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關漫道真如鐵——重走紅軍長征路紀行

以吳起鎮戰役為主題背景的彭德懷策馬指揮作戰雕塑。

《貴州日報》記者 蒲學光 攝

第十五回：「砍尾巴」落腳陝北 銷番號奔赴國難

抵達吳起鎮後，中央紅軍擊潰尾追而來的國民黨騎兵部隊，幫助中共中央在陝北站穩了腳跟，標誌著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面對陝北根據地正在開展的「肅反運動」，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果斷叫停，並與紅15軍團勝利會師。

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後奔赴抗日前線，中國歷史隨之翻開了新的一頁。

吳起「砍尾巴」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10月所作，詩中頌揚的「彭大將軍」正是彭德懷，「橫刀立馬」之舉就是由他親自指揮的吳起鎮戰役，是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發起的一場擊潰尾追之敵的戰役，毛澤東稱之為「砍尾巴」戰鬥。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紅軍改編而成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勝利抵達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吳起鎮，來自寧夏地方軍閥及東北軍的兩支騎兵部隊尾追而來，企圖襲擾剛剛結束長途行軍的紅軍部隊。

毛澤東認為：中共中央即將在陝北建立革命根據地，尾追之敵入境勢必不利；同時，紅軍在長征途中有與騎兵部隊作戰的經驗，吳起丘陵溝壑遍布不利於騎兵作戰。

因此，毛澤東決定設伏吃掉這股尾追之敵，具體戰鬥指揮由彭德懷負責。

10月19日晚至10月20日晨，紅軍陝甘支隊三支縱隊於頭道川、二道川、三道川及寧塞川布置下環繞吳起鎮東西南三面的「口袋陣」，做足伏擊敵人騎兵部隊之準備。

今年8月20日上午，記者一行乘坐越野車，沿著盤山公路行至吳起縣城郊外勝利山（舊稱平台山）山頂，山頂邊緣的兩株杜梨樹綠意盎然，當年毛澤東正是在其中一株樹下設立臨時指揮所，進行戰鬥動員。

站在勝利山頂，記者可遍察遠近溝梁地貌，深感紅軍當年於此設立指揮所之合理。

講解員遙指當年敵我攻防位置，步兵與騎兵的那場對決戰穿越歷史迷霧，倏忽變得清晰起來——

戰役伊始，紅軍採用分塊包割、相機包圍戰術，將敵人騎兵部隊分割包圍於二道川的塔兒灣、平台山，頭道川的楊城子、柳樹樑、燕山樑一帶。

10月21日晨7時許，戰鬥正式打響：一、二縱隊首先在二道川塔兒灣對敵三十五師騎兵團發動攻擊，敵軍大亂潰退近10里又遭紅軍一縱主力伏擊。

紅軍左右兩翼阻截擊潰白鳳翔第六師一騎兵團，敵騎兵部隊調頭撤退被紅軍追擊50餘里。

敵馬培清騎兵團亦被紅軍擊潰。

整個戰役過程中，彭德懷採用「球形」陣法對陣敵騎兵，使衝殺而來的敵騎兵陷入四面飛來的彈雨包圍之中。

同時，敵騎兵策馬於狹窄溝壑，亦無法充分發揮其相對於步兵的機動及速度優勢。

經數小時激戰，紅軍斃傷敵軍600餘人，俘虜千餘人，繳獲戰馬1600餘匹。

吳起鎮戰役為紅軍落腳陝北後發動的第一場戰役，勝敗攸關能否於陝北站穩腳跟。

在為指揮員們作完戰鬥動員後，毛澤東告訴身邊警衛員：「現在休息休息，槍聲響得激烈時不要叫我，到打冷槍的時候再叫我。

」氣定神閒若此，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對紅軍必勝的高度自信。

戰後視察陣地時，毛澤東得知紅軍追擊潰退敵軍的消息後，幽默地說：「步兵追騎兵，這是個創舉啊！」

戰鬥結束次日即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告為期一年的中央紅軍長征正式結束。

此時，中央紅軍已從出發之初的8萬餘人銳減至7200人，部分紅軍官兵由此產生悲觀情緒。

對此，毛澤東回應道：「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鍊與考驗的。

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

」他認為，到達陝北的倖存紅軍因為從長征過程中汲取了經驗教訓，摒棄了中央蘇區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因此反倒比長征出發前的兵力鼎盛期更為強大。

長征猶如大浪淘沙，歷經艱苦堅持下來的紅軍官兵必然是信仰堅定的革命者。

1935年12月27日，剛剛抵達陝北的毛澤東、周恩來就提出：「凡屬同意黨的綱領政策而工作中表現積極的分子，不念其社會關係如何，均應廣泛地吸收入黨，尤其是陝甘支隊及二十五軍經過長征鬥爭的指戰員，應更寬廣地吸收入黨。

」「凡屬經過長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補期。

」

一言以蔽之，經過長征的紅軍官兵，凡不是黨員者，一律入黨。

陝北救中央

中央紅軍初到陝北吳起鎮之際，已連續穿越白區兩萬五千餘里，才踏上這塊紅色革命根據地，可謂倍感親切。

但迎接他們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卻處於「肅反」（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恐怖氛圍中。

西北革命根據地由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組建而成，是當時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紅色根據地，活躍於該根據地的西北地方紅軍是由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謝子長領導的紅27軍及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組建而成的紅15軍團。

1935年10月1日起，受「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影響，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聶洪鈞及紅25軍參謀長戴季英等人，發動了一場針對陝甘邊根據地和紅26軍的「肅反運動」，劉志丹、習仲勛等相關領導人被誣以「右派反革命」遭酷刑折磨，導致部分紅軍官兵投敵及反革命暴動的發生。

「滿天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

」中共中央抵達陝北獲悉該情況後，毛澤東果斷予以叫停，挽救了一大批忠於革命的陝北軍政幹部，也挽救了陝北革命根據地。

對此，習仲勛事後感慨道：「毛主席不到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說『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他們（指『左』傾機會主義者）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

所以，陝北軍政幹部們便發出了「中央救了陝北」的肺腑之言。

同時，歷經兩萬五千里長途跋涉的中央紅軍，終於在陝北覓得一塊落腳之地，這裡地處陝、甘、寧、晉、綏等省區交匯處，西北地方紅軍已打下良好的群眾基礎。

雖遭重重圍困，但圍敵主要是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及陝、甘、寧、綏等處的地方軍閥部隊，派系紛雜，矛盾重重，對紅軍的態度各不相同，蔣介石難以協調指揮，為紅軍日後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發展壯大和開展統戰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地理位置上看，陝北東以黃河為屏，西以子午嶺為障，南倚關中、隴南，北靠毛烏素沙漠，可以說四周為一天然防衛屏障，而且陝北內陸山高溝深，敵軍深入陝北後也難以開展大兵團作戰，對紅軍而言有良好的武裝割據地理條件。

陝北出產糧棉，而且人少地多，有足夠的生產潛力可以保障根據地軍民的基本衣食需求。

由此，毛澤東也經常強調「也是陝北救了中央」的觀點。

中央救陝北，陝北救中央——中共中央抵達陝北後，實現了中央與陝北的互救共贏。

糾正「肅反」錯誤後，中共中央率領紅軍陝甘支隊於1935年11月6日到達甘泉縣道鎮象鼻子灣村北的洛河岸邊，與徐海東、劉志丹、程子華領導的紅15軍團勝利會師。

會師後，中央紅軍和紅15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轄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和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

會師之際恰逢天降瑞雪，毛澤東站在雪地中發表了著名的「雪地講話」，形象概括了剛剛走完的長征的歷史意義：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它將載入史冊。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此外，毛澤東還闡明了當時的革命形勢及革命任務，並表示中央紅軍要與陝北紅軍、陝北人民團結一致，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雪地講話」次日即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遷駐瓦窯堡，設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

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從瓦窯堡遷駐保安縣（今志丹縣），並在此妥善處置西安事變，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遂告初步形成，實現了國內基本和平。

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再度遷駐延安，此後用11年時間將其開闢為中國的革命聖地。

紅軍銷番號

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

今年8月20日下午，記者一行終於來到重走長征路的最終目的地——革命聖地延安。

登上寶塔山後，再登上寶塔，俯瞰整個延安山城，但見丘陵溝壑之中延河穿城而過，山下各式建築沿狹長河谷分布。

遷駐延安後，中共中央於1937年7月15日向國民黨提交《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為進一步促成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將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取消蘇維埃政府以實現全國政權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並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隨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陝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轄一一五師、一二〇師和一二九師，將南方8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1937年8月底到9月初，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師、一二〇師和一二九師在陝西省涇陽縣及富平縣舉行抗日誓師大會，期間紅軍必須摘下八角帽，去掉紅五星，脫下紅軍裝，穿戴佩有青天白日徽章標誌的國民革命軍軍服，這讓許多紅軍戰士難以釋懷，有的甚至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對官兵說：「我們共產黨人要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

現在大敵當前，國家、民族危在旦夕，我們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日本帝國主義。

為了抗日救國，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我們要把階級的仇恨埋在心裡，和國民黨合作抗日。

從今天起，我們就是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九師。

」接著，他指著一頂綴著青天白日帽徽的軍帽說：「這頂軍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們的心永遠是紅的。

同志們，為了救中國，暫時和紅軍帽告別吧！」

深入淺出地闡明「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道理後，紅軍官兵們順利跨過換裝「感情關」，滿懷愛國豪情奔赴抗日前線。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地處大後方、政治局勢相對穩定，中共中央得以騰出手來解決長期困擾自身的思想路線問題。

1942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全面整頓黨內學風、黨風及文風，徹底糾正王明「左」傾錯誤，進一步推動了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促進了理論聯繫實際原則的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得以進一步鞏固。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推舉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並規定：「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這標誌著中共中央正式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延安大禮堂，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主席台後方懸掛毛澤東、朱德大幅畫像，畫像上方有一行「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前進」的標語，期間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並載入黨章，作為黨內開展一切工作的指針。

在6月1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

毛澤東於長征途中通過遵義會議回歸最高決策層，最終於10年後在黨的七大上成為無可爭辯的最高領袖，這是歷史的選擇——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指出：「長征的勝利，最具有深遠意義的是，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是我們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打開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證。

」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是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經過勝利和失敗的長期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