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之子口述：林彪與羅榮桓的合作與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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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國十位元帥中，羅榮桓在年齡上排倒數第二，但去世卻最早，他的人生歷程只有61年。
羅榮桓元帥做事極為低調，作為一位戎馬生涯幾十年的開國元勛，關於他的逸聞趣事民間流傳甚少。
羅榮桓的兒子羅東進，早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副政委，1999年晉升中將軍銜，2002年退休。
「父親一向低調，從不炫耀什麼。
當我從兒子的角度緬懷父親時，光環中的他不僅僅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元帥，更是一位儒雅寬厚的長者。
」談起父親，羅東進肅然起敬——
從大學生到「黨內聖人」
1902年，父親出生在湖南省衡山縣寒水鄉南灣村。
他的名字取自《詩經》「桓桓於徵」。
從曾國藩、左宗棠組建湘軍開始，湖南近代就有從軍習武的風氣，故有人云：無湘不成軍。
在三位湘籍元帥中，彭德懷和賀龍均為行伍出身，只有父親例外，他出身於富裕的鄉紳家庭。
25歲之前，父親一直在青島、武漢、上海、廣州等地奔波求學，讀的是土木工程。
他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希望當一名建築師。
然而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父親看到「大好革命形勢就這樣被他們給毀了」，氣憤至極。
父親加入共產黨，走出心愛的課堂，在黨的派遣下，從武漢奔赴地處湖北南部深山的通城，參加農民起義。
1927年，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是我黨建軍的重要起點，從那時起，連隊有了黨代表（後來改稱指導員），父親就是當時最早的七個連黨代表之一。
父親為了革命中斷學業，選擇去過終日「紅米飯、南瓜湯、單衣草鞋」的艱苦生活，同時還要置身於槍林彈雨之中，九死一生。
我相信，他一定懷有很強烈的救國理想和獻身精神。
父親告訴我，他當時在革命隊伍中顯得格外突出，鼻樑上架著厚厚的鏡片。
為此，父親還吃過一次虧。
他剛到鄂南組織農民自衛軍時，大家看他戴個眼鏡、文質彬彬，便推舉他管帳。
在部隊轉移時，父親除了帶著行李，還負責保管裝有二三百塊大洋的箱子。
路上，突然有兩個農軍戰士走過來說：「我們幫你扛吧。
」父親毫無戒心，心懷感激地讓他們幫了忙。
之後，卻發現這兩人蹤影全無。
丟了全連的家底，父親懊悔不已，常常埋怨自己：「我們都是秀才造反，脫不了書呆子氣。
一個知識分子，要成為堅定、老練的革命者，不經過一番磨練不行。
」這件事後來連毛澤東都聽說了，他說父親不但厚道、老實，還善於總結經驗。
在血與火、生與死的戰鬥歲月中，父親與毛主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父親算是十位元帥中，最早和毛主席在一起共事的。
在著名的古田會議上，經主席提名，父親當選紅四軍前委委員；不久，在擔任總政治部動員部部長的時候，他擴紅8000人，深得主席讚揚；抗戰時期，山東地區一度吃緊，雖然父親此前曾以身體不好為由請求少負些責，主席還是親自找他談話，堅決主張讓他出馬解決難題；解放戰爭時，東北局曾給中央打報告說兵源不足，主席自信滿滿地告訴他們，羅榮桓肯定有辦法。
結果，父親當年就組織了100多個二線主力團，兵力大增，在僅有27萬勞動力的松江省，動員了8萬青年參軍。
以至於日後在表彰東野的時候，主席一再強調：「羅榮桓是既當婆婆，又當媳婦，又管穿衣，也管做飯。
」
因父親既能幹事，又待人寬厚，腳踏實地，不善言辭，黨內的同志們曾經送給他「黨內聖人」的稱呼。
「部隊正在東進，就叫他東進吧」
1937年5月16日，已是工農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的父親，在延安與我的母親、23歲的紅軍女幹部林月琴結了婚。
結婚那天，他們煮了一大鍋麵條，裡邊放了蘿蔔、白菜和些許雞塊，很多同志就是聞著香氣來到他們的新房，這才知道是他們新婚大喜。
譚政、張愛萍、甘渭漢他們當時都去了。
戰爭歲月，危機四伏，父母親的生活更是異常艱苦。
他們生下哥哥羅北屯，寄養在延安一個老鄉家，但不幸夭折。
1938年4月，母親發現自己再次懷孕時，就不想要這個孩子。
母親故意從高的地方往下跳、從馬背上往下摔。
身邊的人都勸她「羅主任還沒孩子呢，你就生下來吧」，在眾人的勸說下，她才妥協——生下的這個孩子就是我。
我出生那天，父親正好奉命率八路軍115師從山西挺進山東，開闢抗日根據地。
他匆匆趕到母親身邊，看了我一眼，留下一句「部隊正在東進，就叫他東進吧」，便扭頭返回了部隊。
由於局勢複雜，母親始終記不起我究竟生在山西的哪裡，也不記得我的具體生日。
我一直是和小妹「共用」一個生日。
直到我40多歲，原38軍政委、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叔叔偶然翻開他的老日記本，才發現我出生於1939年2月14日，竟然還是現在的「情人節」。
從小，父親對我的教育就非常嚴格。
1959年，我考取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臨行前，他一再囑咐我好好學習，做到又紅又專。
還專門給我題詞：學習專業與學習政治相結合，政治是確定方向，沒有方向的航行是會誤入迷途的。
緊密地聯繫同學，互相協作，達到一起提高。
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無信心。
遵守軍事紀律，養成大無畏精神。
我到學校後給父親去了兩封信，至今我還記得父親回信的內容：「兩次來信均已收到。
頭一封信不成文體，內容貧乏。
第二次信稍微好些，希望你堅持寫信，這是一種補充學習的方法，最後祝你正式入伍，成為一個人民解放軍新戰士！你要記住：這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榮譽！要努力去完成學習任務。
」
「林羅」的合作與分歧
父親不喜歡出頭露面，更反感對他個人的宣傳和頌揚。
照相、題詞、上主席台之類的活動，他都儘可能迴避。
1956年，湖南衡山中學給他寫了一封信，為了表達對他的崇敬心情，建議將校名改為「榮桓中學」。
他立即寫信婉言謝絕，並希望學校領導好好教學，多宣傳人民群眾的英雄事跡。
有一次，《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民兵的報導，有幾處提到羅榮桓元帥的活動和指示。
他看了立即打電話給總編輯：「羅榮桓給了你們什麼賄賂啊？為什麼左一個羅榮桓元帥，右一個羅榮桓元帥地宣傳？這樣做沒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
正因為父親這種低調的性格，毛主席在給林彪挑選合作者時，才選擇了父親。
1930年2月，24歲的林彪因指揮有方，被提拔為紅四軍軍長。
但他個性很強，與歷任黨代表都搞不好關係，與他做搭檔必須既有原則性還要有一定的靈活性。
毛主席想來想去，覺得這個角色非父親莫屬，便將他派到了紅四軍。
這是父親與林彪合作的開始，從那時起到解放後，他們兩人多次搭檔。
父親和林彪合作有一個原則，就是「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你林彪不是管作戰嗎？那我就把作戰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
」到東北以後，林彪個人主義越來越厲害，為了遷就林彪專心指揮戰爭的「重點主義」，父親毫無怨言地在哈爾濱、雙城之間兩頭跑，將部隊的政治、訓練、裝備、後勤等工作全都擔負起來。
父親從不搶功，在非原則問題上極能諒解和忍讓，他們的相處還算相安無事。
那時，他每天總是忙到很晚才回家，母親又執意要等父親回來一起吃飯，所以我和妹妹經常等著等著就趴在桌上睡著了。
但父親的遷就、忍讓不是無原則的，在工作中，他也經常提出不同意見。
林彪對此開始不滿起來。
進入關內見到聶榮臻便發牢騷，還勸他來替換羅榮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堅決拒絕。
1960年秋，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帶著問題學習毛澤東思想」，這讓父親很不理解。
那時候，我正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學校也正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由於當時受林彪學習毛著庸俗化、教條化主張的影響，同學們只注重讀書的數量，四處亂用毛主席語錄。
我在寫信中也向父親列數了自己讀了哪些著作，並不適當地引用了一些語錄。
當時，父親對林彪的一些錯誤提法非常憂慮，看了我的信後，他給我寫了一封內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說：「理論學習必須聯繫實際，因為理論是來自實踐，學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滿足一些現成的詞句和條文，最要緊的是了解其實質與精神，所謂帶著問題去學毛主席著作，絕不能只是從書本上找現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給我們寫下萬應藥方……」
我在信中還向父親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學之間，有時會出現對某些問題看法不一致的現象。
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怕別人說我固執、驕傲；如果放棄自己的意見，又有放棄原則的嫌疑。
針對這一問題，父親寫道：「同志們對問題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
同志們要互相交換意見，交換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須經過爭論，才會有可能求得一致。
但不要在同志間，無論對誰，存在成見用事。
」我想，父親給我寫信時，應當已經考慮到他和林彪看法不一致的問題，甚至已經準備進行爭論。
半個多月後，父親在一次由林彪主持的軍委常委會上，終於忍不住開口：「『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
」
「那你說該怎麼學？」父親的話讓林彪有些尷尬。
「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
『帶著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
」父親的心直口快讓會場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幾分鐘後，林彪才緩緩一句：「不好就去掉嘛。
」
「還是去掉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會貫通……」還沒等父親把補充意見說完，林彪突然起身，說了句「散會」便拂袖而去。
這個突然的舉動讓在場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父親更是氣得雙手發抖，回到家中後喃喃自語：「大家都是老同志了，長期在一塊工作，哪能這樣呢，有問題大家討論嘛！」而林彪在這以後逢人就說：「什麼『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就不在一起！」
外界傳言「林羅」是和「劉鄧」齊名的黃金搭檔，然而兩人合作的實情，並非如此。
和毛主席的唯一「合影」
從我3歲起，父親的身體就開始出現了問題。
尤其是1942年部隊進入沂蒙山區以後，父親患上了嚴重的腎病，開始尿血。
根據地醫療條件差，父親強撐病體，常常坐在擔架上工作，可他異常堅強，甚至告訴母親：「我要訂一個五年計劃，爭取再活五年，打敗日寇，死也瞑目了。
」
1946年夏，父親病情加重，被黨組織送到莫斯科治療。
蘇聯醫生切除了他的左腎，並建議他修養3年。
但父親心繫東北解放戰爭，謝絕了醫生的建議，刀口剛癒合便回到東北戰場。
直到1963年上半年，父親仍然抱病堅持工作。
正如他經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為黨多做一點工作。
」
1963年12月1日，我接到學校通知，讓我儘快返京。
我頓時緊張起來：以往父親住院，從來沒讓我請過一次假。
我趕到醫院時，父親已陷入昏迷。
12月16日，父親病情加重，不幸逝世。
父親去世後，我們打算為他做一本紀念畫冊，卻連一張他與毛主席單獨的合影都找不到。
每每有什麼好事，眾人上前慶祝時，父親卻默默閃到一旁。
最後，我僅找到一張當年在機場迎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時，毛主席、聶榮臻、賀龍與父親的工作合影。
我們只得將父親與毛主席截取出來，這成了父親和毛主席唯一的合照。
如今，父親離我們遠去已經整整45年了，可是，我和兩個妹妹卻一天也不敢忘記他的教導。
與共和國同齡的妹妹北捷，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四醫院的心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
曾夢想成為文學家、外交家的她，在父親的指導下認識到，「醫生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人的一生，誰也離不開醫生」，繼而選擇從醫。
小妹妹羅寧，從小就想當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雖然在「文革」期間曾因為母親的「問題」一度被部隊拒之門外，卻最終還是在粵北山區當了兵。
1985年，她遠赴美國進修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專業，如今，在部隊任職。
在我們這些兒女看來，父親的性格就像「暖水瓶」，里熱外涼。
他常教導我們：「你們是老鄉們養大的！沒有他們，你們活不到今天！」父親的話，我一天也沒有忘記。
2006年，我有了一個新身份：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研究會會長──我終於能以自己的力量為老鄉們做點事情了。
父親如在九泉之下得知，他也會欣慰的。
本文選自環球網 作者：羅東進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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