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探討

作者簡介：陳昭啟，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南京 210046

內容提要：從1936年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得知，1920年夏毛澤東已認定自己轉變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在這種自我界定式的話語中，包含了毛澤東關於「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基本評判標準，暗含著這種標準包括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也透露出了這種標準會隨著他的具體革命實踐以及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不斷深入而產生相應的變化。

這些問題恰恰是研究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觀不可迴避的難題，需要詳加考察，並加以嚴肅闡明。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國外毛澤東學的歷史邏輯及其當代評價」(項目號：15JJD710004)的階段性成果。

在1936年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自我解剖和自我界定，他指出自己在1920年夏天從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轉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由此也產生了諸多疑問。

諸如毛澤東緣何認定自己在這一時間段轉變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關於「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討論域中理論層面與實踐層面的標準分別是什麼？這一標準形成的依據和思想淵源何在？這種評判的標準在1920年前後與1936年前後乃至毛澤東思想成熟時期有何不同？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在研究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觀過程當中不可迴避的難題。

「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討論歷史考察

回顧浩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群，我們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直接或間接地討論過「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

在這一坐標系上的每一個階段所得出的不同結論，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界定和認識。

處於這一發展譜系的毛澤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人對此問題的看法和標準的影響，尤其受列寧的結論的影響較為直接而又深遠。

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曾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這並不是說他試圖從真正意義上否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要與將馬克思主義看作教義的、教條主義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區分。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地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①易言之，真正的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視「改變世界」為己任，而不是充當「事後諸葛亮」的角色，進行純粹的理論思辨和閒暇階層的愛智活動。

當然，這一哲學宣言並不是也不可能徹底否定「解釋世界」的重大意義。

馬克思之所以突出地強調「改變世界」這一命題，其實也是為了反對當時忙碌於「解釋世界」的資產階級理論家及其理論形態。

離開從現實出發把握客觀規律以「解釋世界」這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的改變世界就成了無源之水。

要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致力於發現和總結深藏於歷史進程之潛流的客觀規律以全面而深刻地「解釋世界」，並以此為基礎，力圖通過參與活生生的現實實踐以「改變世界」。

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②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要做的不是研讀和背誦馬克思所指出過的具體結論，而是要將其中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方法加以深刻領悟並應用於具體的實踐。

不僅如此，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總結，以發展這一理論體系，使之不斷趨於完善。

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

」③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極力反對理論權威，而將他們的理論當做教義加以死記硬背、輕易套用、生硬闡發都是與他們的初衷相背離的，因為這種做法無異於將馬克思主義當做不可懷疑、不可撼動的絕對權威並試圖拿此消除其他理論存在的合法性。

在他們看來，這甚至比否定和質疑馬克思主義本身更加可怕。

明確否定和質疑馬克思主義，質疑反對者與馬克思主義者雙方近乎依照約定激戰沙場，是立場鮮明的雙方進行的顯性爭論與鬥爭，而將馬克思主義當做教條的做法其實質是表面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進行隱性鬥爭。

「馬克思主義者」們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做著踐踏馬克思主義的事情，有著極強的、隱匿的破壞力，恩格斯多次強調應杜絕這種做法。

關於「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列寧起初指出：「馬克思的天才就在於他最先從這裡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所提示的結論，並且徹底地貫徹了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階級鬥爭學說。

」④馬克思、恩格斯立場鮮明地將自己置身於無產階級隊伍一邊，並為這支新生隊伍的發展傾注了全部精力。

他們一步步揭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及其深層的經濟根源，以此激發無產者的廣泛聯合進而舉行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

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汗牛充棟的文本群中首先總結出了階級鬥爭學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首先深刻領會這一學說。

但是，後來列寧逐漸認識到僅有階級鬥爭這單一維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就會流於片面。

這種將馬克思主義僅僅看作階級鬥爭理論的做法，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強行肢解和以偏概全，是閹割和歪曲馬克思主義。

這種做法從本質上而言，仍未超出資產階級思想的套路和思維框架，因為對於階級鬥爭而言，資產階級也並不完全排斥，他們的階級地位及相應的利益最初也是通過階級鬥爭獲取的。

因此，僅從階級鬥爭的維度對馬克思主義加以框定，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理論之間的界限就會變得十分模糊。

列寧後來在《國家與革命》中補充強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⑤列寧結合俄國的具體實踐，將「何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評判標準概括為了兩個重要維度：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而且明確強調，必須是兩者兼有，而非任選其一。

當然，列寧對馬克思主義者的界定還有發展的空間。

他說：「我們並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況。

」⑥這就意味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固守和簡單占有原有的結論，而是要藉助實踐的力量，撥開層層的理論障礙和迷霧，根據新情況得出必要的新結論。

毛澤東的自我界定與對「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回答

毛澤東對「何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一問題的評判與衡量標準，在他與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所作的自我界定當中得以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體現僅僅只是在方向和邏輯指明意義上的。

毛澤東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⑦從談話內容中能夠看出，毛澤東自1920年夏天伊始便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那時的毛澤東只是極為有限地了解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內容，而遠非從整體上駕馭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回憶道，在三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影響作用下，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在《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中，只有《共產黨宣言》是在1920年夏天(8月)出版的，其他兩部著作則分別是1920年10月和1921年1月出版的。

⑧這意味著在1920年夏天，毛澤東僅讀過《共產黨宣言》以及少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所以，此時的毛澤東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從政治立場和信仰轉變意義上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認可。

自這一時段開始，他從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實用主義、社會進化論等「大雜燴」中挑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自己的知識和思想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

毛澤東曾一度認為改良派的理論比馬克思主義更為深刻，一直到1920年底，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的態度和看法才有所轉變。

他在給蔡和森、蕭子升寫的信中說：「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於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⑨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自從選擇馬克思主義之後就樹立起了從未動搖過的堅定信仰，基於此便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所以，對於1920年的毛澤東而言，評判一個人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主要看他是否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革命道路以進行救亡圖存的運動。

而此時的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把握的最重要的維度就是階級鬥爭。

他後來回憶道，在1920年前後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當中，「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⑩可見，此時的毛澤東對於「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界定是從是否認可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鬥爭理論能夠指導中國人民走出困境這一單一維度切入的。

這並不足為奇，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開始便是作為指導當前行動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運用的」(11)。

所以，毛澤東最初也是將馬克思主義看做一種救亡圖存的理論工具加以研讀並接受的。

到1936年，毛澤東對此問題的理解就更為全面、更加深刻了。

他說道，1920年夏天，他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這就明確了毛澤東判斷一個人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已經從原來的根據單一的哲學理論和政治立場維度的簡單界定，上升到了依據理論與實踐雙重標準加以考量的多維判斷。

從理論層面上看，由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有意誇大和歪曲社會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初認為社會主義是專制和暴力的代名詞。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於俄國社會主義，最難於接受的，無疑也是其最重要的東西，即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12)直到後來，歐美相繼爆發了工人運動和社會革命，持續不斷的革命浪潮沖刷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在四分五裂的國度實現和平的路徑的認識，他們逐漸擺脫了多種思潮「大雜燴」的困擾。

看到這種無可阻擋的趨勢之後，毛澤東從理論層面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時至1936年的毛澤東，已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除了在1920年前後已閱讀的三本主要著作外，他在1926年已直接或間接從別人的引述中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部分內容，并力圖用它來解釋、指導中國革命。

(13)那麼，列寧在此書中指出的界定馬克思主義者的兩條標準，也必定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判斷與界定。

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閱讀了列寧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其中下最大功夫去閱讀的是列寧的書。

(14)而到達延安之後，他又閱讀了《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列寧選集》，還閱讀了大量解讀、闡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文本。

(15)因此，此時毛澤東所謂的「理論上」界定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僅僅是政治立場層面而言，也不僅僅是簡單接受馬克思主義並樹立一種信仰，而是對其作了深刻解讀和洞察之後力圖用它解釋革命運動中的實際問題。

從實踐層面上看，毛澤東在1936年回憶時候說道，在1920年夏天，自己僅只是「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這就意味著到了1936年之後，毛澤東已意識到在1920年夏天，他在實踐層面上還存在一些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論的要素。

事實的確如此，毛澤東在這一歷史時段雖也參與了一些運動，但是這些運動大多只是出於局部利益的維護作出的策略選擇，而不是建立在對宏觀歷史情境詳加考察並發現和掌握社會歷史運行的內在機理的基礎上進行的階級鬥爭。

譬如，驅張運動雖是由救民、愛民和藉助輿論與思想的傳播以改造民眾思想的一種使命感使然，但它卻也是被迫的和自發的運動，更為重要的是它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現存社會的制度，是具有改良和空想性質的運動。

再如，到了1920年末，毛澤東仍未放棄他的自治理念，也未停止為此付諸實際行動。

「毛澤東號召湖南帶個頭，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國』。

」(16)必須看到，當時他所提出並大力倡導的「湘人自治」雖是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立場上思考問題，是自主、自覺的運動，但它首先是為了提出一種與「湘人治湘」相對的政見，而不是基於對湖南現實狀況的全面考察而提出的策略。

此時的毛澤東雖然已在政治立場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在實踐層面上馬克思主義的發揮空間還十分有限，非馬克思主義的因素仍然在左右著他的部分實踐。

當然，這些運動也從某種程度上使「聖賢救世」的理念逐漸讓位於群眾史觀，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其知識和思想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奠定了實踐基礎。

而且，恰恰也是在這一時段，他也進行了一些馬克思主義意義上實踐活動。

正如他自己所言：「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

」(17)他創辦了具有公益性質的文化書社，以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打下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組建了俄羅斯研究會，深入探討俄國式的道路，為中國的道路選擇與開闢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指導。

必須注意的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意味著他已將非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徹底清除，而是在馬克思主義這一主導思想的指引下對整個知識和思想結構的不同要素重新進行了排列組合。

1936年的自我界定，呈現出毛澤東對判斷一個人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標準。

後來又沿著這一思路加以深化，形成了自己的評判標準。

可以看出，毛澤東判斷「何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是從一維界定向多維考量轉變的。

概言之，他對這個問題的評判標準主要包括接受、運用和發展三個層面。

首先，他強調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樹立並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

這就必先接受無產階級政治立場，因為立場的選擇決定了一個人是否願意參與革命以及參與革命的決心，是樹立並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前提。

然而，在選擇和判斷階段，是否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在一念之間完成，而是經過長期的對比和分析之後最終做出抉擇；也不是純粹出於個人的理論旨趣，而是應該基於對社會變遷和歷史沉浮過程的深刻洞察基礎上對國家和民族命運進行深度關切。

從理論和實踐雙重維度加以考察能夠發現，在毛澤東那裡，接受馬克思主義首要的維度是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

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情境之下，只有接受這兩個重要維度，馬克思主義才可能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這一理論才能夠在中華民族具體實踐的灌溉之下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其次，他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運用，而不是僅僅在理論體系層面上的通曉和領會。

他說：「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

」(18)他主張在有理論和方法指導的情況下進行實踐，而不是盲目地進行從實踐到實踐的活動。

在40年代初期，毛澤東根據當時具體的歷史情境得出基本結論：階級分析方法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19)。

但是，這種理論與方法的應用不能只是為解決局部問題而採取的臨時策略，而是要將其運用於通往社會主義之路的革命運動和建設實踐。

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應用必須先將其轉化為適合中華民族的心理習慣和思維方式的話語體系加以闡述，然後再將這些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恰如其分地加以運用，使這種理論與方法真正嵌入中國的具體實踐。

再次，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實踐中生長，馬克思主義者也理應在實踐過程中成長。

他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

」(20)那麼，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這一理論。

毛澤東很早便極力反對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教條的做法，強調任何一種理論引入中國都必須與中國的民族特性相結合，而不是將其簡單地挪用和嫁接。

而且，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就強調離開實際調查的結果只能是產生機會主義或者盲動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21)可以說，深入社會現實進行實際調查，反對教條主義、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以及從理論和實踐雙重維度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需要在同一歷史情境之中同時進行。

再思「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

「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很難形成統一的認識，因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這一問題本身就極其複雜、需要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加以回答。

但是，以毛澤東的自我界定話語作為解讀與思考的「入口」並由此將問題展開，梳理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的關於「何為馬克思主義者」問題的不同回答，卻能夠大致地歸納出其中的主要評判標準。

第一，視「改變世界」為己任。

長期以來，哲學家只是從不同的視角觀察世界，並用不同的理論範式與框架「解釋世界」。

很多人試圖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對深藏於人類社會歷史過程中的本質規律加以探討，妄圖從中找出適用於整個人類社會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普遍規律所在。

可是到馬克思那裡，哲學家的任務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和拓展，不再僅僅是為「解釋世界」而努力，更應該將注意力投放到「改變世界」的實際運動當中。

為此，馬克思甚至提出要「消滅哲學」。

毋庸置疑，他並不是要真正消滅哲學，而是倡導將那種抽象的、游離於現實生活之上的哲學從人類社會中驅逐出去。

易言之，馬克思要消滅的是以往哲學的那種存在方式，而不是消滅哲學本身，因為哲學本身不可能也無需被消滅。

他的要旨在於立志成為「改變世界」的哲學家，且倡導人們做「改變世界」的、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

所以，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有正確的科學規劃，視「改變世界」為己任。

在毛澤東那裡，「改變世界」的命題得以深化和具體化。

他在《實踐論》中曾明確地指出，「改造世界」理應「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聯繫。

」(22)在這裡，他將馬克思主義者要改變的世界分為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兩個方面。

當然，這兩個世界並不是絕對對立和完全分離的，而是相互滲透、互為基礎與前提的。

在改變客觀世界的實踐運動過程中，拓寬實踐域的同時也深化了主體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也就從本質意義上改變了主體的主觀世界，而主觀世界的改變則又為進一步改變客觀世界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第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

習近平強調：「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

」(23)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掌握和運用，對於解決問題和堅定理想信念而言則是至關重要的。

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是否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疑地只是借用了寶貴的方法。

」(24)也就是說，判斷一個人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看他熟知或背誦了多少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而是看他能否從方法論意義上掌握馬克思主義。

那麼，就必須回答「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方法，歸根結底是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方法。

具體而言，包括矛盾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歸納與演繹的方法，以及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等。

可是，馬克思主義有著突出的實踐性。

所以，是否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也不可能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只有在致力於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實踐中加以考察，方能知曉一個人是否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此外，馬克思主義還有著突出的革命性，這一方面體現為它作為革命運動的指導理論，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它的批判精神。

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既是對錯誤思想的尖銳批判，也是指內在地自我批判。

所以，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必須藉助理論本身內在的批判力量驅散已有具體結論和僵化的理論框架所構成的理論迷霧與重重障礙，深刻洞見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真諦，避免因固守具體結論而導致作繭自縛。

第三，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實際問題。

馬克思主義最初涉足四分五裂、危機四伏的中國，並不立即被有識之士接受和採納，只有當十月革命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方才驚醒「夢中人」。

然而，馬克思主義一旦被接受，便被當做一種能夠為中華民族指明道路和方向並能為這一道路的實現提供具體路徑的理論。

質言之，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出於理論興趣前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之後便接受了它，而是基於現實需求嘗試了多種理論與思潮皆以失敗告終之後不得不作出的選擇，是在歷史與現實線索制約中艱難地作出的選擇。

毛澤東強調：「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

」(25)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前提，自然是精通馬克思主義，這就需要深入探究人類歷史進程的潛流涌動，睿智而深刻地洞見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獨特內核。

但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止步於此，而是要從活生生的現實出發對未來作出預測、展望與規劃，並為這種願景和目標提供具體的實現方案，使馬克思主義在這種理論前瞻性中持續不斷地獲得強大生命力，這就需要對具體情況作出具體分析。

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26)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參與到這種理論的實際運用過程當中的每一個環節並對其作出科學合理的分析。

第四，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只有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更好地被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實踐中，與時代發展變化的步伐保持一致。

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分析和解決新問題的實踐過程，又為馬克思主義生髮新的具體理論觀點提供了新的實踐基礎和歷史資源。

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性從歸根結底意義上說是由於人類社會永不停息地發生著深刻變化決定的。

僅僅套用馬克思主義原有的結論，拿具體結論去「強抱」實踐的做法，實質上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教條主義。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縱使有內容和形式的深刻變化，卻也無法抹去它自身的內在連續性，只不過這種內在連續性通常以一種隱性邏輯結構的形式深嵌於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話語體系中。

這裡所說的豐富與發展體現為內容和形式上的深刻變革，卻不是巴迪歐所指出的那種對馬克思主義內在連續性的否定。

馬克思主義從基本理論體系開創伊始到蘇聯的實踐論證與發展，再到中國共產黨人豐富與發展，始終存在著一條內在的邏輯中軸和歷史線索——方法論的繼承和延續，使馬克思主義在不同國度、不同歷史境遇、不同時代所賦予的多樣性形式和內容背後隱藏著由歷史連續性本身所規定的理論連續性。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將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隨意拼貼和強行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並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籤，而是要以方法論意義上的繼承和內在的科學邏輯連續性為基礎。

來源：《學海》2016年第4期

注釋：

①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頁。

②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A)，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6頁。

③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4頁。

④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頁。

⑤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頁。

⑥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頁。

⑦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147頁。

⑧金韌、李堅：《關於青年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兩個問題》，《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73頁。

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頁。

(11)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08年，第151頁。

(12)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的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11頁。

(13)(14)(15)龔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2010年，第27、29、31-32頁。

(1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67頁。

(17)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147頁。

(1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7頁。

(1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9頁。

(20)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頁。

(21)(2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296頁。

(23)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4頁。

(24)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3頁。

(2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頁。

(26)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頁。