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千古豪放

葉嘉瑩曾說，柳永是失敗了的一生，而蘇軾卻在歷盡苦難後，完成了自我。

記者|艾江濤

閒情偶寄

在整個宋代，蘇軾的出場都堪稱光芒四射。

仁宗嘉祐二年（1057），20歲的蘇軾以第二名高中進士後，主考官、一代文宗歐陽修對他的文章激賞不已，如果不是誤會為他的學生曾鞏所作，肯定會將其列為榜首。

日後，歐陽修在同僚面前忍不住說：「讀蘇東坡來信，不知為何，我竟喜極汗下。

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有一天，他甚至對兒子說：「記著我的話。

30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

」

也是在那一天，仁宗皇帝興奮地對皇后說：「今天我已經給我的後代選了兩個宰相。

」與蘇軾同時高中的還有他18歲的弟弟蘇轍，這位沉靜內斂的弟弟，日後與哥哥還有父親蘇洵並列為「唐宋古文八大家」，文名不為淹沒實屬難得。

在歐陽修所出的考卷上，蘇軾即表現出超邁不拘的才情。

論及賞罰寬嚴時，他發揮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

皋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

」判官梅聖俞拿不准典出何處，日後問他，蘇軾竟答道：「帝堯之聖德，此言亦意料中事爾。

」

蘇軾成長的那個時代，名臣輩出，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張方平、范鎮等元老重臣尚在朝堂，其中一些人還是蘇家叔伯一輩的好友。

受到儒家思想與前輩賢人的影響，蘇軾自幼便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

早年隨母親共讀《後漢書·范滂傳》時所受的感召自不必說，宋神宗熙寧七年（1174），他自杭州赴密州任職前所寫的詞便言之甚明：「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

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然而，他一生的政治抱負與憂患，皆裹挾於王安石變法帶來的朋黨之爭中，真正使他留名青史的還是他的文學作品。

蘇軾 （1037～1101），世稱蘇東坡

蘇軾幾乎是文學的全才，詩奠宋調，詞開豪放，文列八家，由於深受後人的喜愛，即使在他去世後經歷「元祐黨人碑」的禁毀，依然留存下來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還有4800多篇文章。

在蘇軾的諸多文學成就中，尤以對詞的革新，最為人所重視。

清代詞學家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便說過：「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

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上品，亦不過為上之中、下，若詞則幾為上之上矣。

」

作為在隋唐之際從西域傳至中原的「燕樂」的歌詞，詞在晚唐曾迎來第一個創作高峰，形成後蜀與南唐兩個創作中心。

但直至蘇軾的年代，詞都被視為倚紅偎翠、宴飲佐歡的「艷科」與「小詞」，不為士大夫所重視，正如胡寅在《酒邊詞序》中所說：「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也。

」

事實上，蘇軾開始寫詞的時間相當晚。

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第二次由蜀返京途中，蘇軾便與弟弟創作了百餘首詩歌，並以《南行集》印行於世。

然而，他開始填詞的時間，要遲至神宗熙寧四年（1071）在杭州任通判以後，那時他已經34歲了。

為何蘇軾早年並不寫詞，難道他早年對於詞一直不感興趣嗎？葉嘉瑩研讀了蘇軾的書簡，發現他早在21歲時就已經留意到歌詞，在一封寫給族中兄弟的書信中，蘇軾寫道：「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

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何詞。

」那時，正是柳永的歌詞風靡全國的時候，等到他日後開始著意作詞時，不論臧否，柳詞都成為影響他的焦慮所在。

至於他早年為何沒有作詞，葉嘉瑩的解釋是，當時蘇軾正忙於寫《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和他《制策集》中的策論，經世致用的志氣顯然左右著這位年輕士子。

而任杭州通判，是他在政治失意以後，才得以閒情閒筆填寫小詞，而以餘力寫詞的態度，使蘇軾的詞作形成超曠的特色。

影響蘇軾與滿朝官員命運乃至大宋國運的事件，正是神宗熙寧二年（1069）二月開始的「王安石變法」。

北宋開國以來，由於重文抑武，政府以官員的富貴生活換取皇權的集中，士大夫的奢華，加之用歲幣換取與遼和西夏的和平，政府常感財力不足之苦。

為了富國強兵的目的，年輕的神宗皇帝任用為此隱忍20多年的王安石為相，實施變法。

簡而言之，王安石的九項新法，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其中影響破壞最大的青苗法，則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政府在春耕時貸款與農民，收割時再將本利收回。

這一新法，逐漸取代常平倉的古法：政府在各縣設立穀倉，年景好時，谷賤則收購；遇到災年，谷貴則拋售，以此平抑糧價。

新法受到朝中許多元老重臣的反對，司馬光在朝堂上駁斥王安石：「你之所謂理財，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神宗皇帝將新法擱置一兩個月後，決定堅決變革。

王安石一連清除了14名諫言的御史，在熙寧三年（1070）正式拜相後，權威不容侵犯。

蘇軾寫下萬言書，談論新法弊病，告誡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

他接連諫言，猶如石沉大海。

次年他在出了一道鄉試試題《論獨斷》後，終於激怒了王安石。

面對御史的彈劾，蘇軾自感朝中兇險，請求外任，在熙寧四年（1071）外放杭州通判，遠離黨爭漩渦。

杭州的湖光山色，給了蘇軾寫作的靈感。

起初他寫的幾首詞作，多描摹宴席間登山臨水的景色。

在葉嘉瑩看來，蘇軾的早期詞作明顯受到柳永與歐陽修的影響。

前者「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八聲甘州》）的那種博大高遠的興象，曾被蘇軾稱讚「不減唐人高處」；後者的疏雋，以及那種在憂苦中對宇宙萬物皆取賞愛的態度，也影響了蘇軾。

只是，蘇軾的詞作真正成熟起來，還要等到密州時期。

熙寧七年（1074）十一月至熙寧九年（1076），蘇軾升任密州太守。

密州是一個窮縣，免役稅（百姓付稅代替兵役）的分派遠非縣中百姓可以承擔，有孩童死於道邊，蘇軾曾救起三四十個飢餓的孤兒，在自己家中撫養。

然而，就像林語堂在那本傳記中所說：「這是蘇東坡最難過最沮喪的一段時光，說也奇怪，這位大詩人在最難過的日子裡卻寫出了最好的詩歌。

」

熙寧八年（1075）冬天，38歲的蘇軾在祭奠常山回來的路上，和同僚放鷹打獵，寫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

詞的前半闋以三國時孫權自況，極言出獵的壯觀，後半闕則以馮唐自比，渴望為國效力：「酒酣胸膽尚開張。

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寫完這首詞後，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興奮地寫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

數日前，獵於郊野，所獲頗多。

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

蘇軾的「自是一家」，實啟豪放詞風。

有趣的是，他大概也意識到自己的新作只適合壯士而歌，而非嬌弱的歌妓所能駕馭。

與此相對，宋人俞文豹《吹劍續錄》記載，蘇軾曾問一個善歌的幕士：「我詞比柳詞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岸），曉風殘月』。

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蘇軾聽後為之絕倒。

不久，蘇軾由於想念弟弟子由，寫出《水調歌頭》。

此詞一出，評論者認為在歷來寫中秋的詞中，「余詞盡廢」。

平生功業

晚年的蘇軾，曾在一首自題畫像詩中寫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這當然是他以自己被貶的三個地方自嘲，但就詩詞創作而已，黃州卻成為他不折不扣的功業所在。

神宗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軾調任湖州。

在到任的謝恩奏章上，他說了幾句讓朝中當權派不太舒服的話：「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裡的「新進」，顯然是指在朝中突然升遷的無能之輩。

幾個月後，御史將這幾句話挑出來，彈劾他藐視朝廷。

緊接著，蘇東坡抨擊青苗法的一些詩也被找了出來，加以彈劾。

接二連三的彈劾，讓本來不欲怪罪蘇東坡的神宗皇帝，也不得不對此加以重視。

要知道，這位皇帝由於過於喜愛蘇軾的詩文，經常讀著讀著忘記吃飯，以致停筷不食。

抓捕蘇軾的官差很快到了家中，由於已經提前獲知消息。

蘇軾並未顯得驚慌，面對大哭的家人，他以真宗時一位不願出仕的大儒在皇帝召見時所念的詩安慰夫人：「更休落魄貪酒杯，且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7月28日，蘇軾被官家逮捕，8月18日又投入御史台的皇家監獄，一直到12月28日出獄，蘇軾總共被關押了130天。

這場審訊，後來也被稱為「烏台詩案」，烏台，正是御史台的意思。

《灼艾帖》，北宋 歐陽修 書

最後，蘇軾被貶往黃州，降為團練副使，並且不准擅離該地區，受到牽連的還有蘇轍等一批官員。

蘇軾在黃州的生活非常貧窮。

他為自己在城東的山坡上弄了一塊十幾畝的地，成了一名真正的農夫，自此以「東坡居士」自稱。

他為自己在旁邊蓋了幾間房子，還有專門招待賓客的雪堂。

在黃州，蘇東坡經常一個人穿著草鞋，拖著竹杖便出門了，和漁夫樵夫商販一起聊天說笑，以消磨時日。

有時碰到極其不善言辭的人，無話可說，他便求人家講個鬼故事，對方若還要推辭，他會再三堅持：「瞎編一個也行。

」

一家二十幾口人的生活極為窘迫，蘇軾和夫人根據黃州柴米菜蔬的價格，規定每天花費不超過150錢。

每月取回4500錢的薪俸後，蘇軾將其分為30份掛在房樑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份花費，當日沒有花完的錢則存在一個大竹筒中，用以招待賓客。

日後聞名的「東坡肉」，正是蘇軾發現黃州當地豬肉「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後，發明用以充飢的美食。

「烏台詩案」之後，蘇軾開始有意識地減少與朋友的聯繫，甚至與不少人斷絕了來往。

元豐三年（1080），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仆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疚而已。

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

」儘管遭此詩禍，蘇軾並沒有停止詩詞創作，只是他所寫的詩詞僅限於知交好友間傳播，並且總不忘囑咐對方看後即焚。

日本學者淺見洋二在著述中說：「蘇軾一方面警惕自己的言論被毀謗，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停止詩歌創作。

在這種情況下，他一直與親密友人間保持著詩歌的贈答。

對於詩人來說，完全停止創作畢竟是一件難以忍受的痛苦之事。

」

在比較柳永與蘇軾之間的差距時，葉嘉瑩曾說，柳永是失敗了的一生，而蘇軾卻在歷盡苦難後，完成了自我。

原因在於，蘇軾幼年不僅受到儒家致用思想的影響，對道家「無待於外」的思想也頗為合意。

儒道融合，帶給他的修養，正如蘇軾在黃州期間寫給朋友的信中所謂：「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生死之際。

若見仆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

」而據王水照研究，此時蘇軾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佛老思想成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

佛老清靜無為的思想，既讓他看穿生死毀譽，又讓他變得通達。

無疑，這些思想都體現在他這一時期的詩文之中。

不論是前後《赤壁賦》中對宇宙變化中江風山月的清賞，還是諸如《定風波》中「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這樣的詞句，年近五旬的蘇軾正煥發出最令人著迷的魅力。

在作《赤壁賦》前後，蘇軾還寫了他最為重要的一首詞《念奴嬌·赤壁懷古》。

這首豪放詞的代表之作，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起首，完全是一派通古今而觀之的氣度，歷史、風景與人生的超脫交織在一起，為以前詞作所未見。

在黃州期間，由於蘇軾被禁止離開當地，太守某種程度上對他有監督之責。

慣於夜遊醉飲的蘇軾，有天晚上在一條小舟喝酒之後，興之所至，唱詞一首：「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時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谷文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次日，蘇東坡留詞告別、已順江而下的謠言傳到太守那裡，他趕忙出發查看，結果發現蘇東坡尚臥床未起，鼾聲如雷。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

哲宗年幼，在反對新法的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之下，大批反變法派官員紛紛被啟用，蘇軾也被調回京城，連升幾級。

然而，蘇軾對全盤否定新法的司馬光並不以為然，與他在朝堂辯論後，蘇軾回家後不禁連呼其為頑固的「司馬牛，司馬牛」！不久，蘇軾再度外放地方為官。

哲宗皇帝自己主政後，又繼承神宗皇帝的施政方針，一舉將30多位反對新法的「元祐黨人」貶斥邊遠，蘇軾再被牽連貶往惠州、儋州。

不過，有了在黃州時期的精神蛻變，此時的蘇軾已然知天達命。

開宗立派

儘管從范仲淹、歐陽修開始，宋詞已出現一些即景抒情的作品，氣象已與晚唐五代以來婉約綺麗的詞風頗有不同，但詞依然被視為樂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

這種態度，是朝中士大夫的共識。

王安石在剛任參知政事後，閒暇中翻看晏殊的詞作後，便笑著對旁邊的人說：「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柳永，作為第一個大量書寫都市風情與市井生活的詞人，極大地開拓了詞的書寫範圍，一度在國朝極為流行，也深深影響了年輕時的蘇軾。

柳永儼然國內最紅的詞人，誰要著意作詞，便無法繞過此人。

一方面，蘇軾受到他的影響，並對柳永詞作中興象高遠的句子評價很高，但更多時候，出於一種雅俗之辯，蘇軾對柳永諸如《定風波》中「彩線慵拈伴伊坐」之類的俗詞表示不屑。

宋人筆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蘇軾見到秦少游，對他說：「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

」秦少游回答：「某雖無學，亦不如是。

」蘇軾隨即拈出一句：「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

後人談及蘇軾對宋詞的革新，往往會提及蘇軾在理論上對詞品的提升。

蘇軾，首先肯定了詞為「詩之苗裔」，改變了過去「詩尊詞卑」的文體格局。

正因如此，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入，寫詞正如作詩，不再有內容題材上的限制。

蘇軾本來就是才情縱橫、洒脫不羈之人，對他來說，文章猶如泉水，不擇地而出，行所當行，止所當止，那種不吐不快的感覺「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不吐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

宋人對蘇軾的詞作常有「以詩為詞」評價。

《蘇軾回翰林院圖》，明 張路 作

那麼，在宋代，詩體與詞體之間的區別究竟為何？諸葛憶兵經過分析，認為二者的區分並不在於是否可合燕樂歌唱，因為近體詩與長短句同樣可以納入曲子歌唱，而南宋以後的詞由於歌譜失傳往往脫離音樂成為案頭之作。

二者的實質區分在於功能：「詩言志，其功能目的為政治教化；詞言情，其功能目的為聲色娛樂。

」

與之相關，詩詞之辯亦在風格。

詩莊詞媚，「脫離燈紅酒綠的創作環境，擺脫歌舞酒宴的傳播場所，改變男歡女愛的娛樂功能，歌詞取材和功能向詩歌看齊，其詞風必然發生變化」。

蘇軾的「以詩為詞」，顯然包含題材和風格兩個方面的意旨。

蘇軾的詞作，在題材方面多有開拓。

在各地擔任地方官期間，蘇軾寫作了一些反映鄉間風物的通俗作品，比如密州時期所寫的「麻葉層層苘葉光。

誰家煮繭一村香。

隔籬嬌語絡絲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搗麨軟飢腸。

問言豆葉幾時黃」（《浣溪沙》），為淺斟低唱的都市創作為主的宋詞所缺乏。

此外，蘇軾還將悼亡主題引入詞作，這便是那首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

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

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

以「豪放」評論蘇軾的詞風，始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曾慥在《東坡詞適遺》中評論道：「豪放風流，不可及也。

」而首先以「豪放」與「婉約」對舉評詞，則遲至明代。

明人張蜒說：「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為主。

」（見張刻《淮海集》）但逐漸地，蘇東坡成為宋詞豪放派的開創者，這一詞派有力的繼承者是南宋的辛棄疾，不過一以豪放清雄，一以沉鬱頓挫。

然而，對於北宋詞史中「豪放派」的成立，學界向有爭議。

詞學家吳世昌有次和一個唐詩專家聊天，便說道：「北宋根本沒有豪放派。

」等對方瞠目結舌時，他又說道：「即使把蘇（軾）詞中的『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老夫聊發少年狂』一類作品算作『豪放』詞，我們至多也只能說，北宋有幾首豪放詞，怎麼能說有一個『豪放派』？如果真有這一派，試問有多少人組成？以誰為派主？出了多少『豪放』詞？收印在什麼集子裡？」在吳世昌的統計中，蘇軾340多首詞中，如「大江東去」一類所謂「豪放」詞，不過只有六七首。

詞學家曾棗莊顯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認為，「不僅北宋詞有婉約、豪放之分，甚至從詞產生時起就有婉約、豪放兩種不同風格，只是在蘇軾以前這種不同詞風還表現得不太鮮明而已」。

宋詞的真正鼎盛是在南宋，今存北宋詞僅占全部宋詞的四分之一多點，而即以北宋詞論，豪放詞的數量也顯然不在10首之內。

爭論有之，但顯然地，無論是蘇軾自己還是他的同代人，已清楚地感受到詞風之變。

蘇軾那些山風海雨的詞作，也只適合由關西大漢以銅琵琶鐵綽板，擊節而唱，而不適合十七八歲的女郎手執紅牙板，裊娜而歌了。

（本文寫作參考《蘇東坡傳》，林語堂著；《王水照說蘇東坡》，王水照著；《蘇軾傳稿》，王水照著；《文本的密碼——社會語境中的宋代文學》，淺見洋二著；《唐宋詞十七講》，葉嘉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