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縱覽｜毛澤東評價李克農：沒有他，中央不少領導，包括周恩來都不會存在了

展現李克農同志形象的油畫

他畢生戰鬥在秘密戰線上，曾奉命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掌握其幾乎所有的重大機密，似一把尖刀插在敵人心臟上，令蔣介石心驚膽戰。

他不是前線帶兵打仗的將軍，但卻以高超的智謀、過人的精力和縝密的部署，運籌帷幄，決勝在秘密戰線上，被譽為「中共秘密戰線豪傑」。

他就是李克農，毛澤東接見外賓時說他是「中國的大特務，只不過是共產黨的特務」。

李克農生前曾說過：「我一生不外乎做了兩件事情，一是保衛黨中央的『警衛員』，二是統一戰線的『尖兵』。

」這雖是他的自謙之言，也確是其一生的真實寫照。

投身秘密戰線，危急關頭救中央

李克農，祖籍安徽巢縣（今巢湖市），1899年9月出生於蕪湖市吉和街馬家巷。

1914年，李克農考入當時蕪湖最有名氣的教會中學——美國聖公會創辦的聖雅閣書院。

1917年，與蕪湖一家照相館老闆的女兒趙彩英（後改名趙瑛）結了婚。

1919年，五四運動的狂飆席捲中國大地，波及蕪湖，李克農積極投身於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成為當地頗有影響的「激進人物」。

1925年5月，蕪湖展開了一場「反對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權」的學潮。

李克農聞訊後，立刻投身到這一洪流中。

他受命參與創辦民生中學，並擔任學校事務主任。

民生中學「以陶成堅潔人格，激發國家觀念為宗旨」，專門招收一些在學潮中被開除的進步學生和社會上的有為青年繼續學習、深造，首批學員達120人。

1926年，李克農經阿英（錢杏邨）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3月，國民黨蕪湖縣黨部宣告成立。

經組織指定，李克農擔任宣傳委員。

他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條件，組織民生中學師生開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紳的鬥爭，將一些民憤極大的反動分子拉出來遊街示眾。

他還參與領導了對安徽軍閥陳調元的鬥爭，領導民生中學學生抬著一個裝有上寫「陳調元」紙人的篾扎紙糊的大棺材遊行，旁邊豎著一塊寫有陳調元搶劫搜刮2000萬元財產的黑板，令陳調元威風掃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大革命失敗，蕪湖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陳調元一直對李克農恨之入骨，懸賞5萬大洋通緝他。

李克農與阿英等人不得不連夜逃離蕪湖。

8月13日，蔣介石宣布下野，陳調元也被排擠出安徽，形勢相對緩和。

經過方振武將軍的斡旋，李克農返回蕪湖，擔任民生中學董事會主席和第二任校長。

1928年1月，民生中學遭查封，他再次成為國民黨蕪湖公安局重點緝捕的對象。

於是，在老友王振武的幫助下，李克農再次逃離蕪湖，經南京秘密潛入上海，調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

1929年秋，在先期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中共秘密黨員錢壯飛的安排下，李克農被國民黨情報機構上海無線電管理局錄用，並被提升為電務股長，負責管理全國的無線電報務員。

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直屬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黨務調查科，管理全國無線電通訊事務，是蔣介石政權的耳目。

李克農在此戰鬥，就像是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

不久，秘密黨員胡底也成功打入敵人內部，被派往天津工作。

李克農、錢壯飛、胡底3人組成中共特別黨小組，李克農擔任組長，3人被稱為中共隱蔽戰線的「龍潭三傑」，由中央特科委派情報科長陳賡與李克農保持單線聯繫。

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一、二次「圍剿」期間，蔣介石的「圍剿」命令、行動路線、兵力部署等情報，皆被錢壯飛獲取，並由李克農及時交給陳賡並轉黨中央，這些情報為紅軍取得反「圍剿」鬥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下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

李克農獲知情況後，感到事關重大，務必要趕在敵人前面，迅速採取行動，否則，整個黨中央機關將遭到滅頂之災。

可是這一天並不是李克農與陳賡接頭的日子。

緊要關頭，李克農決定打破慣例，利用自己曾在滬中區委工作的關係，冒著生命危險，四處奔波尋找陳賡。

幾經周折，他終於找到陳賡，緊急情報得以迅速傳到周恩來那裡。

在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的親自指揮下，短短几個小時內，李克農等人就將黨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機關全部安全轉移，當國民黨大批軍警在顧順章的帶領下趕到時，早已人去樓空。

關於這次重大應變，毛澤東曾評價說：李克農是立了大功的，沒有他，我們中央的不少領導成員，包括周恩來都不會存在了。

艱險漫漫征途，黨中央的「警衛員」

顧順章叛變後，上海風聲鶴唳，中共中央機關被迫分批轉移到江西革命根據地。

李克農與錢壯飛一起轉道進入江西蘇區，胡底也轉道前往鄂豫皖蘇區。

1932年春，歷盡艱險的李克農到達江西瑞金。

時任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的任弼時根據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經歷，分配他到江西省保衛分局任執行部部長。

這期間，他奉省委負責人李富春指示，多次來往於江西石城、廣昌、雩都等地，慎重細緻地審查了大批積壓的反革命嫌疑犯問題，糾正了一批所謂「AB團」「改組派」等案件，讓大批受冤枉的同志得以重見天日。

之後，他返回瑞金，被委任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

不久，他又被調到前方，先後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紅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等職。

在他的領導下，紅一方面軍所屬的一、三、五、七、九軍團的紅軍政治保衛分局迅速建立起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漫漫長征。

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央縱隊駐地衛戍司令，率領偵察部隊沿途進行偵察。

紅軍每到一處，他都要負責選擇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駐地及領導人的宿營地，為保衛黨中央和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漫漫征途中，國民黨軍沿途設置了重重封鎖線，並派重兵進行圍追堵截。

一路上，敵我雙方戰鬥不斷，戰況慘烈，許多紅軍指戰員血染沙場。

看到身邊的戰友一個個英勇犧牲，從事中央駐地衛戍的身強力壯的紅軍戰士再也不能安心於政治保衛工作，覺得搞保衛工作的人不能到前線衝鋒陷陣、英勇殺敵，是「膽小鬼」「沒出息」。

針對這種情況，一天晚上，李克農把大家召集起來，耐心地說：「我知道有些人不安心，認為在後方搞後勤保衛工作，不如直接上前線殺敵來得痛快。

但是要知道，兩軍交戰，首腦機關是敵人破壞的重點目標，一旦指揮系統出了問題，指揮失靈，紅軍將群龍無首，幾萬紅軍很可能如一盤散沙，被敵人各個擊破，我們的責任大呀！」

李克農還結合自己在上海的親身經歷，說明政治保衛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我們現在處在行軍路上，居無定所，比不得在中央蘇區，群眾基礎好，我們經過的地方大都是國民黨軍的地盤，敵人會通過各種渠道、各種途徑滲透進來，企圖通過偷襲、暗殺等手段破壞紅軍的指揮系統……同志們，誰說保衛、情報工作不是戰鬥？這，也是對壘，也是廝殺，但更艱巨、更複雜、更需要智慧。

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我們搞保衛、情報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殺機，要有更大的殺傷力！」

李克農的一席話說得同志們頻頻點頭，大家都深為沒能認識到政治保衛工作的重要性感到慚愧。

一路上，為提高戰士們政治保衛工作的水平，李克農還自編教材，向大家傳授有關情報、保衛工作的各種專業技術，教大家如何警戒布哨，怎麼跟蹤追擊、擺脫盯梢，怎樣識記和描繪不同人物的特徵，怎樣搜集和傳遞情報，怎麼進行審訊，怎樣記錄、調查和分析各種資料，怎樣分析地形和敵情，怎樣同三教九流打交道。

通過李克農妙趣橫生的講解，大家獲益匪淺，業務能力進步很快。

正是由於李克農等人的辛勤付出，才培養和造就了這樣一支中共歷史上訓練有素、精通業務的情報保衛工作隊伍。

1935年1月15日，處於危急關頭的黨中央，在遵義城琵琶橋東側87號原貴州軍閥師長柏輝章的公館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

隨後，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從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可謂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這次會議一共開了3天，每天都開到深夜。

為了確保中央領導的安全，李克農率領衛戍部隊日夜守候在會場周圍擔任警戒。

會議期間，一支地方土匪武裝組織了一個小分隊潛入遵義城，企圖伺機偷襲。

可他們剛剛來到距會場一公里的紅土坡時，就被我機警的衛戍部隊戰士發現。

李克農親自指揮，多次打垮敵人的進攻。

戰鬥結束，捕獲了兩名國民黨特工人員。

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得知外面發生的情況後，走出來緊緊握住李克農的手，說：「幹得好啊，有你們在外面警戒，我們就可以集中精力把會議開好。

」

智斗張國燾，維護全黨全軍團結

1935年6月18日，紅一方面軍經艱難跋涉，來到四川懋功，與前來接應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了統一戰略思想，26日，黨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

會議確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為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深入發展革命運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為貫徹兩河口會議的決定，中央軍委於6月29日制定了以奪取甘南，赤化川陝甘為目的的《松潘戰役計劃》。

8月初，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以紅一方面軍為主，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集結北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同志隨右路軍行動，李克農率領的衛戍部隊被編入中革軍委直屬隊，由葉劍英分管負責。

左路軍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集結北上。

然而，原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政治野心膨脹，公然率左路軍南下，走上了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

9月8日，張國燾致電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蔣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兒康待命。

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

」9月9日，張國燾又密電陳昌浩，令其率領右路軍南下，稱：「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

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得知電報內容後，感到事態嚴重，立即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等人十分震驚，然而為避免內部衝突，斷然做出決定，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

負責中央機關安全保衛工作的李克農在這關鍵時刻，處變不驚，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方針，在葉劍英的領導下，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進行了英勇機智的鬥爭。

為了避免引起陳昌浩和原紅四方面軍幹部的懷疑，也為了順利帶出軍委直屬隊與黨中央一同北上，葉劍英與李克農商量，決定利用張國燾要求「南下」的電報做文章。

葉劍英先找到徐向前、陳昌浩說：「總政委來電要南下，我們應該積極準備，首先是糧食問題，先發個通知給各直屬隊，讓他們自己找地方打糧去，限10天之內把糧食準備好。

」在徵得他們二人同意後，當晚，他又召集軍委直屬隊各負責同志秘密開會。

李克農作為中央機關的衛戍司令參加了會議。

會上，葉劍英提議說：「中央已經走了，今天晚上兩點我們也走。

如果碰到有人問，就說是外出打糧的，準備南下。

」李克農積極支持葉劍英提出的辦法，他說：「以外出打糧的名義出發，這個主意好，不至於引起別人的懷疑，但此事要嚴格保密，各部隊要按規定時間行動。

」會後回到住地，李克農顧不得休息，悄悄整理好隊伍。

按照約定，深夜2點，李克農帶隊準時出發。

他和衛戍部隊不辱使命，以急行軍速度跟上中央北上的隊伍，保衛著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安全脫離了險境。

1935年10月，李克農率部隨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陝北。

不久，他奉中革軍委命令，調至先遣工作團工作。

當時，陝北蘇區周圍駐有國民黨重兵，其中有號稱20萬的國民黨東北軍，其主力部隊六十七軍駐守陝西洛川，和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以及其他地方勢力虎視眈眈，隨時有可能向陝甘蘇區進犯。

面對嚴峻形勢，為了及時掌握敵情變化，中央派遣有豐富偵察經驗的李克農，組織一支突擊隊駐道左輔，向洛川方面偵察游擊。

李克農和他的突擊隊經常神出鬼沒、聲東擊西，有時穿便衣混雜在當地老百姓中間，將探聽到的敵人兵力部署、火力配備及行軍動向等及時報告中央，為隨後進行的吳起鎮伏擊戰擊潰敵騎兵4個團、直羅鎮戰役殲滅敵一個整師又一個團，提供了準確、快捷的情報支持。

孤身密會張學良，統一戰線的「尖兵」

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會議，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對外稱蘇維埃政府外交部長，協助周恩來著重開展對國民黨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李克農走馬上任後，首先在瓦窯堡舉辦了訓練班。

其中一個班是由紅軍在對東北軍幾次作戰中俘虜的中下級軍官組成的，共120人，稱為「解放軍官學習班」。

開班第一天，四周貼滿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回老家去」的標語，響起了《打回老家去》熟悉的歌聲，歌聲震天動地，這些東北軍軍官禁不住熱淚盈眶。

李克農一方面通過張貼標語、演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對他們進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的宣傳教育，一方面請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博古、彭德懷、鄧穎超等人來給大家講課，提高他們的覺悟。

為了做好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曾任張學良衛隊營長的高福源的工作，李克農多次與他促膝談心，使他消除了敵對情緒，轉變了思想，表示願意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

受李克農的委託，高福源潛回東北軍駐地洛川找到張學良進行溝通。

張學良深明大義，明確表達了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意願。

1936年2月21日，漫天大雪，黃土高原上一片銀裝素裹。

幾匹快馬奔馳在從瓦窯堡到洛川的羊腸小道上。

原來，這是李克農率領4名隨從人員，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張學良和王以哲。

3月4日下午3點，會談開始。

張學良首先發言：「蔣介石現在掌握著全國的政治、經濟命脈和陸海空軍大權，是全國最大的實力派，要抗日，就得聯合他，否則很困難。

你們共產黨為什麼要提反蔣抗日，不要蔣介石，是個很大的失策。

」

李克農不卑不亢：「蔣介石一貫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對日本侵略步步退讓，不許抵抗；對主張抗日的紅軍卻全力『圍剿』。

我們現在號召一切反對日本侵略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他仍然專打內戰，死不抗日，他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公敵，我們又怎能把他列入團結的對象呢？所以，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

」

會談的氣氛一開始就不輕鬆，針對張學良提出的紅軍是不是真抗日、紅軍內部是否團結、抗日為什麼一定要反蔣等尖銳而敏感的問題，李克農都一一作了有理有據的回答，雙方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頭協議。

張學良還提出與周恩來作進一步會談的建議。

會談取得了積極成果，毛澤東稱讚道：「李克農單槍匹馬，搞得很好！」張學良也稱讚李克農：「此人厲害！」

1936年4月9日，李克農陪同周恩來趕到膚施（延安），與張學良等人再次舉行會談。

有了前一次會談的基礎，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對許多問題充分交換意見，達成協議。

事隔8個月，張學良與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西安事變爆發。

應張、楊邀請，周恩來親赴西安調解，李克農作為中共代表團秘書長陪同前往，對於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及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