這樣才對小國有利。

如今還自相攻伐，真是天亡他們。

我們應大舉進兵，直接渡江襲擊孫權。

蜀從外部進攻，我們從內部偷襲，吳之亡不出旬月矣。

吳亡則蜀孤立。

即使讓蜀占了吳的一半之地，蜀固不能久存，何況蜀只得到吳的邊遠地區，我們卻能得到吳的本土！」

曹丕說：「有人投降稱臣，我們卻討伐他，會使天下願意歸附我們的人產生疑心，不如暫且接受吳的歸降，襲擊蜀的後路？」劉曄回答：「我們距蜀的路途遠，但靠近吳，蜀知道中國伐之，便會還軍，不能止啊。

今劉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聽說我軍伐吳，知道吳必亡，將會很高興地迅速向吳進軍，同我們爭奪、分割吳的疆土，而決不會改變計劃，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吳。

」但曹丕還是不聽，接受了孫權的歸降。

這又是曹丕的戰略眼光不足，因為他既不知蜀中的山路進軍的速度遠不如渡江至吳為慢，這也就是蜀遠吳近之理。

伐蜀是沒用的，因為是劉備伐孫權，你趁機伐蜀只是替孫權解圍；孫權只想取荊州，暫時還無意侵蜀。

曹丕的戰略考慮根本是白擔擾，因為孫權只是暫降，避免兩面受敵，當時中國除了劉孫兩家外就只餘下了已臣的遼東公孫氏，不像是群雄並起的年代。

也許他真的是部份了劉曄的部份意見（伐吳不是初衷），但時間卻選擇得極壞，在陸遜已擊退劉備後，孫權已能騰出兵力來應付魏的入侵了。

還有，曹丕真的有點輕敵和麻痹，認為孫權真的會納質入朝，所以對東里袞回答曹丕謂「其（孫權）不可必服」當作耳邊風，而盲目相信同使的浩周的一番「權必臣服」的話，聽後很高興，以為「有以知之」（見《吳主傳》注引《魏略》）。

孫權若真的沒有野心，繼兄業後不久就納質了（見《三國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赤壁之戰前也不降，哪有可能坐擁三州後才納質、真心稱臣呢？當曹丕不聽劉曄的建議欲封孫權為吳王時，劉曄又勸諫，因為王位地位太尊「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

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

」、為虎添翼「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

」、增加日後用兵的難度「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

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仆妾。

'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

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

」這番真知當然又是換來曹丕的不理會。

《三國志．王朗傳》中的「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一句純屬是廢話，但該傳卻倒透露了已在許昌的曹丕，因應南征而大興屯田。

王朗的最後上疏也有部份道理：列舉了趙嬰齊、劉濞、隗囂三人，來證明縱有質子，也不代表不會反的前事，是有道理的；內廣耕稼這意見也與賈詡一致。

但後半段的「宜勅別征諸將，明奉禁令，慎守所部」則不會對戰局起任何作用。

故曹丕也不採納其上疏。

假如陸遜等人入蜀追擊劉備的話，曹丕其後才攻吳或許在時機選擇上還不算大錯，可惜陸伯言可不是曹子桓。

當劉備敗退至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請求進攻。

孫權便問陸遜，陸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托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

」結果因為孫權與陸遜皆在，正好印證了賈詡在以前回答曹丕的話：「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陸遜本名為議，當時還未改名）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

曹丕出兵後孫權卑辭上書，假意說：「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

」曹丕便回答了一封很長的信，包括贊其討劉備的功業，然後指出他的行為引起朝臣疑慮：「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

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

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

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

」最後強調必需送質，孫權當然不會理會，遂改年號為黃武，不再用曹魏正朔，臨江拒守。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

多算勝少算，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孫子兵法．始計第一》

其實曹丕三路伐吳之戰，勝負一早已分，戰略上曹丕完敗予孫權和陸遜。

六、洞浦口、京城之役

「大司馬及征東諸將，卷甲長驅，其舟隊今已向濟。

」

《伐吳詔》（見《文詞館林》卷662）這一段話算是了解曹丕當初的戰略方向的第一手資料，有別於日後總結的《吳主傳》的總結「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

到底曹丕當初是把督荊、揚、益州諸軍事，屯合肥的大司馬曹仁與征東大將軍曹休看成一路，還是分開，以曹仁攻濡須渡牛渚、曹休出洞浦口順流渡京城呢？

從資料文獻來說，應是前者為主，因為曹丕在稍後時間收到曹休請渡江的表時是「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見《三國志．董昭傳》），這表明了曹丕起碼是在曹仁還沒有突破濡須的情況下就讓曹休渡江，當然也許壓根子就沒打算讓曹軍渡江。

《建康實錄．太祖上》云：「魏命曹休、張遼等諸軍大出，數道來迫......魏密遣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退，諸軍乘勝破曹休、張遼等，魏引退。

」許嵩除了誤把早已結束戰事的曹休軍（黃初三年十一月）誤寫在曹仁敗退後（黃初四年三月），變成為吳軍乘勝追破外，他所言的這兩兩路曹軍實則相輔相成，互為聲勢這點倒可以肯定。

再考究一下洞浦口的地點就可以更加清楚，《太平寰宇記．淮南道二．和州條》把洞口浦放在歷陽縣內；胡三省云：「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於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

則洞口在歷陽江邊明矣。

」也就是說洞浦口在今安徽和縣西南的江邊，位置與濡須非常接近。

最後曹丕自從青州兵嗚鼓擅去後就「外雖尊寵霸，而心常疑之」（見郝經《續後漢書．臧霸傳》），董昭則認為「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但最終證明他看錯了臧霸），曹魏高層對此路曹軍是有疑慮的，恐怕不會太放心任由此路魏軍在曹丕的掌握以外征戰。

曹休以趙儼為軍師，統張遼等及五州二十餘軍出征，這五州分別是揚（州牧為曹休）、青、徐、兗（刺史為王凌）和豫州（刺史為賈逵）。

趙儼辦護軍的職務是相當出色，赤壁之戰前張遼、樂進和于禁「諸將任氣，多共不協」，結果趙儼「每事訓喻，遂相親睦」，所以在協調各個部隊方面上是一個相當有信服力的理想人選，整場戰役期間各軍之間也沒有發生互相排斥的情況。

而且襄樊之戰中看出曹操會放走關羽讓劉孫兩家此戰，戰略眼光相當不錯，很適合輔助曹休。

本來最有威脅的魏將理應是在合肥之戰中「威震江東」、「雖病，不可當也，慎之！」的智勇雙全之名將張遼，不過這五子之首正如孫權所說，已病了，順流至廣陵郡的海陵縣但並無渡江，最後還死於江北的江都，所以這戰魏方的主帥是曹休和領兵渡江的臧霸。

曹休其人遠非日後石亭之戰時朱桓口中的「非智勇名將」，他以親戚見任這點不假，因為正如前述，曹丕要用宗親和親信來控制軍隊，但非名將這點就絕對不是了。

之前的襲蕪湖可能會被說是不過小戰勝利，但更之前的下辯之戰，曹操對他說：「汝雖參軍，其實帥也。

」曹洪聞此令亦委事於曹休。

他看出萬人敵張飛不過是虛張聲勢，無法斷己軍之後路，更可以趁他們未集結前先破吳蘭軍，結果蜀漢的兩個名將張飛和馬超就因為被曹休先破吳蘭，被迫退兵。

曹休之勇雖然看不出，但領兵打仗的能力還是有的，再加上曾用兵揚州，也稱得上是適合的統帥人選。

何況還有在呂布軍和打濡須時合作多時的張遼和臧霸為副（臧霸對吳的功績，見前文）。

假節的前將軍呂范則領五軍迎擊，呂范征戰時間不短，但基本上都是從征為主；陸機後作《辯亡論》，其中一句是說：「政事則顧雍、潘浚、呂范、呂岱以器任干職。

」他們雖然都是能文能武，但打仗還不是其所長，所以這路吳軍，主要是靠吳人水戰的優勢以及其副將全琮、徐盛。

曹休應該是沿用兩年前經歷陽至橫江（在洞浦口以北不遠）的舊路，同時也基本是當年孫策渡江的老路，也許更有部份船隻是來自烏江附近的舶船（曹仁在黃初二年末為大司馬，那督諸軍屯烏江應是二、三年間之事）。

開戰時天公造〔美〕，十一月長江颳起大風導致「（呂范）諸船綆紲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像吾粲與黃淵隊所活者僅百餘人，最終損失達數千人。

呂范、孫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從新市增援的賀齊助守。

身在宛的曹丕便詔敕諸軍促渡，此時曹休不是再像延康元年那樣從牛渚登陸，而是順流至海陵，再從臧霸以前的豪語：「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

」，遣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京城（今江蘇鎮江），取得「燒攻城塹，殺略數千人」的戰果。

青徐水軍早於建安十三年左右已經存在，當時劉備已懷疑青徐水軍能到達樊口，由此估計青、徐水軍有一定的實力；臧霸所領的當是其青、徐本部。

《吳主傳》云：「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吳錄》則記載孫權日後對出使吳國的鄧芝說：「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

」再根據張澤咸先生和朱大渭先生推斷「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

」為黃武初發生的；步騭在劉備敗退後約半年內就討平「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

從以上資料可以得知當時的山民作亂的確是牽制了部份吳軍，造成了江邊守備不足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如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南直一》所言：「古來江南有事，從採石（牛渚與採石俱在江東，不過里許）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

」可能這是這一原因，全琮先前等人還以為曹休又會像上次出歷陽後取道牛渚襲蕪湖，結果被臧霸「數以輕船鈔擊」成功奇襲「軍營相望」的京城。

京口的位置很重要，建安十六年在孫權納張紘計遷都建業前，曾以此為都，因為它是丹楊與吳、會稽的水路交通要衝。

故《南齊書．州郡上》云：「南徐州，鎮京口。

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

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論郗鑒》第四節探討建康、會稽間的交通線，最後的結論是：「要想依靠破崗瀆解決大宗物資轉輸問題，是不太可能的。

吳會糧谷漕運，還須取道京口。

所以東晉時一旦京口附近被擾，京城糧谷即告恐慌。

」那時連破崗瀆還未開鑿呢。

正因如此，孫權軍不得不救：

全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徐盛「收余兵以少御多，敵不能克」，曹軍積了很多茅草欲焚徐盛，但為他燒船而去，一無所得。

（見《太平御覽》卷996引《吳書》）杭世駿把這段放在「敵不能克」之後，但徐盛自己燒船和曹休軍燒船，還不是達到曹休軍的目的？更像是指十一月長江颳大風，曹休軍的順境之時。

其後又有數千魏軍出江中，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也許就是與臧霸一樣為青徐豪傑、魏東莞太守的尹禮尹盧兒；東莞郡曾經是徐州一個郡，故尹禮參戰是完全有可能），殺獲數百，大敗後終有小勝。

《三國志．賀齊傳》稱「曹休等憚之，遂引軍還」，但正如其後所述，魏軍實無力大舉渡江，故見好就收。

他因功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他們二人也終於有機會一雪前恥了，全琮的恥見於前文所述的為曹休渡江擊破；徐盛之丑主要發生於合肥之戰，當時他為張遼軍突擊身受重傷，連牙旗也丟了（《太平御覽》卷339所引原文作牙，並收錄進牙部），敗退期間還讓潘璋斬逃亡的部曲使回戰，這真讓以「勇氣以聞」的他尷尬（詳見《賀齊傳》和《三國志．潘璋傳》）。

徐盛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全琮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連呂范也沾光，拜揚州牧。

不過他們能以戰功替自己翻身，總比因襄樊一戰而降，弄至晚節不保的于禁幸福了，起碼孫權還給予機會讓他們翻身，不像曹丕那樣令于禁北詣鄴謁高陵，讓他看見陵中的畫「龐德憤怒、于禁降服之狀」，最終慚愧憤恨，發病而死。

正如司馬光所說：「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

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這裡也可看出曹丕和孫權在御將和氣量上的高低。

至於孫朗（裴松之已推斷出《江表傳》中的孫匡實為孫朗）「違呂范令放火，燒損茅芒，而乏軍用」這事（最後被孫權不稱其為兄弟，終身禁錮），到底是發生在戰鬥的哪一個階段，史料不足考證不出。

此役的戰果肯定不是如《魏書》所引，曹丕其後的《丙午詔》所講的「斬首四萬」那麼誇張，因為當時的呂范軍也沒這麼多人，但日後孫資評彭綺的成事機會時引述：「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萬個，數日間船人復會」，倒極可能是事實，因為事隔數年，資料得到整理；也和《吳主傳》所言的洞口數千（一部份被吹至北岸的吳軍為魏軍所殺與俘虜）以及徐陵數千，合共一萬，不太矛盾，反過來說吳軍總陣亡人數不會超過一萬。

但呂范最初只是領五軍迎敵，再加上像賀齊日後增援的若干兵馬，傷亡率還是不低。

是役是否也真發生了許嵩所云的「追破曹休等」呢？首先沒有任何文獻記錄顯示，曹休軍在黃初四年再次渡江或增援曹仁；其次東線吳軍傷亡不輕，且戰船損失尤其慘重，有沒有能力大規模渡江也是疑問，且若每軍人數相約的話，呂范還是絕對的劣勢；也不可能是朱桓本末倒置，舍濡須於不顧，而順流找曹休軍決戰。

最重要的是東線所有參戰吳將，本傳都沒有記錄黃初四年追破曹休等的戰績，包括呂范也無記錄這吐氣揚眉之作；再鑒於合肥之戰時，許嵩也能記為建安二十一年，所以許嵩誤記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果有其事的可能。

若追破是指江陵之役中，屯於中洲的魏軍，記作夏侯尚、曹真等，還可以勉強成立。

此戰雖然勝多敗少，但正如饒勝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第二章第三節總結：歷代從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孫策、晉滅吳、隋滅陳等）、京口江面遠寬於採石。

廣陵至京口畢竟有四十餘里，特大涌潮的廣陵濤更是因《七發》，而變得天下聞名。

作為偏師有餘，無法大舉進伐。

所以日後諸葛恪東關之戰勝利後揚言侵青、徐，傅嘏認為：「淮海不是賊敢於輕行之路，又當年孫權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倖存者寥寥，諸葛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於洪流，以圖僥倖呢？所以諸葛恪不過是遣素習水軍的小將率偏師，從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軍，諸葛恪親自領大軍來向淮南。

」最後也如他所言，諸葛恪只是北取合肥新城。

七、濡須之役

濡須塢，在縣西南一百十里。

濡須水，源出巢縣西巢湖，亦渭之馬尾溝，東流經亞父山，又東南流注於江。

建安十八年，曹公至濡須，與孫權相拒月余。

權乘輕舟，從濡須口入偃月塢。

塢在巢縣東南二百八十里濡須水口。

初，呂蒙守濡須，聞曹公將來，夾水築塢，形如偃月，故以為名。

《元和郡縣圖志．淮南道．和州條》

濡須塢（今安徽無為以北）地理位置極為重要，不止是三國時期魏吳之爭的焦點，就算是日後南北朝也是圍繞壽春至合肥一線拉據，濡須與附近的東關(即《三國志．朱然傳》中所稱的大塢及三關屯)都是南北政權必爭之地，呂祉在其《東南防守利便》亦言：「歷陽，建康、姑孰之門戶。

未有歷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故孫權此時應以過萬兵駐守：

朱桓有部曲萬口，他救羨溪時濡須只餘下五千兵，似也在印證朱桓此時擁過萬兵；他的前任周泰能用鼓吹，胡三省認為，按漢制領兵過萬的將軍才有資格使用。

儘管如前述，曹休成功從橫江渡江至牛渚，但總規模也不過是一千人左右；全軍東至徐州的海陵，也僅僅輕船五百、一萬敢死的規模，這樣的兵力規模根本不足以討滅孫吳，兩次也只是停留在越江抄掠，根本還沒有條件攻城占地。

自渦水、潁水入淮河出肥水，再越巢湖出濡須水，恐怕才是最適合當時中國的地理與科技水平的大規模用兵方向，而且從建安五年劉馥單車造合肥，開墾芍坡、茹陂、七們堰、吳塘等地；孫武在《孫子兵法．作戰第二》中因為運輸條件的落後與耗損，而提出「因糧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顧祖禹因此評價：「夫芍陂，淮南田賦之本也，曹公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而軍用饒給。

齊、梁間，皆於芍陂屯田，而轉輸無擾。

」

淮南的屯田無疑正正是曹魏進攻三吳的最理想地點。

因此正如前文分析，曹仁率軍攻濡須才是東路曹軍的主要方向。

「將軍真天人也！」

赤壁之戰後周瑜率數萬攻江陵，曹仁命牛金逆襲其數千的先鋒，但被圍困，結果曹仁被甲上馬，帶領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

與敵軍距百餘步之遙，迫近城溝，陳矯等以為曹仁只是在溝上當住，為牛金支持作勢，誰知曹仁竟渡溝直前，沖入敵圍，牛金等乃得解救。

但敵圍之中有餘眾尚未盡出，曹仁復又直還突入，將余兵從圍中拔出，又殺敵數人，把敵軍擊退。

陳矯說了那句話，三軍也服其勇。

若不對照曹仁和張遼他們的一生戰績與最大武勇亮點（江陵之戰與合肥之戰的沖陣），《傅子》還評：「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

張遼其次焉。

」

智謀方面，儘管一生看不清形勢而中計也不少，但能勸諫曹操圍壺關時示活門絕高幹軍死守的決心，智謀水平也不低。

治軍方面，軍不利導致士卒喪氣之時也能鼓厲將士回奮鬥志，再加上其守城是有一手的，是當時曹氏宗親中最勇猛的名將了，所以絕對不是朱桓日後為提升吳軍士氣而貶低的「既非智勇」。

相反朱桓，儘管能對其部曲及其妻兒皆認識、「愛養吏士，贍護六親」，治軍是有一手。

但在這之前只是討山越、從征，曹仁已經參與多場曹方的大戰役，而且也獨當過一面，朱桓為鼓勵士氣而貶低曹仁「既非智勇」前問士卒：「你們聽聞曹仁的用兵，怎麼能和我朱桓比呢？」儘管最後朱桓用事實來證明孫權用他接替周泰為濡須督是有識人之明，但在這之前朱桓名氣算不上很大，濡須之戰前其用兵亮點，僅看其本傳也發現不了甚麼，這次的士氣提升作用真的是個大問號。

蔣濟曾任職揚州別駕，應該對濡須附近的地理環境有所認識；他不但曾以一封雲四萬援軍將至的偽信而騙走圍合肥百餘天的孫權，襄樊之戰時還與司馬懿一樣看出孫權這已與劉備劃湘水為界的盟友必不喜關羽得志，可以暫時結盟，由他輔助曾至居巢的曹仁也是理想的人選。

朱桓也有前濡須督周泰之子周邵以騎都尉領兵相輔。

由於孫吳是實行世襲領兵制，也就是說周邵繼承其父屯駐當地數年之兵。

曹仁領步騎數萬向濡須，欲以兵襲取濡須中州，便揚言將東攻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

朱桓中計分兵趕赴羨溪，部隊出發後才得知曹仁的真正目標是濡須，已經只有七十里。

朱桓遣人追回趨羨溪的己軍，但己軍還沒有回來曹仁軍已至。

當時朱桓才五千人，諸將十分顯得懼怕。

朱桓開導他們說：「凡是兩軍對陣，勝負在於將領的能力，而不在於士眾的多寡。

你們聽聞曹仁的用兵，怎麼能和我朱桓比呢？兵法所說防守方只需半數兵力就可以抵擋數倍敵軍，這指的是平原作戰，沒有城池作為守備的情況下，勝負取決於士眾是否勇敢、進退是否一致。

現在敵方的曹仁既非智勇，況且他的士卒十分膽怯，又千里迢迢，長途跋涉，人馬疲倦睏乏，我朱桓和諸位將軍，一起據守高大的城牆，南面瀕臨大江，北面倚靠山陵，以逸待勞，以主制客，這正是百戰百勝的戰局。

即使曹丕親自前來，尚且不用憂慮，何況只是曹仁之輩呢！」

於是朱桓偃旗息鼓，從城外看顯得十分薄弱，從而引誘曹仁來攻。

別襲羨溪的蔣濟曾諫曹仁：「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曹操曾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這也可以想像到地中之獄的濡須中洲，地勢是何等的險惡。

儘管中洲正是朱桓部眾妻子兒女所在的地方，襲破後或能再次重演呂蒙攻心計瓦解關羽軍一幕，吸引力是非常不小，但耐何魏水軍暫時還不足以和吳水軍相抗衡呢，這就種下了曹仁最終失敗的種子。

曹仁遣其子曹泰攻濡須塢，又派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人乘坐油船（牛皮造，外施油以扞水，余大吉先生在《三國軍事史》第十六章第六節認為這是江上輕型運兵船，並可能是魏國發明）襲擊濡須中洲，曹仁親自率領一萬人留在濡須以西的橐皋，作為曹泰等人的後援。

攻城戰的經典例子：呂蒙、甘寧破皖城因有皖城並非堅城的前提，但濡須塢不是；強如曹操從建安十八年起就攻不破濡須塢，何況曹泰？所以曹泰軍註定是沒有任何戰果，只有牽製作用。

朱桓遣駱統與嚴圭兵攻油船、常雕，取得斬常雕，生擒王雙，臨陣斬殺或溺死的有一千多人的戰果。

另外據《建康實錄》所載，朱桓又遣步兵抵當曹仁，自己親自戰曹泰，火燒其營寨並擊破之，追斬數千級。

整場濡須之役朱桓軍殺敵數千，也算是替去年呂范等人爭回一口氣了。

朱桓也得而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遙領彭城相。

至於《魏書》所引曹丕的《丙午詔》云：「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

」明顯就是一句廢話，連《三國志．曹仁傳》也應用了本人個傳揚長忌短的寫法，沒有提及曹仁這場敗仗，何來取得「禽獲萬數」的戰果？（題外話，《宣帝紀》在諸葛亮第四次北伐中的那句「俘斬萬計」，會否是修史者引錄了魏廷的詔書中，這樣「萬計」的戰果而被寫上的？）這一戰的另一個關鍵的結果就是圍江陵的魏軍在曹仁敗退後，同月內也退兵，所以又可再次證明這路魏軍的重要性。

可惜了曹仁晚年吃此敗仗，若曹丕是身在宛城而不是壽春，董昭應該也能說出他評夏侯尚屯兵百里洲是何等勢危的話，夏侯尚屯已為己軍所占的百里洲他尚且會考慮我方退路，更別說進攻濡須中洲。

就算董昭看不出，但蔣濟上疏予曹丕，曹丕或董昭總應有一個人能領悟，最終令曹丕下詔曹仁別打算占濡須中洲，只是這樣的話夏侯尚軍就未免會大敗。

只能嘆一句「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謝鍾英所撰的《三國大事表》中記魏：「黃初三年十月帝征權」後接著是「曹仁破權牛渚屯」，是大有問題的。

因為十一月曹休軍才渡江，理論上起碼也要再寫上「十一月」三個字。

不過《曹仁傳》是沒有這樣的記載，因為是出自同卷的《曹真傳》：「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

」

正如前一句所說，曹真與夏侯尚在荊州的戰場圍江陵，哪有可能遣軍越過武昌助曹仁襲牛渚屯並破之？正如盧弼所說：「破牛渚屯者或為曹仁之軍乎？」如謝鍾英那樣，把曹真改成曹仁，確實不太恰當。

觀乎整場濡須之役，曹仁軍連濡須中洲也攻破不了，完全沒有其他資料能顯示魏軍繼曹休之後再一次渡江成攻並擊破牛渚屯；本傳內的句子前後倒置是偶有發生，但不同傳內的句子錯調則聞所未聞。

可能「牛渚屯」實為「中渚屯」或「南渚屯」之誤，據《吳主傳》的記錄，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張郃也確實攻破；而《三國志．夏侯尚傳》則曾有「江中渚」一詞，《丙午詔》說張郃攻「南渚」，「渚」只是江河中的沙洲，所以「中渚」／「南渚」等同「江陵中洲」，因此應是「中」／「南」字在傳抄上出錯，變成「牛」字了。

總括來說，暫時沒有有力證據證實曹仁曾破牛渚屯。

八、江陵之役

「夫荊州（江陵）者，全楚之中也。

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及鄢、郢亡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

」、「從來善用荊州者，莫如楚，楚都於郢，而其爭中原也，則在方城、漢水之外，是今日襄陽以北地矣。

西則以黔中、巫郡隔礙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歸州、夷陵諸境乎？東則越冥阨以迫陳、蔡，由夏州、州來、符離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黃、蘄之郊乎？是則全楚之形勝，莫過於荊州也。

」《讀史方輿紀要．湖廣一》

江陵的戰略地位其次在於山川之險，南有長江天塹，江津戍與馬頭成，南北夾江對峙，中間長江水勢甚盛，乃南北要衝，能扼東西之交通，位置險要，江防重地。

其西有西陵峽、夷陵、荊門、虎牙一列沿江軍事險要全長七十多公里，當中夷陵距三峽之口控川鄂水道之咽喉，上鎖巴夔，下引荊襄，戰略銷鑰。

東有雲夢大澤及長江，與江夏郡分隔，東南可守荊江口（今湖南嶽陽城陵磯），東北可守漢水及西岸當陽的櫟林長阪。

建都除了能有效控制領土外更重要的是不易被攻下，所以歷史上除了楚國在此建都外，還有梁、後梁、南平等。

再者，荊州三大農業地區中，南陽盆地為漢末戰火所摧殘，人口銳減；湘、資、沅、澧這後世的八百里洞庭湖當時尚是一幅河網割切、縱橫交錯的平原景觀圖，洞庭平原亦是一片足以與江漢平原相頡頏的三角洲。

故當時荊州的經濟重心還是以江陵為中心的江漢平原及其相鄰的雲夢大澤。

可能有人引用諸葛瑾這南郡太守已督公安和日後南北朝的宋人何承天的《安邊論》，認為孫權已把南郡之民南移至公安，江陵失去了行政功能，僅淪為城塞。

但《安邊論》也提及了魏把合肥城移至新城，可見他只是把魏、吳整個時期的情況總結，根本不能證明孫權已於黃初三年或以前就移民。

江淮之間、柤中等地確實是因為長期交戰已變成無人之荒地，但不代表江漢平原與雲夢大澤大部份地方也這樣。

其實《潘璋傳》中「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一句已經明確指出當時的南郡郡治還是江陵，因為公安根本沒有被魏軍所圍。

這讓後人產生混亂應歸咎於吳人以前把南郡的江南之地（公安）也稱作南郡，所以才造成大家對諸葛瑾這南郡太守之誤會，胡三省已經解釋了《獻帝春秋》一段，江陵是怎樣會和南郡同時並存。

劉備得荊南四郡後再借得江陵，得以進軍巴蜀三分天下；關羽北攻襄陽威震華夏，令曹操欲遷都以避之。

孫權襲奪荊州後能與魏（晉）南北對抗六十餘年。

南北朝時晉、宋、齊、梁，江陵皆為重鎮。

所謂「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荊峽。

」江陵之得失從來都是關乎南北之分合，判東西之強弱。

陳之積弱與江陵之失有很大程度上的關係。

所以曹丕便令夏侯尚、曹真等人圍攻這位於聯繫南方東西交通命脈長江之上的江陵。

曹真曾領虎豹騎，也曾親自或督將打過一些勝仗，每次征戰也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就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若再看日後面對諸葛亮北伐的表現，無疑他是曹魏第二代宗親中最傑出的將領。

黃初三年入朝後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

夏侯尚這個征南大將軍，以前雖有從征、當參謀，但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真正當主帥督徐晃也是曹丕稱帝後的事，當時的軍事資歷和曹真相比，確實相差不少。

儘管曹真假黃鉞這「非人臣常器」，能戮節將（見《宋書．百官志上》），看似是主帥，不過從《伐吳詔》中「征南進運，以圍江陵，多獲舟船，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

」的一句，以及《三國志．文聘傳》中的「與夏侯尚圍江陵」一句來看，主帥是都督南方軍事、與曹丕關係極為親密的夏侯尚，因為若只寫上一個名字的話，只能是寫上主帥的名字。

至於曹真的都督中外諸軍事，不是一般人望文生義的都督中央與地方的意思，實際上是僅指京師中央軍：中，謂中軍；外，謂城（指洛陽城）外諸營兵，這情況直至東晉也是這樣。

也正因如此，所以曹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權，《吳主傳》記錄「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曹真這上軍大將軍開府，以侍中辛毗行他的府屬之軍師（這也是《三國志．辛毗傳》提及曹真之因，因為他不是行征南大將軍的軍師）。

再輔以久征沙場的兩個魏五子張郃與徐晃，其中徐晃還是曾與曹仁守過江陵的，以及久守江夏的文聘相助，或許再包括如前述分析的滿寵，這一路是最多曹魏名將參與的。

吳軍方面，主將是呂蒙眼中的替任者、「臨急膽定」的朱然鎮江陵，以前從征多次，夷陵之戰負責斷劉備的後道，再加上江陵乃天下聞名堅城，曹仁能以此在無援軍的情況下面對周瑜軍死守一年；陸抗能以一副將守住羊祜軍的攻勢，而抽身破以西陵降晉的步闡。

這就註定了魏軍要破江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孫權下令救援江陵的潘璋、諸葛瑾、楊粲等人中，軍事不是諸葛瑾其所長；楊粲只是個歷史過客，連個附傳也沒有，實力不明，所以救援大任就落在潘璋手中。

潘璋其人不但嗜酒、粗猛，更立軍市謀利，個人素質實在沒甚麼好說，不過孫權需要人才便因功忘過，因為他打仗還是有一手的。

合肥之戰前主要功績就是討山賊，亮點不多，但合肥之戰時張遼突襲，陳武陣亡，宋謙和徐盛敗走，潘璋這時斬殺逃軍使還戰，情形有點像于禁於淯水之敗斬已無軍紀的青州軍、後明辯是非先應付張繡追軍，為曹操賞析。

荊州之戰和夷陵之戰，其所部又成功生擒關羽和殺劉備護軍馮習。

在這之前主要體現出是一個猛將，在當時吳的老一代名將多亡的情況下算是較理想的人選。

三海在城東北。

江陵以水為險。

孫吳時引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號為北海。

赤烏十三年，魏將王昶向江陵，引竹戇為橋，渡水來侵，朱績因退入江陵。

孫皓時，陸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

鳳凰元年，羊祜以西陵降附，自襄陽引兵向江陵，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之，使咸急破之。

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

《讀史方輿紀要．湖廣四》

再引同卷，荊州府（江陵）北至襄陽府為470里，清每量地尺為34.5厘米；三國每尺為24.2厘米，也就是三國時代約為670里。

再根據歷代名將、兵書的總結，軍隊的普通行軍速度為每天三十里，這代表二十天左右就能從襄陽直抵江陵。

正如前述襄陽至江陵之間基本已成無人的真空地帶，魏軍歷次戰爭中也很輕易直抵江陵城下，因此陸抗鑒於孫皓時吳的國力，引水造北海是對的，名將羊祜也花了不少時間才能渡湖，但魏是次圍江陵，北海還沒出現，只有沮、漳水在江陵城北。

浮橋就這樣順理成章的出現，也成為日後導致魏軍退兵的主因之一。

曹丕身在宛城「為其勢援」，夏侯尚等連屯圍江陵，孫權便於黃初三年十二月遣孫盛率萬人立圍塢於江陵中洲，以為犄角之勢。

江陵中洲，又名百里洲，顧名思義方圓百里，在江陵西南長江中。

這島能耕種，日後還能成為枝江縣縣治可見一斑，確實可以作為久屯之地，對魏軍的威脅不可謂不大。

所以明年正月，曹真遣張郃進攻，破孫盛後張郃據州上圍守，把朱然進一步孤立起來。

孫權馬上令在公安的諸葛瑾等人救援，他們與夏侯尚軍對江相隔，諸葛瑾渡入江中渚（即江陵中洲），而分水軍於江中。

夏侯尚於晚上讓部分士兵乘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夜襲諸葛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成功擊破之。

公安的援軍也被成功隔斷。

這戰顯示出諸葛瑾「性弘緩」，讓他「推道理，任計畫」倒是可以的，但戰場訊息萬變，他根本「無應卒倚伏之術」，所以遲遲也無法解圍。

另一方面，江夏太守文聘也成功斷絕沔口（即夏口北岸）以東的吳軍增援，「止石梵（當在今湖北天門東南，漢水北），自當一隊，御賊有功」（《通典》卷183記作「吳軍來攻，不克」）。

參考建安十三年孫權討黃祖的戰例，《三國志．董襲傳》云：「祖橫兩蒙沖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系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

」漢水只需少量水軍就可以擔任阻隔的任務，文聘水軍有了泊岸，孫權就不可能毫無顧忌的以船隻調動兵力，哪怕文聘沒取得絕對的制江權。

孫權在二月老遠從彭蠡水（今鄱陽湖一帶）而千里迢迢「城江夏山」（即黃鵠山，今蛇山，與夏口對望），原因應該就是江陵形勢告急，那應該會遣援軍，何況孫權也斷不可能容許魏軍繼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屯於「己之心喉」（見《宣帝紀》）的夏口，所以《文聘傳》這條記錄當是事實。

考《吳書》諸將沒有吳將成功突破文聘的防線，當然，孫權也可能認為在南郡附近的吳軍已有力解圍而不增軍，但文聘應該至少打敗了在他南面的吳江夏太守孫奐。

孫奐於建安二十四年後就接替其兄孫皎的江夏太守一職，直至死後由其子孫承「代統兵，領郡」，可見他是一直任江夏太守一職。

孫權於曹丕死後率五萬圍文聘於石陽，《三國志．孫奐傳》也有提及其出兵助戰一事；文聘殺至江夏境內的沔口孫奐也不反擊，執行不抵抗政策嗎？

江陵形勢告急，就算孫權不讓他領部曲趕至江陵救援，助戰也是不可能不發生的。

因此孫權築城於江夏山時不論是親征還是遣將擊文聘，是否此時才遣將往江陵增援，孫奐這江夏太守根本不可能沒戰事，但其本傳隻字沒有提及黃初三、四年的事，故原因只有一個：戰敗，所以本傳不寫。

另外，老將韓當在江陵之役時「保東南。

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為孫權所善。

他的保東南按字面是解作江陵東南，但文聘軍既止石梵、屯沔口，解圍之援軍未必只有沔口以東的吳軍，也可能來自南郡附近的吳軍，韓當也正正是有此可能。

現在科技發達，還能用衛星作定位，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地皆不是江陵的東南方向，但直到清代，中國的地圖還談不上完全的精確，參照一下清人江士鐸所繪的《水經圖注》就會明白，古人在繪太長的河流時只能是隨便的畫，若河流本從東南方向流，慢慢轉彎繞向東北方，古人也未必定能知道。

夏水穿越雲夢大澤後與漢水匯合，然後就是流向沔口，夏水正正是在江陵之東南；西漢時期在江陵東方也有揚（陽）水，此水正好向東流，也與漢水相通。

雖然杜預日後才再次疏通揚水，揚水與漢水的匯合點就是揚口（今天門縣以南），但至少三國時期，也已經有零星的流域。

長江以南的公安是諸葛瑾的守衛區，所以在江陵東南的夏水、揚水，應該就是韓當所保之「東南」了。

當然，這僅僅是停留在推測當中，因為還找不到更有力的證據證明韓當與文聘交戰。

不過，擔當江陵軍牽製作用的偏師文聘，戰後也把屯沔口之兵調回，恐怕因為深知無足夠兵力長期屯據吧。

回到主戰場江陵，城中守兵很多都患了腫病，尚有戰鬥能力的只餘下五千人。

曹真等人築起土山，開鑿地道，建立樓櫓逼近城牆，箭如雨下，將士們都驚恐失色，朱然晏然無懼意，激勵士卒，趁敵軍出現戰術漏洞時攻破敵軍兩個軍營。

魏軍圍攻江陵有六個月的時間，還沒有退軍。

江陵令姚泰率領軍隊守備北門，發現城外敵軍眾多，城中守兵少，穀物糧草將盡，趁機與敵軍勾結，圖謀作為內應。

準備要發事的時候，奸計被發現，於是朱然按軍法處斬了姚泰。

孫資日後追述曹丕的評語：「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

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

」

魏軍退兵的轉捩點發生在黃初四年三月，當時江水（即今天的長江）淺狹，夏侯尚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正如前述百里洲能耕種，確可為久屯之地），結果魏軍日渡不絕、南北往來，很多人多以為江陵必可拔。

可惜吳軍的潘璋鑒於魏軍勢盛，而江水又淺暫不交戰，領軍到魏軍的上流五十里，因為他已看出勝負的關鍵：「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

正當上萬魏軍也許改姓孫之際，幸好魏軍也有人看出這禍害，這人就是董昭了。

他上疏曹丕說：「武皇帝智勇過人，用兵卻很謹慎，從不敢像今天這樣輕視敵人。

打仗時進兵容易退兵難，這是最平常的道理。

平原地帶沒有險阻，退兵都困難，即使要深入進軍，還要考慮撤退的便利。

軍隊前進與後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圖行事。

如今在中洲駐紮軍隊，是最深入的進軍；在江上架設浮橋往來，是最危險的事；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通行，是狹隘的道路。

這三者，都是軍事行動的大忌，而我們卻正在做。

如果敵人集中力量攻擊浮橋，我軍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稅部隊將不再屬於魏，而為吳所有。

臣對這件事非常憂慮，寢食不安，而謀劃此事的人卻很坦然，毫不擔憂，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江水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漲，我軍將如何防禦？就算無法破敵，因應保全自己，為什麼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不感到恐懼呢？事將危矣，希望陛下認真考慮！」

正如前述，曹丕至少還能看中出劉備於夷陵的問題所在，還不是軍事白痴，醒悟後馬上下詔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百里洲。

此時吳軍已兩面並進，魏軍大隊人馬只從一條通道退卻，擠在一起，一時很難退出，魏將石建、高遷僅得自免，最後勉強撤回北岸。

潘璋本來已制好蘆葦筏子，準備燒魏軍的浮橋，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實施，周瑜於赤壁的一幕無法讓潘璋重演。

十天過後，江水暴漲，曹丕便贊董昭預料得真準確。

再加上此時又傳來了大司馬曹仁兵敗濡須的消息，就以瘟疫為由，曹丕遂命令各軍全線撤退。

朱然在外無援，內有謀叛，地道、樓櫓猛攻，加上瘟疫，有戰鬥力的己軍不滿五千員的情況下，也能死守江陵達六個月之長，由此名震魏國。

朱然戰後改封當陽侯；韓當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遙領冠軍太守；潘璋沒封賞，難道要為孫盛之敗負責，故算作功過相抵？

這戰雙方的總傷亡數字，史料交代得太少，很難像前兩戰那樣分辯出誰是勝利的一方，假如沒有董昭，或許是魏敗北告終，這就不能不說夏侯尚與一眾身在江陵的魏軍，運氣比攻濡須的曹仁軍好了。

張郃破孫盛萬人而殺敵的數字史書沒有記錄，唯一可以參考的數字只有《魏書》所引曹丕的《丙午詔》：「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

」相對於前述的洞浦和濡須，這次倒靠譜很多，因為其後吳軍攻屯於百里洲的魏軍，魏軍僅能從浮橋退兵，擠在一起，魏將石建、高遷僅得自免；張郃破孫盛於此孤島，戰敗而來不及登船，一萬吳軍中溺死者數千（應該也包括了戰敗的吳軍），比較接近事實。

但反過來說，駐於百里洲的夏侯尚軍損折人數也許也有數千。

夏侯尚和文聘擊破解圍的吳軍，到底殺傷了多少？不知道。

正如圍城的曹真和守城的朱然，各自的傷亡數字也是無法得知。

衛覬當年認為關中諸將無爭雄天下之志，只需加爵號、得其所志，宜為後圖；不應遣張魯今他們自憂而反。

但這需時太長且內容較為空洞之議，不為曹操所納，繼續實行他的伐虢取虞之計，關中之戰就算是曹操勝了十萬關中聯軍，但還是雲死者萬計。

因為衛覬當初認為別出兵，所以本傳就強調其負面結果，所以《三國志．賈詡傳》所說的「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是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因為賈詡不贊成曹丕出兵。

至於蔣欽之子蔣壹到底是在百里洲、夏侯尚絕諸葛瑾、還是曹真圍江陵期間戰死，史料不詳故無法確定。

宛、許在三月發生大疫，死者萬數（見《宋書．五行志五》）。

應是從江陵班師的兵員疫夫帶回來的，但當中又有多少是官兵呢？不可考。

至於退兵之因，魏廷當年公報的官方答案是這樣寫的：「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

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

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

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其實這段話是廢話連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傳》所講的「會大疫」呢？合肥之戰也是有大疫，但吳軍退兵主因在《張遼傳》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張遼的沖陣弄至「吳人奪氣」，士氣低迷、破城無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軍遠在漢中無法救援這奪合肥的大好良機。

瘟疫確實會造成士兵戰鬥力下降，但也是雙向的，魏軍有此問題，吳軍一樣會有，病毒是無差別的侵襲人體。

這又不是像以後英法百年戰爭中的黑死病這麼厲害，可以迫使交戰雙方被迫停戰，曹操更把赤壁之敗說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

也許有人會認為曹丕不想承受魏軍因瘟疫而有較多的陣亡人數才退兵，但我也可以抬槓說曹丕願意忍受這結果也要圍城直至城破，不願放棄辛辛苦苦才造成的陷百里洲、隔夏口這樣的有利條件，反正根本沒有史料表達出曹丕當時心中想甚麼。

研究歷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我們所想的未必是當時主人翁心中所想！

潘璋的火攻也不會是最終的主因，因為還沒有實行過，魏軍的主力仍在，還有交戰的能力。

江水其後暴漲，也不是沖毀了魏軍駐營。

當時江陵不像襄樊之戰時下暴雨，于禁之事重演的機率不太大。

在江陵戰場沒有糧草補給困難的史料，主力仍在，魏軍是有條件繼續圍城的。

其實主因就是朱然才讓圍城的曹真無計可施，有造反者也讓朱然發現。

再加上主力被擊退導致其他各路退兵，這樣的例子有：諸葛亮第五次北伐邀得孫權起兵響應，但曹睿救合肥新城，加上滿寵的傑出表現讓孫權退兵，結果向廣陵的孫韶、攻襄陽的陸遜一同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