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魯迅：魯迅活到新中國成立後會怎樣？

文 | 黃金生

毛澤東和魯迅，作為佇立在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山峰上的兩個人物，他們之間的關係歷來是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話題。

雖然兩人素未謀面，但這並未影響兩人之間的「神交」。

魯迅長毛澤東12歲，青年時代，毛就是魯迅的「粉絲」。

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評價魯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應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之邀，為陝北公學學生作了一篇《論魯迅》的演講。

在這篇演講中，毛稱魯迅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 在這次演講中，毛澤東對魯迅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楊家嶺做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報告，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即手裡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

在中央學習組的報告中，毛澤東又強調說：「文藝是一支軍隊，……魯迅、高爾基就相當於總司令」。

「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1938年1月12日，毛澤東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

」 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魯迅全集》。

通過黨的地下組織，《魯迅全集》從上海輾轉送到了陝北根據地，毛澤東得到了一套。

這套《魯迅全集》一直伴隨著毛澤東，他轉移、行軍到哪裡，就把它帶到哪裡。

到了中南海以後，有一天，他在書房裡閱讀這套《魯迅全集》，一邊翻閱，一邊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書保存下來不容易啊！當時打仗，說轉移就轉移，有時在轉移路上還要打仗，書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謝那曾為我背書的同志們。

」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49年7月，全國文聯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

會議召開期間，各位代表都獲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這就是毛澤東和魯迅的雙人像章。

這枚像章為銅質，圓形，直徑2.2厘米，中上方一面飄卷的紅旗，有毛澤東和魯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樣，下方「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15個繁體字呈半圓形。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發放的毛澤東和魯迅雙人像章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魯迅的熱愛絲毫不減。

1949年12月訪蘇，它還帶著《魯迅全集》，以便隨時閱讀。

1958年12月1日，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在武昌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代表演出，並請求毛澤東寫幾個字。

當晚，毛澤東揮毫寫了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體現了毛對魯迅的理解之深，他說：「魯迅的戰鬥方法很值得學習。

」「魯迅戰鬥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

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

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

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

《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准談風月，他就出了《准風月談》。

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

」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個小型會議上，有人談到某外國元首攻擊毛澤東。

毛澤東聽後則說：「寫一篇老而不死論。

魯迅寫過。

許多人圍攻他，他就是不屈服，從來沒有屈服。

他又沒有我們這麼多人開會。

你們有工夫，最好把魯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時候的形勢，看他的作戰方法。

」7月8日，時在武漢的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

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的談話中，往往會「搬出」魯迅，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他反覆談到的人物。

毛澤東閱讀《魯迅全集》非常認真仔細。

從他在書上批劃的情形來看，凡是原書中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們一一改正過來。

例如，他看到《魯迅全集》第四卷里，魯迅引用張泌《浣溪沙》，其中有：「消息未通何計從」一句，毛澤東讀到這裡時，認為從音韻來看，「從」字應改為「是」字。

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八顯示，原詞確實是「是」字，而不是「從」字。

1981年新版《魯迅全集》據此作了改正。

1971年，毛澤東大病一場，「在身體每況愈下的情況下，他依然天天躺在床上堅持讀魯迅著作和各種書籍」。

1972年，他又特意讓有關部門把50年代出版的帶注釋的10卷本排印成線裝大字本。

還在上面畫了不少圈圈、道道。

就在1976年9月逝世前夕，他臥室的床上和床邊的桌子上、書架上，還擺著大字本的《魯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頁上折上了一角，有的地方還夾著紙條，有的是翻開放著的。

魯迅給毛澤東送過火腿嗎？

魯迅和毛澤東的「神交」還有一個公案，就是魯迅給毛澤東送金華火腿，馮雪峰在1972年12月25日一次座談會上說：「魯迅送給毛主席火腿是真事，時間在三六年十月初魯迅逝世前不久，當時魯迅有一點錢在我身上，我就替魯迅買了一隻相當大的金華火腿送毛主席，他說很好……但我到延安，張聞天很生氣地對我說：『書是送到的，火腿給他們（指劉鼎等人）吃了。

』因為我送的東西都在密寫的報告中寫明的，報告是直接給中央的，所以張聞天清楚。

關於火腿的事，我見到毛主席時提起過，他高興地笑著說：『我曉得了。

』」

但因為這件事當事人有各種不同的回憶，使得事情變得撲朔迷離。

當年黨內交通員王林就說，火腿是他親自送到毛主席手裡的，這一點千真萬確。

魯迅先生送來的書籍和食物，包括火腿、肉鬆、巧克力糖等，單獨放在一起，占了整個一麻袋。

毛主席看見魯迅的食物，沉思了一陣，然後大笑，風趣地說：「可以大嚼一頓了。

」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吳亮平，後來也曾回憶到魯迅托送的金華火腿，確實被送到了陝北蘇區，他也是親眼看到並嘗到的。

而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寫道：「曾經盛傳過一個故事：就是魯迅託人帶了兩隻火腿到延安，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各位領袖。

那火腿是帶去了。

聽說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過了，只好在西安的同志代食了，但一剖割開來，裡面卻還有書信。

下文如何，就到此為止了。

帶東西的不容易，魯迅是曉得的，然而聽到那時就是鹽的運輸，被敵封鎖，也不是易事，往往以棉襖浸泡在濃鹽水中，俟幹了再穿在身上帶進去的，如果能帶到火腿，該多麼妙呀！就希望在幻想之下變成現實，也不枉丹心一片吧！」

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講演

中央檔案館的史紀辛曾發表《魯迅托送金華火腿慰問中共領導人史實再考》一文，他根據新發現的1936年5月28日和9月12日馮雪峰致黨中央的兩封密信證實，魯迅確實送了火腿，而且還送了兩次。

第一次送了共8隻，後因故未送到；第二次又送了4隻。

在9月12日的信中，馮雪峰寫道他向魯迅談及第一次的火腿未送到，「魯又說再送一點，我因魯之擁護毛、洛（甫）、恩（來）等兄之情難卻，故仍將他購的四支火腿交余兄（交通聯絡員，具體姓名未知），親自帶上」。

史紀辛考證，第二次火腿送到的時間應是在10月17日—18日之間。

然而僅隔一天，1936年10月19日，魯迅就在上海不幸病逝，中共領導人無不深感悲痛。

而此時魯迅托送的「火腿」則剛剛被帶入陝北蘇區，自然也沒有心情「可以大嚼一頓」。

由此可見，魯迅給送火腿一事還是有的，不過也不是專門送給毛澤東的，而是給「毛、洛、恩」等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

魯迅對共產黨及其所進行的革命非常關注，但是他對毛澤東個人的了解有多少，恐怕並不多。

當然他也有一些中共革命勝利後的想法，那也都是基於他對共產黨所領導的這場革命的思考。

「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

1946年魯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其主編的《文藝春秋》月刊上推出一個紀念特輯，以「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為題，邀請15位知識分子筆談。

茅盾、田漢、施蟄存、臧克家、蕭乾等人紛紛提筆，所答均緊扣當年6月內戰全面引爆之時局，好幾位作家談到李公朴、聞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馬敘倫的挨打，認為魯迅如果活著，也難逃厄運。

1946年，魯迅逝世10周年時，上海萬國公墓內悼念魯迅的群眾

而更為人們所關注的，則是如果新中國成立後，魯迅還活著，他會怎樣？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魯迅和毛澤東對此都有一些相關言論。

如前所言，魯迅對毛澤東及其著作的了解其實很有限，但是作為一個敏銳的時代觀察者，魯迅對其非常關注的共產黨及其所進行的革命如果勝利後自己的處境，還是有些思考的。

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他預測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舊社會崩潰，新社會來臨，魯迅預測他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下面再看毛澤東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1957年3月8日，當時毛正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他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

……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

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又談道：「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

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

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

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

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

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

」

但不久，毛澤東對形勢發展有了新的判斷，他對魯迅的評價也微妙起來。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學、教育、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

席間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

毛澤東的回答語驚四座，

「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

毛澤東與羅稷南的對話最早由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的。

其後，羅稷南的侄子陳焜也發表文章說自己也曾經親耳聽見伯父講過他這次設問求答的情況。

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上海接見上海科學、教育、美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的場景，圖片下方左三為羅稷南

熟讀魯迅的毛澤東無疑是非常理解魯迅的，如果魯迅還活著，他「對共和國的成立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有可能實踐他的理想」（錢理群《魯迅眼中的真實毛澤東》），但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批判懷疑精神的獨立知識分子，正如當時的環境一樣，他也要被「限制和改造」。

其實，對魯迅的改造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時期就開始了，在這篇講話里，毛就提到，魯迅的冷嘲熱諷的雜文筆法只適合「黑暗的國統區」，而不適合「光明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抗日根據地」。

對於被毛推上神壇的魯迅，毛的這個說法確實讓聽過這種說法的人感到吃驚，不過這也許是毛澤東當時是在借魯迅奉勸「右派」知識分子，不要做「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

但是其後，毛對魯迅的評價不僅沒有降低，反而越來越高，1971年11月在武漢的談話中，他進一步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

就在毛逝世前半年多的時候，還鄭重地發布指示：我建議，在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