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撤離延安細節|周恩來衛士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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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面臨胡宗南大兵壓境,孤城延安無法固守,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在陝北機動轉移與國民黨軍隊周旋,同時,吸引國民黨重兵追擊,分散其他戰區國民黨軍隊對解放軍的軍事壓力。

撤離延安就去留問題彭德懷發飆

1947年2月為了防空,等延安的群眾已經疏散完了,中央首長(朱總司令、少奇、周副主席、彭德懷)準備疏散,撤出延安。

我們坐汽車經過徐家溝、高家嶺、任家山到瓦窯堡附近一個村子叫棗林溝。

朱總司令、劉少奇、彭德懷同志已在這等我們了。

吃了午飯,下午三四點鐘開始開會,一直開到天亮。

參加的人有: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少奇同志、弼時同志、彭總,還有陸定一同志。

衛士可以旁聽會議,但是不准外傳。

這個會是研究中央留在陝北,還是撤出陝北的問題。

主席堅決不走,任弼時開始不發言,周副主席是一段一段地插話。

劉少奇、彭德懷是堅決主張中央撤離陝北。

彭德懷發脾氣罵人:「你們這些人留在陝北沒有多大用處,統統滾蛋,你們到河那邊去,騰出地方我來打仗。

你們留在陝北還要保護你們,增加部隊的負擔。

到山西去,安全、生活條件好,一樣指揮全國打仗。

」劉少奇也是這個觀點,他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離開陝北到晉西北去,再一個是乾脆到河北去。

吵了半天主席仍是堅決不走。

朱德同志開始說:「為了安全,可以過河。

」後來他支持毛主席的意見。

弼時最後才發言,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他在會上沒有和毛主席發生爭吵。

陸定一是宣傳部長,他沒有講話。

江青不算會議成員,她是斷斷續續參加會。

會議確定周副主席、弼時、定一和毛主席留在陝北。

朱總司令和少奇到河北平山領導土改工作。

在山西臨縣三交鎮成立了後方委員會,由葉帥挂帥,他是副總參謀長,還有鄧大姐、楊尚昆及外事組、總參等機關。

天快亮了,會議結束了。

因為敵機時常偵察轟炸,為了安全,少奇同志、朱總司令連飯也沒有吃,就走了。

彭總回前線總指揮部。

賀龍交代嚴密保衛周恩來

他們走後,我們又住了一兩天,周副主席要到三交鎮去傳達中央的精神。

因為關蘭軒要留下來看「家」,我一個人跟著周副主席忙不過來,警衛班臨時派關元太同志幫助工作,他是陸定一的警衛員,同行的還有汪東興,他帶了一個機要員。

我們先離開棗林溝,向北走,路過田莊,向綏德方向走。

隨後主席他們也出發,也是向北走,路過田莊,而後向西。

在路上住宿時,我和汪東興幹了一仗。

我第一次見他,不知道他是警衛科長。

這個人,什麼事都管,老教訓我。

住下後他開我的玩笑:「你一個人,首長出去怎麼辦?」我說:「跟著去。

「馬怎麼辦?」「餵呀!」

「號房子,吃飯怎麼辦?」

我說:「我跟著首長出去,你看房子,燒開水做飯。

」他不高興,但也不好推辭。

睡覺時,汪東興又問我:「晚上餵牲口怎麼辦?」我說:「關元太餵半夜,我餵半夜,沒有你的事。

」我們住的是兩個窯洞,關元太和其他人睡在外間,我們睡在裡間。

一鋪炕,周副主席睡在最裡面,挨著灶,我挨著他,汪東興睡在最外面,挨著窗戶。

汪東興不干,非要挨著周副主席不可,我倆爭起來了。

正爭得臉紅脖子粗時,周副主席進來了:「你們吵什麼。

讓東興挨著我睡,不就行了。

到了三交,社會部部長李克農批評我:你好厲害,科長都要聽你指揮。

我才知道汪東興是警衛科科長。

李克農同志又問了問路上安全問題,周副主席的身體狀況,鼓勵我們做好警衛工作。

在三交時,賀總接見我,詢問中央首長健康、安全情況及撤出的路線等等,我一一匯報。

賀總問:「你們這次來跟著幾個人?」我答:「兩個人。

「哎呀,人太少了。

我說:「周副主席說了,過了黃河是安全地帶,沒有事。

前方正打仗,不准多帶人。

」賀總又問:「你帶的是什麼武器?」我如實地答道:「每人帶了兩支槍,一支左輪,一支快慢機。

」賀總關切地說:「都是短射程武器不行,火力太弱,回去路上萬一碰上敵人怎麼辦?帶一個遠射程武器。

」讓我挑了一支美式卡賓槍,又送給我五六百發子彈。

我認為是賀總給的,時間又緊,就沒有向周副主席匯報請示。

回來的路上周副主席發現我多了一支美式卡賓槍,沒有說什麼。

我們在路上開開玩笑,講講故事,輕鬆愉快。

在綏德東山上休息時他故意問我:你背的是什麼槍,射程多遠,性能怎麼樣,你會不會用,會不會保養。

下了山我們騎上馬,他嚴肅地說:「換好槍、要手錶、要馬、要這個要那個,是舊軍隊的作風。

」把我剋了一頓。

我低著頭靜靜地聽著。

等他講完了,我解釋了一下,承認自己不請示是不對的。

他說:「還是你有理呀!」

周恩來:「蔣家王朝必敗,共產黨必勝!」

黨中央撤出延安後,西北野戰軍打得很好,三戰三捷。

3月25日在青化砭殲滅胡宗南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一個團共2900餘人,俘虜旅長李紀雲。

4月14日,在羊馬河全殲敵一三五旅4700餘人,俘虜代旅長。

5月4日,在蟠龍殲敵整編一六七旅6700餘人,俘虜旅長李昆崗。

我記得羊馬河戰鬥後,敵人從綏德方向向靖邊追來,我們是向北走,地點忘了。

下午我們到了,房子沒有號好,水沒有準備好,馬料還要現去籌備,一切都沒有就緒。

部隊坐在山坡上唱歌,等了兩三個小時,還不能進房子休息,有的同志累了,靠在背包上睡著了,東倒西歪,不成個隊形。

主席看到部隊散了,發火了,讓周副主席把大家組織起來,說直屬隊的事大家都要過問,指定任弼時為直屬隊的司令,陸定一為政委。

周副主席馬上把直屬隊幹部、戰士集合起來,有二三百號人。

周副主席作動員報告,然後宣布任弼時為直屬隊的司令,陸定一為政委,葉子龍擔任參謀長,汪東興任副參謀長。

代號是三支隊。

從這時起首長們才起了代號,是葉子龍出的點子,讓我們送首長審閱,他們都同意了。

毛主席叫李德勝,周副主席叫胡必成,任弼時叫史林,陸定一叫鄭位。

葉子龍是一號,汪東興是二號。

後來我們到了王家灣(現屬安塞縣),住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時生活開始困難。

為了保證首長的基本生活需要,衛士們每天騎馬出去找菜,到敵人未占領過的地方,一出去就是三四十里路,跑上半天,才買到南瓜、小白菜。

有時用舊衣服換隻雞、雞蛋,當地不產棉花,布匹很缺。

如果買不到東西,空手而歸,首長們就啃鹹菜頭。

5月初,我們在蟠龍打了一個勝仗,全殲守敵。

在這裡,周副主席同李昆崗談了一次話。

這個人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剛」之一,對我們有仇恨,態度傲慢。

周副主席給他算了一筆帳,從內戰開始,蔣介石在各個戰場打了多少敗仗,損失了多少兵員。

我們共產黨由劣勢轉為優勢,取得了多少勝利和發展。

嚴肅地指出:「蔣家王朝必敗,共產黨必勝!你不相信就走著瞧,歷史自會做出結論。

」無情的事實,使李昆崗啞口無言,耷拉下了腦袋。

在離開王家灣之前,江青對我說:「你到前線去,捎點東西給彭總。

」捎的是牛肉罐頭、奶粉罐頭,美國紙菸、罐頭,我裝在馬褡子裡。

她說:「彭總在前線很辛苦,這些都是我和主席節約下來的。

你不能直接給他,不能說是我們送的,更不能說是我送的。

如果講了,他不但不收,反而會罵人。

」她讓我去找賀炳炎同志商量,會找到兩全其美的辦法。

她囑咐我不要對別人講,我對周副主席也未講。

江青是好意,當時的思想、感情和後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我向賀炳炎一說,他哈哈大笑說:「這好辦,你就說是從前線繳獲的,戰士們送給他的,他可高興哩。

」我把東西如數地交給他,請他辦理。

祝捷大會後,胡宗南部向西尋找我主力。

我們有計劃地撤出王家灣。

主席衛士看不慣江青

經小河一帶,到了天賜灣(現屬靖邊縣),在這住了幾天。

天賜灣是光禿禿的荒山,就幾戶人家,吃水要到很遠的溝里去挑,而且還是渾水,倒在缸里沉澱後才能吃。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首先擠在一間小窯洞裡住,我們就住在院子裡。

條件這麼困難,江青還要洗頭。

她每次洗頭,要把水燒得滾開,用毛巾過濾後,晾得水溫合適了才洗,洗一次頭要用三盆水,她的盆別人是不能碰的。

主席的衛士王勇同志,對她非常看不慣,經常罵她:「你臭拽什麼!你不是和主席結婚早死了,活不到今天。

」江青讓他燒開水洗頭,王勇想連同志們喝的水都難以保證,你還要洗頭!生氣地說:「不燒!要燒,你自己去燒。

我是照顧主席的,管你的事?!」鐺,一腳把盆踢開了,拂袖而去。

我知道了悄悄地勸他幾句,他理直氣壯地說:「熊她,白熊她,她不敢告訴主席。

」果然江青不敢讓主席知道。

後來在楊家溝他們又鬧了一場。

那時環境比較安定,江青就哭起來。

江青找我談話,邊哭邊講,哭得好傷心。

她說衛士們對她不尊敬,叫她藍苹,說她的壞話。

她哭訴:「我出身貧寒,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你們不了解,瞧不起我。

我很納悶,我們不是一個黨小組,她為什麼對我講這些話。

可能是她想讓我向周副主席反映,但不好明說。

我才不替她匯報哩,匯報了我們的同志倒霉,假裝不明白,不理她。

王勇現在湖北,「文化大革命」時江青沒有找到他,沒整他。

我們在北京工作的同志都挨了整。

首長們過新年

轉眼冬天快到了,首長們議論在哪裡過冬。

因為陝北未完全取得勝利,確定不過黃河,仍在陝北過冬。

葉子龍、汪東興派警衛團的同志先行到米脂楊家溝做準備。

我們在楊家溝過新年、春節(2月10日)。

新年過得熱熱鬧鬧,首長們在會議室里跳交際舞。

我們燒的地爐子,用的煙囪很粗,敞開口燒每天要燒一二百斤煤。

灶口就在周副主席辦公室的窗下,他一看見我們添煤就心疼,讓我少添。

他說:燒這麼多,房子裡並不是很熱,熱氣都從煙囪里跑了。

他說老百姓節煤好,讓我向老百姓學習。

我這樣做了,果然又節省煤,又保持了室溫。

他很高興,把這件事在機關內推廣,他說是我的功勞,實際是在他的指導下乾的,我聽了他的表揚很不好意思。

我們和毛主席住一個院子,周副主席住在西頭,毛主席住在東頭,我們出大門,要經過毛主席的窗前,周副主席的習慣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大聲地咳嗽幾下。

主席睡覺很輕,周副主席醒來先問我們主席起來沒有?如果主席還沒有起來,他就輕聲輕腳地走出院子,到山包後面咳嗽。

他經常教育我們要注意主席的休息,不要弄出聲音來。

他不僅關心主席,而且對下面的同志也很關心。

他經常寫東西寫到深夜,常常催值班的衛士回去睡覺。

我們不肯離開,搬個椅子躺躺,他說:「這太冷,你回去睡。

有事我叫你。

」有時我睡著了,他有事到屋裡來叫我。

……

1948年3月,延安解放指日可待,西北的戰局,已是勝券在握,毛主席準備東渡黃河。

3月下旬,我們騎馬到吉鎮(屬綏德縣)住了一夜,第二天到達劉家坪渡口,在此東渡黃河,告別了中央工作過13年的陝北。

後來,我們去了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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