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梁啓超的女人們:原配賢妻、溫淑小妾與紅顏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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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等,廣東新會(今屬江門)人。

中國近代學者,資產階級啟蒙宣傳家。

1889年中舉人,康有為拜門弟子。

1891年就讀萬木草堂,跟從康宣傳改良維新。

1895年春赴北京會試,參加組織「公車上書」。

次年主持北京《萬國公報》和上海《時務報》筆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

1898年6月在北京參加戊戌變法。

受光緒帝召見,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9月變法失敗,逃亡日本。

後成為君主立憲派首領。

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奪權。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出任司法總長。

反對袁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1916年袁死後,出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

不久後退出政壇。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

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

1929年病逝。

著有《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梁啓超夫妻與孩子們】

【抱人者為王桂荃】

在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有一幢意式兩層磚木結構的樓房,其主樓為水泥外牆,牆上塑有各種花飾;瓦頂是紅色的,在陽光的映襯下,泛出柔和的色彩;樓前的台階用石頭砌的。

這幢小樓始建於1914年,任憑近一個世紀的風雨吹刷,它依舊巍然屹立。

在這幢樓房右側,還有一幢淺灰色兩層洋樓,造型精緻典雅,是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精心設計的,始建於1924年。

這是一個書齋,被主人冠名於「飲冰室」。

這兩座樓房,就是梁啓超的故居。

在梁啓超天津故居的二層樓上,有一間書房。

它的主人,就是被梁啓超稱為「閨中良友」的原配夫人李惠仙。

李蕙仙:「閨中良友」是賢妻

梁啓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其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

在梁啓超的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直到梁啓超的祖父、父親,才成了識文斷字的秀才。

等到了梁啓超時,就更不得了了;他不僅天資聰慧,而且少年得志。

他5歲時就學完了「五經」;8歲時就能寫千字文;11歲就中了秀才;16歲時就中了舉人。

如果拿梁啓超與現在的少數智力超常孩子相比,恐怕他們也望塵莫及。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梁啓超在當時廣東最高學府——學海堂苦讀了4年以後,參加此年廣東鄉試,秋闈折桂,考中舉人。

梁啓超的才華,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的注意。

他認為這個年輕人是「國士無雙」,於是便做主將自己的堂妹李蕙仙(祖籍貴州)許配給了梁啓超。

其實,這個李蕙仙也不是尋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親是順天府尹李朝儀,可以說是真正的大家閨秀。

當年她與梁啓超的婚配,應當說是「下嫁」。

兩年後,即1891年,18歲的梁啓超進京,與年長他4歲的李蕙仙成婚。

他們在京城住了一段時間,第二年夏天,梁啓超便偕妻子李蕙仙南歸故里。

由於梁啓超家世代務農,家境並不寬裕,遠遠不能和出身官宦家庭、自小在京城長大的李蕙仙家相比。

所以,這對新婚夫婦來到廣東以後,只好在梁氏家族公有的書室中借了一個小房間作為新居。

當時不僅住房簡陋,還有廣東溽熱難當的氣候,更讓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適應。

此外,還有飲食習慣、語言交流等,也都給李蕙仙這位從北京來的大小姐出了難題。

但李蕙仙是個剛強、豪爽的人。

她遠嫁到廣東來後,絲毫沒有嫌棄梁家的貧寒。

因為她更看中的,是丈夫的才華和學識。

當時,梁啓超的生母早已去世,他有一個繼母,年紀只比李蕙仙大兩歲。

通常說,這種婆媳關係是很尷尬、也很難處的——尤其像李蕙仙這樣一個嬌生慣養的官宦人家女兒。

所以,梁啓超偕妻子回家之初也有些擔心。

但是,讓他感到欣喜的是,自己的新婚妻子非常懂禮節、盡孝道。

她不僅對兩位長輩細心侍奉,而且與梁家上上下下的相處都很和睦。

漸漸地,梁家對這個從京城娶回來的女人非常喜愛,而且鄉里鄉親們也都很羨慕梁家,認為他們是前世修德,娶了這麼個溫良、賢惠的媳婦。

李蕙仙也在鄉里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

梁啓超和李蕙仙結婚後沒幾年,正是他人生命運遭遇巨大起伏的階段。

1895年,他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舉人的「公車上書」;1897年,他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期間在湖南積極宣傳變法思想;翌年6月,他奉詔回京參加維新變法,從此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但是,維新變法只維持了短短的103天,便在以慈禧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打壓下夭折了,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

作為維新變法的代表人物,梁啓超也在劫難逃。

是年9月,慈禧太后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啓超的家人。

李蕙仙扶老攜幼避居澳門,梁啓超隻身亡命東瀛(日本),這才躲過一場滅門之災。

但亦由此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

李蕙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

她不僅時時思念遠在東瀛流亡的丈夫,也為梁家的一家老小而日夜操勞,有時侯,她不免感到身心俱疲。

梁啓超在離家的幾個月里,也十分惦記妻子和家人,為自己把那麼沉重的負擔都丟給妻子而感到心中不安。

那段時間,他連續給妻子寫了六、七封家書。

在信中,他對妻子在清兵抄家時的鎮定表現進行了高度的讚揚,鼓勵妻子堅強地活下去。

為排解妻子心中的壓力,他還在信中告訴她如何讀書,如何排解心中的鬱悶等。

他認為,自己當時所能做的唯有如此,希望用這樣萬種濃情凝於筆端的方法,來表達對忍辱負重的妻子真摯的愛。

比如,他在一封信寫道:

「……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況,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

後來,他們夫妻二人終於在日本得以團聚。

李蕙仙不僅在生活上關心、照顧著梁啓超和他的家人,在事業上也對他有過不少的幫助,比如教梁啓超說官話。

梁啓超自幼生活在廣東,所以官話說不好,為此他曾吃過不少虧。

百日維新初期,由於他的卓越才華和活躍表現就已名噪京城,希望變法圖強的光緒皇帝也聞其大名,就召見了他。

可是梁啓超不諳官話,他操著那一口讓人難懂的廣東話,實在讓光緒皇帝感到難以交流。

大為掃興之下,光緒最後只賞了他一個六品銜的小官。

這件事情對梁啓超的促動很大,他痛下決心要學好官話。

在這方面,妻子李蕙仙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她自幼生長在京城,自然官話說得流利,完全可以教梁啓超。

當李蕙仙來到日本後,梁啓超便虛心地請妻子教他學習官話。

李蕙仙當然也清楚丈夫學好官話的重要性,便悉心教授。

那段時間,經常會看到這樣的情景:無論是在書桌旁還是院子裡,妻子說一句,丈夫學一句。

遇到丈夫發音不準時,妻子會糾正一遍、兩遍;丈夫說得流利時,妻子會微笑著伸出大拇指……就這樣,夫妻二人婦說夫隨,沒過多久,梁啓超的口語水平就有了很大長進。

再接下來,他在社交場合講話就遊刃有餘了。

梁啓超與李惠仙共同生活了33年。

該用什麼詞來形容他們這33年的婚姻呢?那就是「相敬如賓,恩愛有加」。

說起來人們或許不信,他們在做夫妻的33年中,只吵了一回架,並且梁啓超為此悔恨終生。

在妻子李蕙仙彌留之際,梁啓超在悲痛中對大女兒思順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他哀傷地說:

「順兒啊,你媽媽得的那個怪病,我總覺得是我們那一回吵架吵出來的。

如果我不惹她生氣,她怎麼會病呢?這麼多天來,我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可是我現在實在忍不住了,我想說出來,這樣或許能減輕一點兒我的罪過。

或許幸與不幸皆為命。

1924年9月13日,與梁啓超患難與共的髮妻李蕙仙,因患乳腺癌不治而逝。

梁啓超悲痛不已,他滿含情與淚,寫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榆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彷徨。

王桂荃:默默奉獻的無名分女人

在梁啓超舊居的二層樓上,還有一個小巧的房間,那是當年一個名叫王桂荃的女人的住處。

和她在一起的,還有她的幼子梁思禮。

這個女人是誰呢?她就是梁啓超的側室(小妾)王桂荃。

世人都知道,梁啓超只有一位李夫人。

但是這位二夫人王桂荃,卻是聞所未聞。

不僅如此,在梁啓超自己的各種傳記和年譜中,也沒有任何記載。

梁啓超稱她為「王姑娘」。

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當年李蕙仙與梁啓超結婚時,帶來了兩名陪嫁丫頭,其中一個叫阿好;另一個叫王來喜,即王桂荃。

那個阿好脾氣不好,動不動就使小性子,有時候還不聽使喚,所以梁家很不待見她,不久便被趕出了家門。

而叫王桂荃的那個雖說年紀不大,但人很聰明、勤快,也善解人意,對梁氏夫婦的生活起居伺候得細心周到,因此深得梁氏夫婦歡心,他們甚至還把家裡的事情包括財政都交給她掌管。

李蕙仙與梁啓超是1891年結的婚;12年後,即1903年,梁啓超將王桂荃收為側室。

既然王桂荃已經成了梁啓超的女人,並且生了孩子,那他為什麼不願意讓這樁婚事為外人所知呢?原來,梁啓超和譚嗣同為了向封建陋習宣戰,曾創立了「一夫一妻會」,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誓言。

但是,李蕙仙生下的長子梁思成身體非常贏弱,家人甚至擔心這個孩子能否健康長大。

或許是怕有礙傳後,因此梁啓超才娶了王桂荃。

但畢竟這樁婚事有悖於他關於一夫一妻制的主張,所以,梁啓超和王桂荃結婚後很是低調,也從不張揚,他在家裡家外也儘量諱避這件事。

每逢他給妻子李蕙仙的信中提到王桂荃時,總是稱「王姑娘」、「三姨」或是「來喜」。

這種稱呼,一直持續使用了11年。

只是在1924年,當時妻子李蕙仙患了重病,而王桂荃又懷上了小兒子思禮,很快就要分娩,梁啓超才在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此對王桂荃用了「小妾」的稱呼。

雖然王桂荃在梁家沒有名分,但她依然忍辱負重,任勞任怨地操持著一大家人的生活。

梁啓超一共有9個孩子,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桂荃所生。

這些孩子們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李蕙仙是個比較嚴厲的人,當她發現孩子們淘氣或是不聽話時,就會大聲訓斥,有時候氣極了還會動手打,所以孩子們都怕她。

有一次,她的兒子梁思成因為貪玩,考試成績不好,她知道後非常生氣,就在一個雞毛撣子上綁了鐵絲,把小思成叫到跟前,用硬邦邦的雞毛撣子抽他……當時,站在一旁的王桂荃簡直嚇壞了,她看著渾身哆嗦的小思成,非常心疼,就一把將小思成摟到懷裡,使勁用身子護著他。

當時,李蕙仙正在氣頭上,一時收不住手,繼續揮舞著雞毛撣子打,這回每一下都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

這件事情過後,王桂荃將小思成叫到自己屋裡,溫和地對他說:「孩子,別怨恨你媽,她也是為你好,如果你不好好讀書,將來怎麼會有出息呢?也對不起父母的養育呀!」聽著王桂荃的話,小思成抹了抹眼淚,使勁地點點頭。

在李蕙仙活著的時候,王桂荃還好些,畢竟家裡的大事小情有李蕙仙作主,她多付出些勞累就行了。

但是,在1924年李蕙仙患了重病後,她的壓力就更大了,不僅要照顧病中的李蕙仙,照顧梁啓超的生活起居,還要拉扯9個孩子,其艱難程度就可想而知。

但王桂荃是個堅強的女人,她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切。

李蕙仙去世5年後,即1929年,梁啓超也去世了,留給王桂荃9個孩子,當時最小的思禮剛剛5歲。

(1926年初,梁啓超因發現尿中有血,便去北京協和醫院檢查,經診斷是腎臟腫瘤。

此年3月16日,他在醫院做腎切除手術時,因值班護士將病灶誤記,結果導致好的腎臟被切除。

術後尿中繼續帶血,他的身體狀況愈來愈不佳,後來已不能伏案工作。

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病逝。

在這之後的歲月里,王桂荃以一個柔弱的女人之身,艱難地挑起了照顧全家的重任。

她崇尚道德、勤儉持家、吃苦耐勞,在艱難中將孩子們拉扯大。

而且,她的這些優良品質,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們。

王桂荃的辛勤付出,換來了孩子們的尊重與愛戴。

雖然她在梁家沒有任何名分,但是她在孩子們心目中的份量卻很重!

梁啓超的9個子女,個個才華出眾、道德高尚,都具有愛國主義精神,並成為對國家有貢獻的人才。

在這9個子女中,大多是從事科學工作,湧現了3位院士。

其中,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火箭系統控制專家梁思禮,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到1968年,已經85歲高齡的王桂荃,又經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

她與孩子們四散分離,孤苦伶仃,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告別了這個世界。

王桂荃是幸運的,她陪伴著中國近代著名資產階級改良家、國學大師梁啓超走過了26年共同歲月,見證了梁啓超的人生起伏、酸甜苦辣,而且也看到了孩子們事業的成功;王桂荃又是不幸的,她雖然默默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卻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夫妻名分。

不過,讓她的心靈能夠得以安慰的是,梁家的子女們在「文革」後,親手在梁啓超與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為她種下了一棵「母親樹」。

他們懷著虔誠的心,為這位值得尊敬的平凡母親立碑紀念。

何蕙珍:曾暗戀過的天涯知己

在梁啓超的一生中,還有一名女子令他終生難忘,她就是何蕙珍。

那是1899年底,梁啓超按照老師康有為的要求,去美國檀香山處理有關保皇會的事宜。

期間,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僑商,在家裡設宴款待梁啓超。

也正是這次家宴,觸動了梁啓超的內心,甚至還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

那天,梁啓超準時來到何家大院。

出來迎接他的,除了那位僑商外,還有一位年輕的女子。

「哦,這是我女兒,名叫蕙珍。

」那位僑商介紹著。

梁啓超看著眼前這位女子,也就20歲剛出頭的樣子。

「她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時就在一所學校當老師,至今快4年了。

」那位僑商一邊說著,一邊引領梁啓超朝室內走,繼續說道,「因為我今天舉行的家宴還有西洋人參加,蕙珍的英文很好,所以讓她為你做翻譯。

」「哦,謝謝!」梁啓超感謝主人的盛情,他也朝著何蕙珍笑了笑。

家宴開始了,何蕙珍緊挨著梁啓超坐下。

這時,梁啓超不時地聞到身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飄來,令他不禁有些心動。

這麼多年來,他除了妻子李蕙仙外,還從來沒有與一個年輕女子這樣近距離地接近過。

席間,何蕙珍表現得非常活躍,她不僅談吐不俗、學識廣博,而且對梁啓超的著述相當熟悉,這令梁啓超倍感驚訝。

他們兩個人就像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不時地進行對話,甚至還對一些觀點發表各自的看法,這讓在座的都深感意外。

當家宴快結束時,何蕙珍拿出了一篇文章的原稿給梁啓超看。

「梁先生,您看,這是我代您和那些人筆戰起草的英文中譯稿,如有不妥之處還請指教。

」何蕙珍說。

梁啓超接過文稿一看,頓時吃了一驚。

直到這時他才明白,原來那家英文報紙上連載的為自己辯護的文章,竟然出自眼前這位華僑小姐之手!

原來,梁啓超剛到美國檀香山時,曾四處奔走演說。

清廷懾於他的影響,就授意駐檀香山領事館買通一家當地的英文報紙,不斷寫文章攻擊梁啓超。

梁啓超雖然想反駁,但苦於不懂英文,只好作罷。

可沒過多久他就發現了一件怪事,另一家英文報紙上也開始連載為自己辯護的文章,只是並未署作者的姓名。

就那些文章而言,梁啓超不得不佩服,不僅思維縝密,而且論說精闢。

顯然。

那位匿名作者對自己的經歷和著述相當了解。

「原來是你寫的呀!」梁啓超興奮地說。

「我不願意看到先生無端被那些報紙惡意攻擊,所以就未經允許代勞了,還望先生海涵。

」何蕙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哪裡,哪裡,我還要感謝你才對呀!」

臨別時,兩個人似乎都有些依依不捨。

「我十分敬愛梁先生的才學,但可惜僅愛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願等來生。

就要分別了,不知先生可否賜一張照片給我?也算遂了我的心愿。

」何蕙珍含情脈脈地說。

看著眼前這個聰明、可愛的女子,梁啓超連連點著頭。

後來,梁啓超果然將自己的一張照片贈與何蕙珍。

而何蕙珍也投桃報李,將自己親手織繡的兩把小扇子送給了梁啓超。

這時的梁啓超已深陷情網,不過,他還是把持住了自己的感情。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的一位好友曾專門來他這兒拜訪,勸他娶一個懂英文的女子,認為這對他的事業會有極大的幫助。

梁啓超心裡當然明白,好友說的是誰。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道:「雖然我愛她,也思念她,但是我已有妻室,況且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過『一夫一妻會』,怎麼能自食其言呢?再說,我是被清廷通緝的人,我的一顆頭顱被懸以十萬之賞,如今連妻子都難得相見,如何再去連累另一個好女子呢?」好友聽他說的至情至理,便也只好作罷。

倒是何蕙珍依然用情很深。

有一天,她的英文老師宴請梁啓超。

席間,他們兩人又相見了。

當時,梁啓超不敢觸及敏感話題,而何蕙珍還是談吐自如。

當兩人分手時,何蕙珍幾乎是做了非常直接的表白:「若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後,不要忘了小妹。

如有創立女學堂之事,請來電召我,我必來。

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聽了何蕙珍的這番話,梁啓超的心情複雜極了。

他只輕輕說了聲「珍重」,便連忙走開了;或許是他擔心自己深陷情感的漩渦而不能自拔。

實際上,通過跟何蕙珍的接觸,梁啓超內心已經深深愛上了這個有才華的女子。

只不過理智告訴他,要把這份愛永遠地埋在心底。

這期間,梁啓超將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和無奈之情傾注於筆端。

他先後寫了24首情詩,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啓超是個很坦誠的人,他不願意對自己的結髮妻子隱瞞什麼,就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書中,向此時居住在日本的妻子李蕙仙說了這件事。

為了不引起妻子的誤會,他絞盡腦汁,反覆在信中講述自己對待何蕙珍的態度:如何告訴她自己家有賢妻,不能背棄;如何忍痛作出「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

李蕙仙讀了梁啓超的信後,自然十分生氣。

待她稍稍冷靜下來之後,便提筆給梁啓超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你不是個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何蕙珍,我就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果真的如你來信中所說的,那就把這件事放在一邊吧,不要掛在心上,萬望你保重身體要緊……」

李蕙仙此舉很高明,她不動聲色地就把這個球踢到梁啓超的父親梁寶瑛那裡去了。

因為她很清楚,梁啓超的父親是絕對不會同意兒子娶小的。

接到妻子的回信後,梁啓超頓時慌了神兒,趕緊給妻子寫信,請她高抬貴手;並再三向她表白,自己對何蕙珍已經「一言決絕,以妹視之」。

他還在信中說:

「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挨罵矣,即不挨罵,亦累老人生氣。

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

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

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

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

至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最終,梁啓超以理智控制了情感。

促使他結束這場苦戀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信奉自己的道德原則,不能背棄相濡以沫的賢妻李蕙仙;再就是當時國內形勢急劇惡化,不容他再有時間沉溺於兒女私情了。

何蕙珍還是不願放棄這段戀情,她後來又從美國檀香山來到北京。

這時梁啓超已擔任民國司法總長,他只是在辦公室里禮貌地招待了何蕙珍。

這讓何蕙珍心情無比沮喪,只好悶悶不樂地返回了檀香山。

1924年李蕙仙病逝之後,何蕙珍又不遠萬里從檀香山趕來。

她本以為這次可以和梁啓超結為秦晉之好了,但仍被他婉言拒絕,這令她傷心不已。

有人曾責備梁啓超的這一做法,認為他連一頓飯也不留何蕙珍吃,有點薄情寡義。

梁啓超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任憑政治激流如何的複雜多變,無論其思想曾經歷怎樣的巨大轉變,他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

而使他沒有後顧之憂的,則是始終默默地站在他的背後,支持、協助他的這些女人們。

【本文收入我的著作《清華學者們的愛情往事》,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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