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斯基：鄧小平、蔣經國等在留蘇時叫什麼名字

近來讀李洱的《花腔》，整個小說由三個人事後回憶講述了關於主人公葛任的命運故事。

葛任是位革命家，在20世紀20年代曾去蘇聯學習，去的正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這所學校和另外一所莫斯科中山大學，曾經培養過許多國共兩黨的骨幹力量，如劉少奇、鄧小平、博古、蔣經國等等。

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主人公葛任向其他留蘇的中國人一樣，有一個俄國名字，叫「憂鬱斯基」。

小說中解釋說，葛任這個人，每天都很憂鬱，也很猶豫，起這樣一個名字，是為了告誡自己不再憂鬱，也不再猶豫。

這倒是非常符合中國人取名字的傳統，名與字號有講兒，在字號中融入旨趣抱負、居住環境、個人特徵、官職或封爵、諡號。

小說第一部分的歷史口述者白聖韜醫生有個近乎外號的俄國名字——毛驢茨基。

「憂鬱斯基」也好，「毛驢茨基」也罷，這是作者為小說服務設定的名字，倒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真實。

俄國自從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後，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滿懷救國救民志向的革命青年，紛紛遠赴莫斯科學習蘇聯經驗。

1921年10月21日，蘇聯政府決定在莫斯科成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也就是葛任去的學校，開設很多國際班，其中有中國班，專門為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以及之後成立的蘇聯中亞各民族培訓幹部。

1921年春，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等從上海出發，經過三個月的跋涉來到莫斯科。

後續的1923年到1924年，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聶榮臻、蔡暢等人陸續來到東方大學接受學習和培訓。

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蘇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在莫斯科成立另外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中山大學，此後很多來蘇的中國人就在這所學校學習。

這些人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左權、秦邦憲（博古）、楊尚昆、伍修權等等；國民黨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谷正綱、康澤、汪少倫、鄧文儀等等。

這些中國學員後來多數都成為了國共兩黨的核心力量。

下面就來說說這些人的另一個身份。

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

俄羅斯社會政治歷史國家檔案館的卷宗里，有一個名叫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的中國人，學號233，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起初，也就是1926年1月，鄧小平和中共歐洲局黨員、中國共青團團員（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17位同志，途經德國、波蘭到達莫斯科，先是入了東方大學，十幾天後才轉到中山大學。

鄧小平的朋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負責人傅鍾，他的俄文名是阿列克謝•戈奧爾吉耶維奇•基萬科夫，鄧小平的叔父鄧紹聖的化名是弗拉基米爾•尤利耶維奇•達尼利內姆。

使用俄國名字是出於安全和保密的考慮，但是具體的化名沒有什麼特殊的講究，起化名時比較隨意。

學校的待遇還是不錯的，給每位新來的同學發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鄧小平在此要學習俄語、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革命運動史、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聯共（布）歷史、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軍事事務以及新聞學。

學期設置為2年，學生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時、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時），可以看出，莫斯科方面主要是從實際應用出發來設置課程，都是一些社會科學，便於學員集中短期學習，並且能夠儘快應用到本國革命實踐中去。

鄧小平入學履歷上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發生錯誤。

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

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更感覺到而且大家都感覺到我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

我還覺得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也很難系統化，這實對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

所以，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

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

從此以後，我願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利益而爭鬥。

」（轉引自亞歷山大•瓦季莫維奇•潘佐夫、達利婭•亞歷山大洛夫娜•斯皮恰克的文章。

譯者陳鶴。

原始文獻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5，第175頁。

）

鄧小平被分在第七學習小組，與蔣經國等國民黨高官在一個小組。

在此期間，鄧小平見證了蘇聯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同時也廣泛閱讀蘇共領袖對於政策的理論文章：「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包含我們利用農民、小生產者甚至是資產階級對國民經濟的首創精神，允許私人積累，最為重要的意義是使其客觀上服務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

總之，要對所有農民和他的所有階層說：要豐富、積累、發展自己的經濟。

只有白痴才會說，我們應該一直貧窮。

現在我們應該實行的是使我們的貧窮消失的政策。

」（《布哈林選集》）列寧認為，「試圖完全禁止、封鎖一切依賴幾百萬小生產者實現的私人的、非國家的交換，即貿易，即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為這種政策對於嘗試它的政黨來說等於自殺。

其愚蠢，在於這種政策從經濟角度來說是不可能的；說其等於自殺，因為嘗試類似政策的政黨會慢慢崩潰。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43卷）

1926年10月9日，在第七學習小組全體會上，鄧小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

蔣介石1925年10月1日的日記里簡單寫道：「我再次提示經國，我決定允許他到蘇聯進修。

」

蔣經國是1925年11月底抵達莫斯科的，這一年，蔣經國才年滿15歲。

與他同去的有廖仲愷之子廖承志、葉楚愴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剛、于右任之女於芝秀和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22人。

蔣介石之子的出身，自然受到蘇聯方面的重視。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親率學校幹部到車站迎接。

蔣經國的俄國名字就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

在開學典禮上，俄國革命領袖、列寧最親密的戰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同志，讚揚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革命，並且宣布：「從現在起，任何俄羅斯人，不論他是同志還是公民，若是蔑視中國學生，就不配是俄國共產黨員或是蘇維埃公民。

」

據美國人陶涵的著作《蔣經國傳》載，蔣經國非常積極參加學校所有的政治活動，很快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十二月間又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

他寫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學貼上布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拔擢這位年僅十五歲的作者作為《紅牆》的編輯。

但是，蔣經國沒有想到的是，他在蘇聯待了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

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准。

（具體的歷史原因分析，可以參見楊天石《蘇聯放蔣經國回國內幕》）

其他留蘇人員的俄國名字

除了上述這些人外，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俄文名為布林斯基，中共早期領導人秦邦憲的俄文名字叫博古諾夫（回國後即以博古為化名），早期領導人張聞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夫，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罷工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趙世炎俄文名叫辣丁，陳獨秀長子陳延年名蘇漢諾夫，陳獨秀次子陳喬年名克拉辛，中共早期領導人王若飛名尼姆澤夫，等等。

早期留蘇人員大約有六七百人，雖然不比留美人多，但是這些人回國後多數成為國共兩黨的骨幹。

（本文原載於凱風網，原題為《憂鬱斯基——中國人的俄國名字》。

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