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南才是晉商的發源地 這裡有稱霸諸侯一個半世紀的晉都故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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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南才是晉商的發源地

作者:張奎勝

晉南史稱平陽,地處黃河東岸,汾水之畔,民風淳樸,人傑地靈,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

晉南是堯舜禹古都,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來社會經濟十分發達,文化底蘊非常深厚。

晉南不僅有以文明始祖堯廟、黃河壺口瀑布、洪洞大槐樹等為代表的根祖文化,而且還有著以關公文化為代表的晉商文化。

現在一說到晉商和晉商文化,人們大都認為以晉中為代表,人們印象中就會出現晉中幾個大院和平遙古城,晉中也自稱為「晉商故里」、「天下最富」。

但是,歷史事實卻大相逕庭。

這種認識誤區的形成,是因為一些影視劇熱播等人為的的誤導。

大量史料足以證明,晉南才是晉商的發源地,平陽商幫才是晉商的傑出代表,晉商文化也是臨汾深厚文化底蘊的一大亮點。

晉南人自古善於經商,這在史書中屢有記載。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歷史和鹽》中考證出,商賈的「賈」字出自「盬」,也就是今天的簡體字「鹵」。

《說文解字》說:「鹽,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運城解州鹽池就出產自然結晶狀態的天然鹽。

他由此推斷出,中國的商業起源於鹽,最早的中國商人就是生活在運城解州鹽池周邊的鹽商。

鹽不僅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是封建社會最重要的利潤豐厚的商品,因而也一直是由政府控制的專賣品。

據史料記載,到宋朝僅一個解州鹽池的收入,竟占到宋王室總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

鹽商就這樣自然而然地拉開了晉商的序幕。

第一位出現的晉南鹽商叫膠鬲。

孟子在《孟子告子篇》論述:「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膠鬲是後來人們供奉的三位鹽宗之一,另兩位是海鹽生產的創始人夙沙氏和食鹽專營的創始人管仲。

另,《史記》中有「猗頓用鹽起」的記載。

猗頓是孔子的後裔,師從陶朱公范蠡,終成一代巨富。

猗頓的名字也作為晉南「猗氏」的縣名得以流傳。

後來猗氏與臨晉合併為臨猗。

目前臨猗縣還有猗頓的墓地和雕像,以紀念這位晉商的遠祖。

據《易·繫辭》記載,早在先秦時代,平陽就開始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晉文公推行「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經濟政策,使關卡暢通,經貿發達,使晉都故絳(晉南翼城、絳縣一帶)成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儴儴,皆為利往」的商貿中心,當時的富商大賈,其財足以「金玉其事,文錯其服,以至富比公室」,從而導致晉國成為「國富兵強、財用不匱」的千乘國家,曾稱霸諸侯一個半世紀。

絳縣晉文公幕

秦漢時代,平陽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場。

到了宋代,平陽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

據《馬可波羅行記》稱,元代「從太原到平陽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

明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一書中說:「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據明成化時《山西通志》言,「平陽府君子優深思,遠小人」,「勤於耕織,服勞商賈」。

崇禎時《山西通志》言,明代的平陽商人,規模越做越大,範圍也越闖越大;他們「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每攜資走四方」,「雖海溉山阪,皆有邑人」。

到了清代,山西商人更是北上俄羅斯,西去阿拉伯,南下暹羅,東渡日本,「遠賈安息」即今之伊朗,終於成為堪與世界著名商幫一較高下、且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的商業勁旅,被譽為「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晉商」。

當然,凡是有晉商的地方也就必然有平陽商人。

晉商到明代開始「結夥成幫」,已在全國享有盛譽。

《清稗類鈔》:「亢氏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

明代開中制後,晉商大多都是晉南鹽商,平陽的亢氏,蒲州的張氏、王氏、展氏積累起大量財富時,晉中的王家、范家、常家、喬家都還沒有起步。

平陽商幫在明代就有「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之譽,是晉商中率先發展、居於首位、實力最為雄厚的代表性商幫。

北京創建於明代的商人會館共12個,屬於今臨汾市範圍的就有臨襄會館、臨汾東館、臨汾西館、晉翼會館、洪洞會館、浮山會館、襄陵會館等7個。

由此可見,明代在北京的平陽商人勢力之大。

明清時期,平陽府亢氏人稱「亢百萬」,是「富可敵國」的全國首富,與襄汾縣師莊尉家、北柴王家、南趙楊家、南高劉家並稱晉商五大豪富。

據《清稗類鈔》記載,「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家。

平陽亢氏號稱數千萬兩,實為最巨」。

《山西通史》(明清卷)記載:臨汾亢家,「蓄資以七八千萬計」;「襄汾的尉、王、劉、楊等家族資產也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時期日進斗金」。

而晉中的侯、曹、喬、渠、常、劉諸姓人家鼎盛時期資產僅在七八百萬兩到百萬兩,與平陽商幫不在同一檔次。

況且晉中的幾大家族主要興盛於清朝中葉以後的一百多年間,而平陽幫則稱雄明清兩個朝代及民國時期長達500年之久。

晉南還是晉商興起的精神之源,晉商成功的精神起點。

這個精神源泉和起點就是關公精神和關公文化。

關公關雲長的老家就在平陽府運城解州鹽池附近的常平村。

關公崇拜是晉商一個獨有的現象。

關公成為晉商心目中誠信忠義的化身,尊為武財神。

晉商所到之處,以會館為載體,到處建關帝廟。

全國多達30餘萬座,幾乎百里一座。

晉商以關公作為精神支柱,以關公的義氣來教育和約束同鄉、團結同行,藉助關公的神武保護財產安全和經營昌隆。

關公是晉商商業人格升華的催化劑,關公是晉商商幫團結的粘合劑,關公是晉商文化的載體或符號,關公就是晉商在商戰中的道德信用卡。

通過對已收集到的晉商史料總體分析,為了更加直觀地說明問題,我把晉商稱雄中國商界500年的漫長歷史,特意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段:

第一時段:自明初至清朝中葉300多年間,是平陽商幫一枝獨秀的時代。

明朝是晉商崛起的早期階段,率先衝鋒陷陣的主力軍就是平陽商幫。

明代隆慶、萬曆年間,運城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聯姻為親戚,結成了鹽商團伙,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

明代平陽府還有許多著名商人,如滄州鹽商展玉泉,長蘆鹽商王海峰,專門在甘肅一帶經營糧草、輸糧換引的范世逵,一直在西北經營的曲沃富商李明性,在遼東經商的安邑人王璽,活躍在吳越冀豫間的席銘,另外還有洪洞李家、劉家、董家,襄陵的喬家、高家等。

臨汾趙家兄弟創自明朝正統年間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號「六必居」,距今已有580年的歷史;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老字號「都一處」、「樂仁堂」、「紅星二鍋頭」等都是臨汾、浮山等地的晉商首創和經營的。

這一時期平陽商幫的傑出代表是臨汾亢家。

亢家既是大鹽商,又是大錢商、大糧商和大地主,在華北占有良田百萬畝,其生意壟斷華北,輻射全國。

《中國經濟全書》稱:「亢氏……,凡二百餘年,其家運之隆盛,可謂極矣。

」許指嚴所撰的《象牙焚身錄》記載,乾隆皇帝曾說:「朕向以為天下之富,無過鹺商;今聞亢氏,則猶小巫之見大巫也!」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萬里行記》中曾講:「百年以前,揚州是中國最熱鬧的大城市,與西 安、北京、洛陽齊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與巴黎、倫敦、羅馬、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並列,可見其繁榮程度。

」而鹽是當時最重要的商品,明清兩淮鹽商的總數,當以千百計。

關於明清揚州鹽商中的巨富,歷來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說。

北安是指當時的鹽務總商安氏,是兩淮鹽商中的頭面人物,亢氏與安氏齊名,亢氏在兩淮鹽商中的資本和權勢可想而知。

「南季」指江蘇泰興季氏。

「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陽(今臨汾)亢其宗及其家族。

孫靜安《棲霞閣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條,說:「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

」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卷三「富室」稱:「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lie)於王侯。

」《揚州畫舫錄》卷九對鹽商亢氏在揚州的龐大家業,有這樣一段記敘:「亢園(揚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

初,亢氏業鹽,與安氏齊名,謂之『北安西亢』。

亢氏構園城陰,長里許,自頭敵台起,至四敵台止。

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

當時民間流傳著『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第二時段:自清朝中葉至清末一百多年間,是「北號南莊」,或者叫平(遙)祁(縣)太(谷)介(休)商幫與平陽商幫兩大商業勁旅竟輝並存的年代。

晉商票號大多集中在晉中,晉商錢莊則大多集中在晉南,而且比票號產生要早得多。

錢莊與票號金融匯兌功能類同,但是錢莊無論在資金規模之大、總體數量之多,還是運營時間之長,都是票號無法比擬的。

據《中國實業志·山西卷》記載:「今襄汾縣汾城鎮永德泰錢莊,創建於明萬曆44年(1616年)」,也就是說,南高劉家最早經營金融資本的商號,比平遙日升昌票號(創建於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要早208年。

當時平祁太介商幫主要從事北方、東北、內外蒙古、俄羅斯一帶的生意,而平陽商幫則稱雄於京師、河北、中原、江浙、西南、西北及東南亞一帶。

晉商設立的錢莊和票號,被專家學者稱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鼻祖」。

正象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鬍平所說:「北方有票號,南方有錢莊,這預示著近代文明進入中國。

這個東西呢,是土生土長的,我們的票號、錢莊還開到國外去呢,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有它歷史上的功勞,在中國是首創的。

這一時期平陽幫的代表人物除臨汾亢家外,還有襄汾尉家和王家。

雍乾時期,尉家代表人物尉佳瞄準江、淮、山、陝「民稍寬厚」的有利環境和兩湖、安徽絲綢豐收的有利機會,從山、陝收購鐵、鹽、皮、羊、菸葉、木材等轉運兩湖、江淮,又由江淮販運絲、茶轉銷內地,由單一經營變為多種經營,由商業投資逐步變為金融投資,逐步擴大了銀號、錢莊的經營業務。

並將所獲利潤投入新商號,擴大經營範圍、由坐莊轉為長途販運,號鋪由山西、河南發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揚州、蘇州、杭州富庶地區,遍布大江南北全國18個省市。

由雜貨、布匹發展為絲品、綢緞、錢莊、當鋪、鹽店等,鼎盛時期可「日進萬金」。

尉家興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視精神價值,對待店徒,平等寬厚,薄利厚薪,實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紅。

為安定號員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戲班,按每天一號巡迴慰問演戲。

尉佳還按時到揚、蘇等地親自主持店號。

雍正時尉家延聘在揚州賣畫度生的鄭板橋為家塾教師,資助他應考科舉,直至乾隆丙辰中第進士。

鄭板橋為感激尉家的知遇之恩,為尉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和「難得糊塗」等石刻墨寶.至今傳為佳話;襄汾王家王協在承辦運城鹽務時,用巨資買得鹽池股權,從河東鹽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揚州、蘇杭等地,都開設有王家鹽號,承辦鹽業運銷,每年獲取鹽利1000萬兩,成為晉商中僅次於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賈,名列乾嘉時期全國巨富之列。

而王協經營的河東鹽業運銷,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鹽務的企圖,維護了河東鹽業產權和稅賦收入,因功獲得乾隆的封賞。

第三時段:清末、民國至建國初期公私合營之前,是平陽幫依舊輝煌的年代。

晉中票號在清末民初先後倒閉,而晉南許多錢莊、商號卻一直延續到民國直至解放後公私合營之前。

史稱「京師大賈數晉人」----北京資本最多、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臨汾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北京的油鹽酒店,多為襄陵人經營;北京的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往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襄汾人姜贊堂在前門外興隆街開的「敬記紙莊」,是北京最早經銷平陽麻紙和西洋紙張的店鋪,業務聯通海外諸國,一度占領全國紙業半壁江山。

這一時期平陽幫的傑出代表是襄汾南高劉家。

劉家的代表人物乙亥舉人劉篤敬,從1905年到1916年之間,執掌山西工商界牛耳達十一年,擔任山西商務局總辦、山西商會會長、保晉公司總經理,山西咨議局副議長、山西議會副議長、中華礦業聯合會副會長、同蒲鐵路總辦等職。

其業績已收入《山西電力工業志》、民國八年《太平縣誌》和1991年出版的《襄汾縣誌》等史志版本。

劉篤敬他積極領導爭回山西礦權運動,在與英商福公司談判中,據理力爭,挫敗英商,1908年1月代表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簽約贖回山西礦權,遂以275萬兩白銀將平定、盂縣、潞安、澤州、平陽各礦產贖回自辦。

劉篤敬還大膽投資現代工業,於光緒三十四年(1909年)興辦起山西第一座發電廠,即太原電燈公司,以山西第一個辦電人的光輝稱號,載入桑梓史志;他還通過好友同盟會黃興暗中大力資助辛亥革命,1912年9月孫中山到山西考察時,曾約劉篤敬長談,同盟會山西支部歡迎孫中山與山西各界名流拍照合影時,在孫中山的右側是閻錫山,而左側就是劉篤敬。

由此可知劉家在山西當時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顯赫。

《山西通史》卷六《人物誌》稱讚劉篤敬「不愧為近代山西民族資產階級的楷模」。

這一時期晉商代表還有襄汾楊家。

歷史進入清末民初,國事日非,外受列強侵略,洋貨泛濫。

二三十年代,晉南各地洋布、洋面、洋菸、洋煤油、洋火柴、洋絲線、洋紙張、洋咸鹽以至洋畫、洋書(新約全書)等洋貨,幾乎充斥市面。

太平南趙楊家在此時刻,以振興民族工商業,抵制洋貨為己任,挺身而出。

此時已是西北商界巨魁的楊世堂,將投資轉向現代民族工商業,並將投資地點由外地轉回報晉南家鄉。

他在新絳開辦了世德永當號、世德和錢莊,在汾城開設藥鋪、古城糧店,作為迴旋門面。

還在運城購買鹽池一處,在晉南十幾個縣鎮開設鹽號。

以數萬銀開辦新絳火柴廠,又以巨額資金投入新絳大益紡紗廠,建立起晉南第一家股份制現代企業。

太平楊家以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精神,經兩代人奮鬥,一躍成為擁有數十座商號和兩個現代工廠的巨富,估計至少也有千萬銀元家產。

對於晉商所鑄就的五百年商業輝煌,我們不僅需要抬頭仰視,更需要低頭思考。

學習重溫明清晉商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

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尤其是晉南平陽商幫更是晉商的傑出代表。

主要參考文獻:

1.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

2.張正明《晉商興衰史》

3.李希曾《晉商史料與研究》

4.乾隆《臨汾縣誌》

5.光緒《山西通志》

6.山西出版社《晉商史料研究》

(2014.5.2修訂於臨汾)

張奎勝,男,漢族,原籍山西省翼城縣西閆鎮張峪村人,現任山西臨汾企業聯合會·臨汾企業家協會會長。

博士,企業高級培訓師,山西師大兼職教授,教授級高級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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