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唐代成都的三國文化

◎張 起（學者）

在唐人心中，蜀地是偏遠的，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行走蜀道的驚險，如駱賓王《送費六還蜀》詩云：「萬行流別淚，九折切驚魂」。

巴蜀與中原道路艱險，往來不易，但正是因這樣的特殊環境使得巴蜀文化自成系統，且與中原的文化交流匯通相對較少，致使前朝歷史文化面貌的變遷，在蜀地十分遲緩。

三國蜀漢政權建立於蜀地成都，這裡自然保留了許多三國史跡。

而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相比魏、吳二國，魏、吳地勢開闊，在歷次改朝換代的淘洗中歷史舊跡遺存，容易時異事移，改變面貌。

雖然距離上，長安到蜀中，沒有長安到吳越遠，但交通不便，所以王朝更迭對吳地的歷史文化面貌影響更大。

劉希夷詩《蜀城懷古》說三國以來，四川風貌變化少，「蜀土繞水竹」「氣色何蒼蒼」，「舊國有年代，青樓思艷妝」，「古人無歲月」，當年的「陣圖一一在，柏樹雙雙行」，「漢廟」「秦倉」還在蜀地保存完好。

蜀中留存的三國遺址，蜀人口碑中的三國人事，為唐人歌詠提供了充沛的素材。

形成一個特異的現象，許多出川入川的詩人，如陳子昂、張說、李白、杜甫、白居易、楊炯、岑參、劉禹錫、竇常、薛逢、李商隱、薛能、羅隱都吟詠過三國本事。

除了詩歌，文章也有反映，如「一代名相」裴度在蜀時，有感於蜀地民間祭祀孔明的風氣，而作《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並序》。

那麼多詩客文士歌吟三國，原因大約有三：一是蜀地民間保留了較好的三國遺風，諸葛亮甚至已深入到巴蜀民間風習中去了；二是劉備君臣在蜀漢建立了清明的政治，這正好切合唐代士子的政治理想；三是詩人們在蜀地時時感染著這種文化遺存，據《三國志》載：「黎庶追思，以為口實。

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這一民間口口相傳的方式一直在巴蜀延續。

唐人在巴蜀詠三國，主要集中在成都、廣元、夔州等地。

杜甫生活在成都的感受是：「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這是他成都時見到的蜀人熱愛諸葛亮的印象。

巴蜀多處祀有諸葛亮祠廟，尤以武侯祠最盛。

唐人經常入祠憑弔，如大曆二年岑參在成都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幕中，曾遊歷武侯祠和劉備廟，作《先主武侯廟》；大中五年李商隱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中，冬天從梓州到成都推獄，游武侯祠，作《武侯廟古柏》；武少儀在蜀時也作有《諸葛丞相廟》。

廟中古柏成片，成為詩人描寫的對象。

如杜甫的名詩《蜀相》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大中末年雍陶刺簡州，作詩狀寫古柏：「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峰」（《武侯廟古柏》）。

杜甫詠贊諸葛亮，在現存的杜集裡，有二十多首詩吟詠或提到，仰慕之心，在唐代詩人中找不出第二個。

這與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特殊經歷分不開。

在陷唐於極大動亂的「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於乾元二年（759）舉家逃難到成都，這裡是前蜀漢政權的大本營，之後又流徙梓州、閬州、夔州等地，在川約八年。

杜甫在巴蜀，無一日不思念安史叛軍占領下的中原父老鄉親，希望能儘快恢復李唐王朝的繁榮，「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

」（《鳳凰台》）在蜀地的他特別懷念三國時以西蜀為基地，五伐中原，匡扶漢室的諸葛亮，因此他「愁來《梁甫吟》」（《初冬》）。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

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

」（《謁先主廟》）諸葛亮北伐屯田渭南，卻在五丈原去世，遺下未竟之業成千古恨事。

諸葛亮是悲劇英雄，杜甫是崇敬這樣的經國重臣的，他以名詩《蜀相》為之慟哭：「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

唐人的三國文化視野，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

所謂歷史的，是包含對三國歷史題材的重視，因為離開那段歷史只有四百多年，三國留下的歷史財富還在，歷史古蹟尚存。

所謂現實的，是指大唐盛世激發的精神追求與三國英雄史事契合，唐人需要利用三國題材來激勵自己，因此三國題材現實地反映了唐人的時代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