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 其仕董卓，無守

聽說長安城中正在商議如何鏟滅我們涼州人。

如果這時候我們散夥走人，我們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聽任宰割了。

反倒不如大家齊心協力，去攻打長安，為董公報仇。

一旦成功，國家就是我們的了。

不成功的話，再散夥不遲。

　　武人們認為賈詡說的有道理，偏偏在這時又從長安方面傳來丁彥思、蔡伯喈被殺的消息，又給武人以極大的震動。

　　丁彥思，事跡不詳。

蔡伯喈，就是那位博聞強記，聲名遠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彥思與蔡邕同列，想必也應該是位名士。

蔡邕被殺，其間有著很多值得回味之處。

　　蔡邕的死因，謝承《後漢書》和范曄《後漢書》的記載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誅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嘆息的聲音，從而被王允認定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邏輯是：董卓是國賊，蔡邕是漢臣，國賊被誅，漢臣不喜反哀，則蔡邕是董卓同黨，那就該殺。

　　而蔡邕得到董卓禮遇是事實，在蔡邕思想中也曾把董卓作為強臣來視之，前已言明塑造強臣是士人的政治選擇。

可是，董卓的種種作為，使得蔡邕發現自己的選擇對象錯了。

於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

對於亡命天涯，蔡邕並不懼怕，他曾經為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跡十二年。

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說，你的長相比較特別，逃到哪裡，都會被人認出來。

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頭。

　　既然蔡邕放棄了董卓，那麼王允為什麼又要在董卓死後硬性給他貼上一張董卓同黨的標籤呢？曾經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對此就大不理解，認為是史書記載有誤。

但是，他卻忽略了王允在誅殺董卓成功之後的轉變。

《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說：

　　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

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是王允的敵人，為消滅敵人，王允可以從大局出發，做一個大度的人。

而董卓死了，敵人沒了，王允成了拯救國家於危亡之際的功臣，成了朝臣的領袖，這時他就是正義的化身。

過去要隱忍的事情，現在不用了，架子要端足，殺一兩個名士，對於樹立個人威信，整飭朝綱，想必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更何況王允對於蔡邕有成見，因為蔡邕曾經在大庭廣眾之下沒給他面子，這件往事記錄在南朝梁人殷芸寫的《小說》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

及允誅董卓，並收邕，眾人爭之，不能得。

　　王允殺蔡邕，是要了斷個人的恩怨。

這聽起來未免過於殘酷了。

但如果我們來讀讀顧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評論的話，就大致可以了解這殘酷背後卻有著更深的內容。

顧炎武說：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

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嘆，無識。

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

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

　　顧炎武把蔡邕看作了一個標誌性的人物，從蔡邕身上就可折射出時代風氣的轉變。

我們知道，尚節義是黨人時代最可寶貴的財富，所謂「文章盛」則是末世浮華的表現。

王允是黨人時代的名士，而蔡邕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扎了大半生，未嘗不具黨人的身份。

而此黨人對彼黨人的問罪，絕不是對過去時代精神回歸的企盼。

　　名士尚不免於一死，對於董卓的死黨，武人們的命運自可想見了。

涼州軍就此堅定了背水一戰的決心。

　　但要是想讓涼州軍回心轉意，似還有他途可尋。

那時，就有人向王允獻計說，讓皇甫嵩去出任涼州軍統帥。

要知道，皇甫嵩系出涼州名門，德高望重，其忠心為國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事情。

可是，王允認為這樣做雖然能起到安撫涼州軍心的作用，但卻會使關東士大夫們起了疑心，畢竟涼州軍還是由涼州人來統帥，還橫亘在長安與關東交通的要道上，而關東士大夫才是王允的親人，他不能做出對不起親人的事情。

相比之下，皇甫嵩出山是弊大於利啊！王允的這一想法，終於道出他在對待涼州軍問題上的態度，那就是，董卓已除，涼州軍的存在無足輕重，把朝綱整頓好了，把關東士大夫們聚攏回來了，那才是國家大計。

隨即他就派出了使者前往關東，去聯絡他心目中的親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