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撰文：菏澤成陽與堯帝的關係非同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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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夫人殘碑 蔡文華攝/光明圖片
中山夫人殘碑拓片 蔡文華攝/光明圖片
堯王村發現的柱礎 蔡文華攝/光明圖片
【守望家園】
如果我們檢索文獻，會發現在中國多個地方有堯的傳說。
除山東菏澤外，河北的唐縣和邢台隆堯、晉南的臨汾、江蘇揚州的高郵等地，都有與堯相關的文獻記載與遺蹟。
可是，漢代皇室在認祖歸宗時，為什麼不選擇其他堯文化的傳說地，而單單將菏澤成陽定為祭祖地呢？
壹.國寶重光：發現堯陵和成陽城
2006年春，菏澤市胡集鎮堯王寺村村民王克春在村子西南角一個廢棄的土坑取土時，不經意間挖出了一塊青石殘碑。
石碑上部鑿刻出兩條氣勢遒勁的盤龍，下部刻有清晰的文字。
王克春從小熱愛歷史文化，直覺告訴他這塊青石殘碑絕非等閒之物。
於是，他託人將這一重要發現報告給了菏澤歷史文化研究所的潘建榮先生。
潘先生聞訊立即趕赴現場。
當看到青石碑上漢代隸書特徵明顯的四個大字「中山夫人」時，潘先生欣喜若狂，深感此次發現意義重大！他推斷殘碑很可能是《水經注》中提到的堯妃中山夫人碑，這件文物的發現，有力證明了《水經注》「堯陵」、《漢書》「堯冢」就位於堯王寺。
與之互為佐證的是，2004年春北京市文物隊原隊長趙廣林先生在陳樓村東徐河東側河道北壁上發現有一道夯土城牆的斷面。
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上，潘先生很快將青石殘碑與《漢書》《水經注》等文獻記載的堯陵與成陽城聯繫起來。
2007年春，菏澤市文物事業管理處和牡丹區文物管理所聯合組隊，對2004年發現城牆的區域進行初步勘探。
勘探結果印證了大家之前的判斷：這裡確是一座古城遺址；而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陽故城。
2008年4月，在山東省文物局的統一部署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疑似古城址和堯陵遺址進行了專題考古調查工作，出土遺存再次證實了兩處遺址的性質。
貳.碩果纍纍：豐富遺存印證史書
成陽故城地處黃河沖積平原，遺址大部分深埋於地下。
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城垣頂部最高處距地表僅有0.3米。
城址南北長690～700米，東西寬約1457米，面積100餘萬平方米，相當於2.5個天安門廣場大小。
城垣外有環壕。
城內發現有大型夯土台基、內城城牆等重要遺蹟。
城垣建於春秋時期，漢代大規模向上、向外補築，之後又經多次修補。
到金代，城牆已經完全廢棄。
從城牆始建年代及其補建、使用過程推測，此處城址應該就是文獻記載的漢代成陽城，隋唐時期為雷澤縣治所所在。
《水經注》記載：「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
」如今，東距成陽故城1公里恰恰就是發現「中山夫人」堯陵石碑的堯王寺村。
2008年4月上旬至8月初，考古工作者對堯陵遺址進行了初步試掘，發現它是一處堌堆遺址，平面為圓形，中間高高隆起。
遺址歷經新石器、商、周、漢、金、明、清等多個時期。
在不同時期的文化層中，考古工作者都發現了豐富的遺蹟和遺物：商代晚期發現有房基、灰坑及小型台基，出土了石鉞、殘圭、鐮、刀、斧等；漢、金時期發現有灰坑及墊面，出土有建築殘瓦，其中在1座金代灰坑中發現了大型建築構件——施釉鴟吻，說明當時這裡有寺廟建築。
遺址最下層、也是最早地層為龍山文化堆積，這也與文獻中記述堯舜所處的年代吻合，看來古史所記堯在菏澤一帶活動的說法並非臆造傳說。
關於成陽城的位置，《水經注》云：「成陽在雷澤東南十餘里。
」《大明一統志》「兗州府曹州下」條記：「成陽故城在曹州東北六十里。
」萬曆《兗州府志》、明《山東通志》《大清一統志》均明言成陽故城在曹州東北六十里。
考證這些文獻記載，成陽（雷澤）故城就在今菏澤牡丹區東北胡集鎮胡集、陳樓兩村一帶。
《漢書·地理志》「濟陰郡成陽縣」條下，班固寫有注文：「有堯冢、靈台，《禹貢》雷澤在西北。
」從這裡我們知道，西漢時期，成陽縣就已經有堯冢、靈台了。
東漢末年，皇帝大修堯陵和堯母慶都陵，為後人留下堯廟碑、帝堯碑、堯母靈台碑、成陽令唐扶碑和漢廷尉仲定碑。
這五通碑不但記載了堯陵、堯母慶都陵的布局，還明確指出二陵都在成陽城附近。
漢朝皇帝之所以大修堯陵，是因為他們自稱帝堯後裔。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記載，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出現「大石自立」奇觀，眭弘（西漢人，因為通曉經術而做了議郎，官至符節令。
——編者注）在上奏朝廷的奏摺中有「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字樣。
其實，在眭弘正式提出「漢家堯後」的觀念之前，它早已成為漢朝民眾的普遍共識。
《漢書·高祖紀·贊》提到，漢宗室劉向讚頌劉邦「漢帝本系，出自唐堯，降及於周，在秦做劉。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宗室對「漢家堯後」的認同。
《漢書·劉向傳》載：「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
」認定了「堯葬成陽」後，漢朝皇室就大規模對堯陵進行修繕，對整個堯陵區進行建設，這才有了「堯陵五碑」的樹立。
對於堯陵，漢代歷任皇帝均遣使進行禮儀隆重的祭拜活動。
《後漢書》記述，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派使者在成陽靈台建唐堯祠。
這是成陽堯陵設祭的首次明確記載。
此後，東漢光武帝時，不斷有議者建議由地方官、皇帝修葺祭祀成陽堯陵；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東漢安帝東巡狩時，派使者前去成陽祭祀唐堯；桓帝、靈帝時，先後遣濟陰太守孟郁、廷尉仲定等人整修成陽堯陵，使之一度達到極大規模。
叄.手鏟釋書：漢帝為何在此祭祖
如果我們檢索文獻，會發現在中國多個地方有堯的傳說。
除山東菏澤外，河北的唐縣和邢台隆堯、晉南的臨汾、江蘇揚州的高郵等地，都有與堯相關的文獻記載與遺蹟。
而在這些地域中，山東菏澤和晉南影響最大。
《左傳·哀公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冀方即冀州，晉南曾屬古代冀州的範圍。
近年來，隨著晉南襄汾陶寺遺址的發掘，不少學者認為它與「堯都平陽」的記載在地域和時間上雙雙吻合。
那麼，漢代皇室在認祖歸宗時，為什麼不選擇其他堯文化的傳說地，而單單將菏澤成陽定為祭祖地呢？依據文獻記述和考古發現，我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
⒈濮陽東部、菏澤一帶當時為天地之中。
馮時先生通過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書《保訓》的研究認為：「舜所求測的天地之中，地在濮州、范縣、鄄城、定陶一帶。
」並指出這與《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范蠡「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的觀念完全一致。
菏澤地處魯西，與豫北、豫東相接，歷史上曾被稱為「兗州」。
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華北平原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查、發掘。
2005年，河南省考古研究字在濮陽發掘了一座東周時期的古城址，面積約916萬平方米，城牆頂部覆蓋3～5米的淤沙，城牆底部距今天地表已有十多米深。
201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菏澤定陶漢墓進行搶救性發掘。
這座西漢晚期的「甲」字形黃腸題湊木槨墓，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好的黃腸題湊墓。
不過，長時間的黃河淤積，已使該墓封土淤埋深達11米。
黃河的改道遷徙對菏澤地區環境變遷影響最大。
但是，堯陵和成陽城由於地勢較高，河患影響相對較小，堯陵陵園在北魏時期仍然保存較好。
考古發掘證實該城直到金代才完全廢棄，明代以後才被黃河淤沙掩埋。
考古學者的工作成果，不僅印證了「漢家堯後」的文獻記載，也為我們勾勒出漢代以前菏澤地區的生態、經濟、文化諸多方面與今天相比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時這一地區水網密布、交通便利、經濟發達，商貿繁榮。
漢代以前這裡是「天地之中」，可謂名副其實。
⒉早期文明的發展。
龍山時代，魯西豫東北所在的古河濟地區遺址密集，表明這裡人口眾多、社會發達，文明化程度較高。
以菏澤地區為例，第三次文物普查發現龍山文化遺址多達148處，是山東地區龍山文化遺址數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而且這裡是黃河泛濫最嚴重的地區，還有大量遺址沒有被發現，實際數量應該遠多於此。
濮陽也是如此。
大規模、高密度的龍山文化遺址的發現，充分說明河濟地區在龍山時代已成為一個欣欣向榮、四方輻輳的文明區域。
⒊文化同源的推測：堯舜禹應同處於一個地域，是同一種文化。
菏澤所在的魯西地區在龍山時期歸屬於中原文化圈，屬於後崗二期文化的範圍。
這在菏澤十里舖、安丘堌堆遺址出土的陶器上有明確反映。
以十里舖遺址為例，龍山時期的陶器以灰色為主，常見繩紋、籃紋、方格紋等紋飾，器型以深腹罐、甗，高領瓮、缽、盆為主，鼎的數量較少。
這些文化特徵與山東中東部典型龍山文化時期使用的素麵磨光黑陶器形成鮮明對比，卻與河南安陽後崗、濮陽戚城、湯陰白營等地的後崗二期文化十分接近。
龍山時代正是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菏澤地區呈現出與中原文化一致的面貌，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然而，在早於龍山時代的大汶口文化時期，菏澤地區卻與中原文化相異，屬東夷文化圈。
⒋傳說的佐證。
菏澤一帶存在大量與堯舜禹有關的傳說。
《說文解字》云：「陶，再成丘也，在濟陰。
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
」關於「舜耕歷山」。
「歷山」《上博簡》容成氏寫作「鬲山」，《楚簡》作「鬲丘」，《清華簡》寫作「鬲茅」。
潘建榮推測其演變過程應是：鬲丘—鬲丘山—鬲茅山—鬲山—歷山。
《史記·五帝本紀》有「舜耕歷山、漁雷澤」的記載，《集解》引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
《禹貢》在兗州條下有「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的記載，同時還有「作十有三載」。
這與「禹抑洪水十三年」（《史記·河渠書》）和「禹湮洪水十三年」（《漢書·溝洫志》）的記載相一致。
結合考古發現的丘類遺址和古文獻中的「丘」，我們發現，它們與《禹貢》兗州條目下的「是降丘宅土」都處在豫東魯西地區。
可以說，考古資料反映的洪水現象與古代文獻記述大體一致。
雖然文獻中堯舜禹的傳說頗多神秘，所說不一。
我們相信，隨著成陽故城、陶丘遺址的進一步發掘以及古雷澤一帶考古遺址調查的深入開展，這些傳說將被考古逐一還原真相。
（作者：袁廣闊，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