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等的權利和義務，不可能保證持久的忠誠，現實令人扼腕

而當個人必須面臨這樣的兩難選擇,朝廷的道德感召力也將隨之降低。

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等功臣先後遭到讒毀,而像來瑱這樣的平亂名將遭到誅殺,結果是「天下方鎮皆解體」。

唐代宗即位不到兩年,吐蕃人就毫無徵兆地直接打到長安城郊皇帝倉皇出逃,下詔勤王,得到的回應只是「諸道卒無至者」。

如果忠誠不能換來相應的待遇,那麼忠誠也必然會被稀釋。

正如歐陽修在《新唐書·李光弼傳》後面發出的感慨:「功臣去就,可不慎邪?」

郭子儀對權力本質的洞察可謂千古獨步、舉世無雙,真正達到了「上善若水」的至高境界,他以有容乃大的胸襟融化那些常人難以接受的讒言與委屈,以「水之就下」的謙遜來取得皇帝的信任、化解奸臣的猜忌,又以變幻多姿的靈活來適應瞬息萬變的政治格局。

郭子儀可以拍著胸脯說,他堅守住了始終如一的忠誠,無論是面臨暴風驟雨,還是遭遇暗槍冷箭。

郭子儀可以把自己安放在儒家道德秩序的神龕之上,以供後人頂禮膜拜—敬仰他的道德修養,學習他的為人處世,嚮往他的傳奇人生。

然而,郭子儀的天賦與秉性是他特有的優勢,並不能蔭庇每個面臨同樣問題的人,李光弼與僕固懷恩沒有他的天賦,所以不能像他那樣擁有善始善終的人生。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不可能把每個人都變成另一個郭子儀。

因此,為了避免類似的悲劇,解決方案就不是要求個人在付出全部的忠誠之後,還要學會郭子儀的隱忍,而是要防止個人與國家的關係陷入尷尬境地,避免一個忠君愛國的人面臨「忠君與叛君」的兩難選擇。

郭子儀、李光弼與僕固懷恩陷入困境的根源就在於他們對皇帝的忠誠、對朝廷的付出始終是一種單向的給予,朝廷僅僅要求他們應該毫無保留地獻出自己,而沒有為忠誠的回報確定相應的義務。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也就是說,當臣子付出忠誠,應該換來君主的禮遇,這為君臣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確立了對等的關係。

但是在現實的政冶運轉中,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臣子付出忠誠屬於理所應當,但是皇帝對忠誠的回應,卻沒有制度化的保障。

於是,君臣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就處於一種不對稱的狀態。

魚朝恩、程元振等人確實可惡,但他們只是皇帝的影子,他們的讒言能夠發揮作用,恰恰是因為他們說出了皇帝內心的擔憂。

郭子儀、李光弼與僕固懷恩在戰場上出九死、得一生,在血沃殘陽、馬革裹屍之後,還要面對皇帝的不安與朝廷的猜忌。

僕固懷恩以其直爽的性格,說出了三個人面臨此情此景的真實心聲:這樣的皇帝,不值得付出忠誠;這樣的朝廷,不值得獻上熱愛。

在儒家設計的政治秩序中,君臣猶如父子,臣之忠亦猶子之孝,是不言自明的義務。

如果臣不盡忠、子不盡孝,都不需要國家機器的懲罰,社會輿論壓力就足以讓一個人身敗名裂。

但是在這套制度設計裡面,始終沒有對君主履行的義務做出規定,如果君不愛臣、父不愛子,君主不能對臣子的忠誠給予回報,那又該如何是好?這正是郭子儀、李光弼與僕固懷恩面臨的尷尬。

郭子儀選擇了默認君主的特權,承認君主可以享有權利但無須承擔義務,把忠誠的無限責任堅持到底;李光弼則隱約感到一種潛在的不公平,表達出無聲的抗議;相比於郭子儀的隱忍退讓與李光弼的忍氣吞聲,僕固懷恩則在君主不能履行義務的情況下,以叛君的手段迫使皇帝認帳。

所謂「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讎」,這正是中國歷史上無數英雄豪傑選擇的出路。

當忠誠得不到回報,他們往往會以「清君側」的名義稱兵向闕,為自己討回公道,他們不能讓自己背上弒主的罵名,於是以誅殺奸臣的名義來遷回曲折地迫使皇帝在享受臣子的忠誠時承擔相應的義務。

三人之中,僕固懷恩的行為最不能見容於儒家的評價體系,但是他以自己的努力使權利與義務能夠對等起來,他以行動表明當個人的忠誠不能得到皇帝或朝廷的回應時,當權利與義務關係不對稱時,個人可以選擇捍衛自己的權利。

事實上,當權利與義務的關係不對稱時,任何關係都難以持久,君臣父子亦如是。

從吐蕃入侵而無人勤王就可以看出,當付出忠誠得到的不是禮遇而是猜忌,誰還會再付出忠誠?最可怕的結果或許是再無人為皇室盡忠,「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

也就是說,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價值,在個人付出義務的同時,也要充分尊重他應有的權利。

只有權利義務對等的忠誠才可能持久,才可能避免郭子儀、李光弼與僕固懷恩等人曾經面臨的無奈或尷尬。

郭子儀的晚年可謂窮富極貴,一棟家宅就占了一條街的14房屋與街巷相通,相出入者不知其居,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

李光弼晚年滯留軍中,與老母親竟成永訣,臨死時悲嘆「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而僕固懷恩則在討回公道的過程中,暴疾身亡。

三人同經輝煌,卻各有歸宿,無論如何,在他們之後,再沒有人像他們那樣熱愛大唐了。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三人都是優秀的戰略執行者,他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憑藉的是清晰的戰略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