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權與三衙用將（上）

誠如南宋名臣虞允文所言：「擢用將帥，非人臣所當專。

」①皇帝作為趙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內外大權都集中於其一身，在帝制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常識。

軍隊將帥，本乃「國之司命，社稷之存亡系焉，人主所當注意而不可忽者也」。

②三衙管軍的選任，更關乎至關重要的京城兵權。

其最高的決策權，當然也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對此，宋仁宗時任翰林學士的胡宿，就曾對宋仁宗言及：

臣竊以殿前、馬、步軍等帥臣，統陛下爪牙之兵，為陛下心腹之佐，宿衛宮省、拱扈宸極。

凡所進任，固先出於聖意，然後參訪大臣，公議既同，方可除授……不宜輕用論薦，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則開隙生事。

國之利器，所宜慎重。

③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侍御史孫升在上奏中所言更為精到，他說：「臣竊以管軍之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衛，雖推擇之議，當參詳於執政，然除授之恩，必使歸之人主。

」④宋寧宗時，宗正少卿柴中行也上奏道：「執政、侍從、台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

」⑤

宋代三衙之用將，三衙管軍的選任，三省、樞密院的進擬，給舍的繳駁，台諫的論列，文武高官的薦舉等等，歸根到底都還只是建議權，最終還必須經由皇帝本人加以決斷。

皇帝最高決策權的具體行使，主要有在三省、樞密院進呈時對其「進擬」人選發表可否意見，以及內降「中旨」、「內批」、「御筆」直接任命等兩種不同的方式。

正是因為三衙用將的最高決策權屬於皇帝，皇帝周圍以宦官為代表的佞幸群體，往往也能夠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

一

宋太祖作為後周馳騁沙場的禁軍名將，殿前司的資深統帥，趙宋王朝的開國之君，是不折不扣的軍事老手。

三衙管軍等禁軍高級將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綱獨斷，實屬理所當然。

正所謂「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強黜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

⑥也就是他的心腹謀主趙普，能夠發揮一定的參謀作用。

建隆二年(961)，張瓊被破格提升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於宋太祖的個人意志：「上謂殿前衛士如虎狼者不下萬人，非張瓊不能統制，乃自內外馬步軍都頭、壽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領嘉州防禦使。

」⑦又如，殿前都虞候楊信，根本沒有任何像模像樣的戰功，後來還得了重病，成了啞巴，指揮軍隊時只能用一奴僕代他傳令，但就因為楊氏出自宋太祖個人的親兵衛士，宋太祖認為其「忠直無他」，遂始終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揮使。

在楊信之後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勛，在軍中更加默默無聞，他能夠接任如此要職的唯一理由，就是「與太祖同事周祖，謹厚無矯飾」，乃宋太祖的早年軍中密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終無易」。

⑧

正如韓非子所說：「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

」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子哥兒，顯然都不是軍事上的行家裡手。

然其父子二人，卻偏偏自視甚高。

宋太宗自詡「弓馬嫻熟」，更精通兵法。

至道元年(995)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線戰事的勝利，對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法，他說：

用兵之法，古賢所著兵書已備，無以越其規矩焉，在人探討耳。

朕粗留心，至若漢高祖以必戰而滅楚，晉謝安以孤軍而敗秦，此用兵之妙也。

夫文武之略，天不賜全。

倘使張良有韓信之武勇，韓信有張良之沉謀，則高祖焉能駕馭之乎？朕每出兵攻伐，意頗精密，將兵之人，丁寧諭之。

不聽者，多至敗事。

⑨

左右侍臣們則順水推舟，大肆吹捧道：「陛下料敵制勝，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測度也。

將帥倘能上遵成筭，則何往而不克矣。

」至道二年，宋太宗又借王超伐夏取得小勝的機會，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三衙管軍大將們表示：

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

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

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

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

⑩

其實，戰場瞬息萬變，《孫子兵法》以及歷代高明的兵家講究得都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宋太宗「悉如所料」、「諸將不能盡依方略」云云，純屬「功為己，過為人」自欺欺人的外行話。

他本人親自指揮的高梁河之戰和雍熙北伐，宋軍無一例外地一敗塗地，涿州潰敗，名將楊業的戰死，他都負有不可推卸的指揮責任。

反倒是前線眾將抵制其瞎指揮的滿城會戰，宋軍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戰果。

宋太宗軍事才能究竟如何，由此一望可知。

問題是，皇帝既然如此自我迷信，以英明神武自居，文武大臣又阿諛奉承，三衙管軍將帥的選拔，當然就是皇帝一人高下在手，臣下置喙的空間就很小了。

更何況，宋太宗即位背負著「燭影斧聲」得位不正嫌疑的沉重包袱，對三衙的人事安排，他本來就有著最高的政治敏感度。

事實就是如此。

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屬意戎事，每朝罷，即於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壯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

(11)雍熙元年(984)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自都指揮使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逾月而畢。

自是，率循其制」。

(12)宋太宗還對近臣說道：「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

若不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13)淳化二年(991)，當鹽鐵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國家精擇將帥，以有威名者護塞」，其實是對宋太宗的選將之道提出委婉批評的時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說：

朕每計之，自有成算。

至於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

如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

今縱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

此乃機事，卿所未悉。

(14)

也就是說，儘管在戰場上多次碰得頭破血流，宋太宗還是堅持「自有成算」，堅持自己的選將之道，不願意採納臣下的建言。

三衙禁軍自「百夫長」以上將校的「選擢」大權，當然就更不願也不會稍向臣下放手了。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曾以太宗所擢殿前都虞候張凝「忠勇好功名」為例，高度評價宋太宗的用將之明：

上嘗與近臣論將帥，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

太宗所擢甚眾，而優待者唯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每賜與絕殊倫輩，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

」(15)

這自然是正面的推崇。

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名相王安石卻以前後兩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王超為例，評論過宋太宗、宋真宗兩朝的用將，他說：

先朝用將，如王超亦嘗召對，真宗與之語，退以其語與大臣謀之。

臣讀史書，見當時論說終無堅決，上下極為滅裂，如此何由勝敵？

又太宗為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兩卷文字，雲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

若御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為將，稍有材略，必不肯於此時為將，坐待敗衄也。

但任將一事如此，即便無以勝敵。

(16)

對此，宋神宗也表示完全贊同。

確實，只有傅潛、王超之流，才肯甘於充當宋太宗、宋真宗手中的玩偶；反過來說，恐怕也只有宋太宗、宋真宗乾綱獨斷，獨攬「任將」大權，才會在宋、遼激戰正酣之際，把傅潛、王超等連「稍有材略」尚且不配的庸將，提拔到關乎政權興亡的、三衙最高級管軍的要害位置上。

正面推崇也好，負面批評也罷，盡可見仁見智，然宋太宗獨運「選擢將校」之大權，卻是毫無任何的異議。

一個頗為有趣的事例是戴興，此人在宋太宗朝歷任步軍都虞候、步軍都指揮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卻從無任何像模像樣的戰績可言，其之所以在軍中官運亨通，竟主要得益於宋太宗對長壽大仙的迷信和以貌取人：

戴興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

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元之跡，太宗閱之，酷肖戴興，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示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

群口合奏曰：「似戴興。

」上笑而異之，因是進用。

後建寧遠軍節，舉朝止呼「戴長壽」。

(17)

帝王用心，隨意性很大，臣下榮辱，就在帝王的一念之間，真才實學如何，往往倒在其次。

宋真宗亦襲其父之故智。

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向宰相呂蒙正等訓示說：「選眾求材，誠非易事，朕常孜孜詢訪，冀有所得。

向來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其間王能、魏能頗甚宣力，陳興、張禹珪亦稱有聞。

」(18)宰相呂蒙正等人隨即迎合道：「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臣之明也。

」(19)他們顯然為宋真宗本人所賞識和親自提拔，王能後位至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都指揮使，陳興位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20)景德四年(1007)，時任樞密使的馬知節更曾對宋真宗說：「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旨授。

」(21)馬氏此語，真可謂無所顧忌，一語破的。

宋真宗寵信自己的藩邸親隨夏守贇，遂不經過中書、樞密院，直接派遣宦官徵求夏守贇個人的意見：「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22)夏氏後來果歷仕三衙都虞候、副都指揮使，位至殿前都指揮使。

宋仁宗一朝，情況相對複雜。

一方面，迫於群臣的激烈反對，尤其是鑒於台諫官們「乞罷內降詔書」的呼聲此起彼落，宋仁宗也不得不數度下詔表示：「自今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23)「今後內降，無得輒受」。

(24)但另一方面，皇帝「內降」下發仍然是相當地頻繁。

在三衙管軍的選任層面，宋仁宗尤其如此，敗軍之將劉平出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後晉升侍衛步軍副指揮使，即是出自於宋仁宗本人之意：「上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

』」(25)李用和、李昭亮、郭承祐等一大批外戚，他們得以出掌三衙，儘管屢遭台諫官們的圍攻，卻依然能夠安居於殿前副都指揮使等管軍高位，箇中的關鍵，更是在於宋仁宗本人「用親」之一己私意。

宋英宗是一個「有性氣，要改作」的有為君主，他即位伊始即曾質詢執政大臣：「積弊甚眾，何以裁救？」(26)表現在用人層面，就是時常聖心獨運，「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

(27)例如：唐介出任御史中丞，據宋英宗本人所言就是：「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28)治平二年(1065)六月，宋廷命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三司鹽鐵判官、太常博士呂大防為監察御史里行，「皆英宗親選也」。

(29)對整軍經武，宋英宗更是念茲在茲，他採取的方法之一，就是側重通過內外將帥的人事調整，來刺激和激勵三衙與前線各部，提升宋軍整體的戰鬥力。

治平元年十月，宋英宗病體初愈，就檢閱了三衙諸軍、班直將校的武藝，親自「擢授有差」：

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竇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史。

」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內園使。

」(30)

同年十二月，宋英宗又以王昭明、李若愚等親信宦官出任陝西前線涇原、環慶等路的兵馬鈐轄統兵要職，整頓邊防，儘管諫官呂誨等人極力反對，宋英宗依然是乾綱獨斷，「訖不從」。

(31)

宋英宗治平二年六月，楊遂出任侍衛步軍都虞候，也是因宋英宗早年在藩邸時，同楊遂有過一面之緣，遂以手令欽定其為管軍：「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為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

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32)宋英宗天不假年，在位僅四年略有餘，但即使是如此，正如宋哲宗朝時臣僚所言：「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歲為甚。

雖其間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識拔，切磨收養，出生入死之人也。

」(33)宋神宗朝建功立業的將帥，不少人都是從宋英宗時開始嶄露頭角的。

宋神宗更是宋代最胸懷大志的皇帝，又有名臣王安石輔佐，志在復漢、唐舊疆，作「大有為」之君。

熙寧、元豐新法，無不以「富國強兵」為宗旨。

軍事改革層面的「將兵法」，著眼點放在於強化地方各路經略司的軍事實力，前線戰區以陝西、河東各經略司為重點，內地則以開封府界、京東西兩路為重點；「保甲法」則側重於開封府界、河北、河東、陝西等地區民兵的訓練，著眼於以兵農合一的民兵取代募兵的長遠目標。

京師的三衙，雖然不是宋神宗改革的重心，但也絕非置諸不顧，而是以精簡、整訓為手段，力圖錘鍊出精銳之師。

為達到這一目標，宋神宗對三衙管軍的遴選，同樣是用心良多。

戰功頗著的燕達，最得宋神宗的賞識和器重，他能從一介小校起家，飛黃騰達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高位，離不開宋神宗本人的親自栽培與數度破格重用，燕達本人就曾有言：「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眾先。

」(34)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在考慮身後之事的時候，就把託孤的重任，也部分地放在燕達肩上：

進(燕達)殿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

元豐八年，神宗寢疾益甚，會確母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皇太子。

(35)

燕達果然也不負宋神宗的重望，「逮神考升遐，宿衛於內東門」，(36)以武力為後盾，協助宰相蔡確等人保證了宋哲宗的順利繼位。

宋神宗、燕達君臣之間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

宋神宗在確定蔡確為託孤人選的時候，主要的理由是：「群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

」(37)也就是說，在宋神宗眼裡，燕達的情況應當與蔡確相類似，同樣是他自「小官」、「小校」一手提拔至三衙管軍，因而也就是最為親信和可靠的。

此外，擅長治軍、軍紀嚴明的宋守約，用兵有方、威震西夏的劉昌祚等人，宋神宗也是特別地賞識，多次不顧臣僚的異議，將他們提拔至三衙管軍之位。

宋哲宗一朝，在宋哲宗親政之前，大權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中，三衙管軍的任命也相應地掌控在她手中。

元祐五年(1090)和元祐六年，宋廷先後兩次除授三衙管軍，就是較為典型的事例。

元祐五年九月，為補三衙之闕，經宰相呂大防、尚書右丞許將等三省、樞密院執政眾大臣共議，「度越資級」，擬定以張守約、張利一兩人應選。

但在「進呈」皇帝審批時，垂簾聽政、代宋哲宗行使皇權的高氏雖然未明確地否定三省、樞密院的「進擬」，但仍委婉地表示：「聞王文郁有邊功，好作軍職」、「姚兕亦聞忠實可用」。

(38)

待朝議結束之後，儘管呂大防等人繼續堅持原議，尚書右丞許將卻改為迎合高太后的意思，不在三省、樞密院任命二張的文書上簽字，並個人上札子請另行委任王文郁為三衙管軍。

此事隨即引發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執政、台諫等眾多朝臣都被牽涉其中。

事件的結局，是許將因此被罷去執政，而張利一、張守約為三衙管軍的擬議，亦按照高太后的意向，最終被擱置。

元祐六年，三省宰相、樞密院的「進擬」，更是被高太后直接否決。

該年四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出缺，三省、樞密院進擬以雄州團練使王崇拯擔任。

在「同進畫可」時，這一方案遭到了高太后的否定，高太后還當面駁斥眾臣道：「崇拯有何勞能？聞說止是熟事，且須選有功勞之人。

」(39)三省、樞密院遂改進擬曹誦，但也未能獲通過。

宋哲宗親政之後，勵精圖治，對內一改元祐之所為，以紹聖為旗幟，起用新黨；對外則推行強硬政策，重新對西夏發起凌厲的攻勢。

相應地，宋哲宗特別重視將帥的選任，三衙管軍的人選，更是親自決斷，他「每以元祐末除(王)崇拯、張璨為管軍不當」，還再三對曾布評論說：「張璨作管軍尤可怪，今在否？」曾布回答：「已作宮觀。

」(40)顯而易見，張璨如若不是已經離任，宋哲宗非將他解職不可。

宋哲宗時常以手令批覆或面諭等形式，令三省、樞密院正式任命管軍。

元符元年(1098)正月，皇城使、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張整晉升為威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就是宋哲宗親自召見了張整，經過面對面地專門考察之後，然後親筆批覆三省、樞密院，任命其為三衙管軍，完全撇開了三省宰相。

其具體的過程，史書記載如下：

先是，涇原乞差近上兵官。

曾布為上言：「無人可差。

涇原、熙河皆欲得王恩為總管，恩少壯，可驅策，兼頗得邊人情，置之於此可惜。

張整軍政嚴明，可以管軍，但恐以衰病。

若召之一見，陛下自視其人才，可進則進，不可則卻令歸本任，似無所害。

」上然之，遂召整。

既對，論軍政及職事，極有條理，上甚悅。

翌日，諭二府曰：「整殊不類武人，語言皆有條理。

當時豐稷、韓忠彥皆拒而不受，何也？」整先除鎮、定鈐轄，二師(帥)皆以為嚴酷失軍情，不納。

布曰：「臣不敢過稱道之，然其軍政嚴明，實有過人者。

奏對果稱旨，然管軍須三省同除。

」上曰：「不須，待裡面指揮。

」即日批付二府除四廂。

(41)

案：宋制路級之副總管方得為管軍，張氏以環慶路鈐轄而除龍神衛四廂，屬於越級提拔。

另據《宋史》張整本傳的記載，張氏蒙宋哲宗召對，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之後，遂「管幹馬軍司」。

(42)

宋哲宗「自視其人才」，以「內批」直接任命張整為三衙管軍一事，正如時任知樞密院事的曾布所評論的：「上頻收攬威柄，侍從、台諫多出中批或面諭，至整亦欲從中批出，三省無復差除，右使闕已數月矣。

」(43)顯而易見，這與紹聖之前大權歸於太皇太后高氏和舊黨執政大臣，宋哲宗親政後特別注重加強對用人權的控制，以此來「收攬威柄」的政治大背景有關。

張氏之外，王恩出任三衙管軍，同樣是經過了宋哲宗的親自「召見」，宋哲宗還對左右近臣評論說：「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

」得到皇帝本人的賞識之後，王恩遂得以「留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

(44)

宋徽宗行政、用人，以好用「御筆行事」著稱，即越過三省、樞密院的進擬，甚至不經由中書舍人「書行」，不交門下省給事中審覆「書讀」，皇帝本人在內廷徑直擬定人選，或親筆書寫，或由宮人代筆，直接交付有關機構執行。

御筆行事，始於崇寧四年(1105)，宋徽宗「御筆更制軍政」，「御筆付三省、樞密院，更制陝西、河東軍政六事。

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始此」。

(45)大觀年間則為最盛：「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由是權幸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

」(46)三衙管軍的選任亦如此。

殿帥王恩得罪宰相蔡京，蔡京欲逐之而不果，就是因為王恩得到了宋徽宗的庇護。

(47)高俅以一介地痞無賴，竟得遍歷三衙、穩居殿前都指揮使的高位，更完全出自於宋徽宗的乾綱獨斷。

宋欽宗即位時，金兵兵臨開封城下，宋朝已然處於風雨飄搖的險境，但宋廷發布的殿帥人選王宗濋，其治軍統兵的能力更等而下之，被朝野上下公認為還不如高俅。

王宗濋，是宋欽宗之母宋徽宗王皇后的親屬，「上欲寵異母黨，故有是命」。

(48)也就是說，這一任命，完全出自於宋欽宗本人任用外戚的一己私意，不可能再有任何別的解釋。

難怪任命甫一發布，「識者寒心」。

(49)幻想以騙子郭京的「神兵」退敵，就是在王氏主持下上演的荒唐鬧劇。

金兵剛登上開封城的時候，兵力其實並不多，宋軍仍然還有反擊的可能性，但王宗濋置宋欽宗的命運於不顧，竟帶頭鼠竄，「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50)最終直接導致了開封失守。

宋欽宗算是自作自受，自食選將不當的惡果了。

宋高宗號稱南宋「中興之主」，但他在軍事上其實很不在行。

三衙用將，起初主要是依靠趙鼎、張浚等宰相。

宋、金紹興和議達成後，則是奸相秦檜挾金自重、獨攬大權十八年，宋高宗長期被置於相當尷尬的境地。

紹興五年(1135)，將楊存中的神武中軍與殿前司合併，以楊存中為主管殿前司公事，決策算是出於宋高宗本人，宋高宗後來還曾經宣揚：「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51)然「朕之郭子儀」云云，更多地是宋高宗故作姿態；楊存中也是搖擺於宋高宗和秦檜之間。

秦檜死後，宋高宗得以「總攬權綱」，隨即令楊存中「就第」，解除了他手中的兵權。

(52)在解除楊氏兵權的時候，宋高宗特地下令繼任者趙密在任命公布之前即前去接管殿前司，他還向大臣們說：「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自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

(53)看來，宋高宗、楊存中君臣二人真正的關係，實則是不折不扣地爾虞我詐。

宋孝宗自然也不是什麼軍事幹才，更非「英明神武」，但在南宋的皇帝當中，他算是唯一一個胸懷「一九州之志」，(54)志於恢復中原的皇帝，也被公認為最「銳志肆武」、最為「留神軍政、注意將才」的皇帝。

乾道七年(1171)七月，宋孝宗自己就曾向宰相虞允文等人表白說：

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

卿等更思之。

虞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

」上曰：「極是！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55)

洪遵於知建康府任上曾上奏說：「臣竊謂今日先務，選將厲兵，莫此為急。

仰惟陛下，銳意中興，留神軍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

」(56)時人袁說友、葉適、吳泳等也都紛紛說道：「臣仰惟陛下屬意武功，寤寐戎事，整舉軍政，細大畢舉」、(57)「壽皇聖帝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才，必演而出之」、(58)「故有制、領而召對內殿者，有兵鈐而引見便朝者。

雖三衙帥臣，如敏如琪，素以才武自奮，亦許之倚杖奏事。

則凡將帥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獻」。

(59)

相應的，宋孝宗也可以說是對選將掌控最為有力的南宋皇帝。

以三衙的統制、統領官為例，其任用、升遷，在三省、樞密院進呈時，宋孝宗或可或否，往往就是親自加以處置。

隆興二年(1164)，三省、樞密院進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軍權統領官劉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軍統領王明填闕」：

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

」仍戒諭王琪：「近所差劉洪年老軟弱，今果死，止是主帥作人情。

」

湯思退退而嘆曰：「陛下留意軍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為之君也。

」(60)

乾道二年二月，宰執進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戚方「升差統領官孟俊充統制、副將董苑充統領」，洪适等奏曰：「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統領，系升二等。

」宋孝宗裁斷：「孟俊可依差，董苑升二等，恐後求援例，且已之。

」(61)乾道八年四月，宋孝宗又當面訓令三省、樞密院宰執，任命姚公贊為殿前司的統領官、成光延為步軍司的統制官，宋孝宗說：

環衛官戚世明軍政甚修，可除右千牛衛將軍，專令訓練士兵。

姚公贊可除右監門衛中郎將，依舊殿前司前軍統領。

每遇宣入禁中，賜酒食，統領官不得而與，故除之。

成光延可除步軍司中軍統制，依舊環衛官。

以同赴闕之人，皆以任用，今以此試其事。

(62)

宰相梁克家遂奏曰：「陛下待遇將帥，恩意重輕，曲盡如此，將見人人感奮矣。

」案：宋孝宗於隆興二年重新恢復了環衛官制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於皇帝的親自選將，「兼收廣覽，使之日在左右，得以周知其武才，他日選用，可以得人」。

(63)

此外，宋孝宗還專門下令樞密院編訂了「揭帖」，即三衙、江上和四川諸軍從準備將至統制官的軍官花名冊，宋孝宗會不定期地抽查其中的一兩員，當面召見，親自考察其軍事才能，以備日後選用。

三衙、都統司眾將，確乎「凡近日之所進用者，往往皆重勞聖慮，旁搜曲取而得之」。

(64)

三衙的統制、統領，大致屬於三衙的中高級將領，宋孝宗尚且如此錙銖必較，他對三衙主帥除授的重視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宋孝宗朝的三衙管軍，李顯忠、郭振、王琪、陳敏、王友直、郭棣等人，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宋孝宗個人的愛將。

如位至主管步軍司公事的郭振，就是因為在覲見時得到了宋孝宗的賞識，「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

(65)居「殿岩十年」的郭棣，原本只是四川諸軍默默無聞的一介正將，他能飛黃騰達至殿帥高位，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其與宋孝宗君臣之間，有一段「恨見卿晚」的佳話，史書記載：

郭觀察棣，初為興元利州正將，樞密使王公炎入蜀，奇公材，留寘帳下。

乾道中，部秦兵及鎧甲赴行在所，因密薦之，即日召入，孝宗悼符離失利，寤寐中原，公極言曩事，剖析如流，漏下數刻，上曰：「恨見卿晚。

」(66)

又如歷任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主管殿前司公事的王友直，起家金朝統治下的河北土豪，紹興三十一年乘完顏亮南下之機興兵反金，後南下歸宋，其餘部「不滿百人」而已。

像王友直這種「歸正人」，在南宋朝廷沒有什麼根基，住往最易遭到排斥，時人李椿就曾經談到：南下歸宋的北人，「性多拙直孤立，以拙直孤立，處之機巧奔競風波之內，其何能立也？不唯不能立，臣亦慮必將有受害者矣」。

(67)王友直能夠一路青雲直上，高居三衙管軍，皇帝宋孝宗本人的特別賞識和器重，幾乎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大致和王友直同時南下歸宋的契丹人蕭鷓巴，位至三衙管軍，打破了宋代通常不以外族人管軍的傳統，更是宋孝宗親口所封。

此事的前後原委，頗具戲劇性：

蕭鷓巴恭奉孝廟擊球，每聖語許除步帥，久不降旨。

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

忽鷓巴醉中語侵孝廟云：「官家會亂說，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降旨。

」孝廟怒，送福州居住。

居數月，德壽忽語孝廟云：「蕭鷓巴如何不見？」孝廟舉前說奏知。

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

」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福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

及德壽發引日，鷓巴號哭於路欲絕。

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68)

顯而易見，宋孝宗「聖語許除」三衙管軍，決不會僅僅限於蕭氏一人。

正因為如此，宋孝宗在位時，三衙管軍「皆以中批行之」，多為「特旨專除」一類的批評性的提法，就頻繁地見諸於臣僚們的奏章當中，這應該是一個事實。

宋寧宗時，陳傅良更曾經上奏，不同意當時簡單地神化宋孝宗和貶低宋光宗的主流意見，「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鑑。

臣竊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

(69)他隨即具體對比了宋孝宗和宋光宗兩朝，在他所開列出的宋光宗的五大優點，萁中兩條就是：「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

給舍封駁、台諫論列，雖累上進，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

」(70)他的結論是：宋寧宗應「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陳氏的評論正誤與否，可以置而不論。

但從陳氏此奏，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宋光宗朝的三衙管軍臣僚和各都統司的都統制，「皆從三省降詔」，應當就是比較嚴格地遵守了三省、樞密院進擬和給舍繳駁、台諫異議的程序，此所謂「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

(71)反過來，宋孝宗一朝，皇帝本人「御前差遣」三衙管軍，不經三省、樞密院降詔除降授，三省、給舍和台諫被置於無用之地，應該不是個別的情況。

此所謂「孝宗明斷總攬之政」。

(72)否則，陳氏也就不必要將這兩條大書特書，作為宋光宗長於宋孝宗的地方了。

當然，宋光宗之所以「隆寬不自用」，客觀原因是他本來就「溺於酒色，不恤政事」，(73)加之很快又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

宋寧宗與其父相比，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父子兩人都無法真正地運作皇權。

宋廷大權，遂盡歸於權臣韓侂胄和史彌遠，三衙用將之權，當然也不例外。

宋理宗在權相史彌遠死後方得以親政，一度有意於效法宋孝宗，親攬用人大權，「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

(74)具體到三衙選將，寶祐五年(1257)九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福離職，代之以吉文瑫，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則由郭濬出任。

事後，宋理宗就專門詢問了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

上曰：「王福得歷陽鄉郡，聞以為榮。

」

元鳳奏：「陛下念其服勞殿陛十有餘年，以此優之，深得御將之道。

」

上曰：「吉文瑫、郭濬之除如何？」

元鳳奏：「甚愜公論。

」(75)

從上述的對話不難看出：此次三衙管軍較大幅度的人事調整，應該純出於宋理宗個人的手筆。

二

綜上所述，宋代君主行使三衙管軍選任的最高決策權，主要有如下兩種有所區別的方式：

其一，三省、樞密院執政大臣們所「進擬」的三衙管軍名單，必須及時地「進呈」皇帝，而「三省進擬，或可或否，悉由聖斷」，(76)對「進擬」的審批、最終裁斷大權，完全掌握在帝王個人手中。

為此，正如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八月詔書所明確規定的：「三省、樞密院進擬差遣在京文臣開封府推官，武臣橫行使、副，在外文臣諸路監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軍已上，臨時取旨召對。

」(77)凡是三省、樞密院所「進擬」的人選，都要隨時聽命皇帝的親自召見，三衙管軍當然也在其列。

皇帝如若對「進擬」名單中的人選不滿意，或是直接地予以駁回，令三省、樞密院重新「進擬」。

或者在三省、樞密院「進呈」「進擬」之時，向宰輔提出為自己所屬意而名單上未有的人選，供三省、樞密院再度討論，從而對三省、樞密院的「進擬」施加影響和壓力。

宋孝宗時，「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

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78)這是宋孝宗以己意干預文臣「進擬」的具體例子，可以作為參照。

其二，皇帝越過三省宰相、樞密院的擬議程序，或者直接內降手詔、「中旨」、「內批」、「御筆」等，或者在三省、樞密院進呈時，當面提名自己所屬意的親信出任三衙管軍，令三省、樞密院遵照執行。

引人注目的是，正如前文所詳述，皇帝使用「內降」的形式來任命三衙管軍，總是或明或暗地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

北宋從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開始，直到宋仁宗、宋哲宗、宋徽宗等各朝，表現得都較為明顯，南宋則以宋孝宗朝最為突出。

其實，有些時期，「內降」雖然表現得不是特別明顯，但如若考慮到究竟是三省、樞密院主動進擬，還是皇帝個人授命三省、樞密院行事，其實很難加以準確區分的因素，皇帝個人獨斷的實際分量，可能還要大。

眾所周知，在宋代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話語當中，皇帝以「內降」、「內批」、「中旨」、「御筆」等形式行政、用人，「除授不歸中書」，與臭名昭著的「斜封墨敕」相掛鈎，總是被置於被猛烈批判的尷尬位置上。

「內降非盛世事」，(79)這是宋代君臣和朝野上下的一個共識。

宋仁宗時，侍御史彭思永就「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

(80)宋哲宗時，左司諫王岩叟亦對太皇太后高氏進言：「蓋斜封墨敕，不宜於今日有。

自古此事盡出於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

」(81)宋徽宗時，中書舍人曾肇也上奏：

臣待罪右省，伏睹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

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忖之事體，終有未安。

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

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

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

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

(82)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劉黻拜監察御史，上奏「論內降恩澤」，更徵引了宋代的相關史實，極言「內批」之弊，他說：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

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

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臣睹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

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

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

(83)

他還再三強調：「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84)對上述臣僚進言，皇帝在公開場合下也只能贊同，表示「深然之」、「嘉納之」，也時常地頒布「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85)一類的補充規定。

北宋時，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九月，「詔自今三省進呈差除，如從中批出，從中書省奉行，其事理未允，所至之省具奏」。

(86)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閏四月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及內中須索常行應奉，隨事申尚書省或樞密院覆奏。

」(87)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三月，再度重申：「今後聖旨不經三省、樞密院者，諸官司不許便行，並申中書省審奏，俟得旨，方許施行。

」(88)

兩宋之際，經過慘烈的北宋滅亡的「靖康之禍」，君臣上下在反思的時候，以宋徽宗為代表的皇帝「御筆」、「御批」行事的泛濫，就被視作反面的歷史教訓，「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

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89)「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90)大致成為南宋君臣的共識。

紹興二年(1132)九月，宋高宗就訓令執政大臣們說：「今旦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

若或未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有)司申審。

」宰相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

」(91)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七月，也下詔：「自今後應呈試出官大小使臣，未經呈試，不許堂除。

雖系御筆內批特差，亦許執奏不行。

」(92)宋寧宗時，也以環衛官的任命下詔，皇帝「雖已頒成命，亦許輔臣執奏，給舍繳駁，台諫論列，不容冒濫，務在必行」。

(93)從總體上看，南宋時期，皇帝濫降「內降」、「御筆」的現象，在政治運作當中也確實有一定程度地收斂。

對皇帝的御筆，臣僚敢於執奏不行、表示異議，「大臣執奏，給舍繳駁，台諫論劾」(94)的事例也很多。

例如，建炎四年(1130)六月，宋高宗「特旨」醫官王繼先與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就予以封駁，宋高宗再度訓令：「可特令書讀行下，仍諭以朕意。

」但富直柔斷然「再封還錄黃」。

(95)這一出自「朕意」的荒唐可笑的晉升，終於被擱置了。

紹興年間，趙鼎為相，宋高宗曾「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趙鼎即予以駁回，並質詢宋高宗說：「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96)

又如，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二月，宋孝宗特旨授外戚潘才卿為環衛官，執政官們在內殿「進呈」之時就提出了異議，「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已得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宋孝宗也只得贊同：「卿等如此理會，甚善。

」(97)

宋光宗朝，耶律適嘿以手詔除承宣使，給事中尤袤「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尤袤堅持反對，並上奏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宋光宗雖然「震怒」，終無計可施，只能是「命遂不行」。

(98)

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殿帥郭倪「乞撥豐儲倉米一萬石，冬至前支散口累重大官兵」，「已得御筆依」。

但在宰執「進呈」的時候，宰相謝深甫表示了異議：「殿司若欲額外俯存軍士，主帥自合措置，不應請於朝廷。

兼自來無此例，今若開端，後必為例。

」宋寧宗也只好承認：「極是。

」謝深甫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今借撥米事，冬節已近，且與權借撥一萬石。

候來春依數糴還，日後不得為例。

」(99)當然，這不過是為皇帝安排體面的台階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